面对两难的陈为人

陈为人

小群画了赵瑜，接着就画陈为人，今年他将满70岁。

陈为人是山西作家，而且是以写山西作家传记见长的作家。当代山西文坛，有三次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第一次史称“山药蛋派”，主要人物是赵树理和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等，都已去世。第二次叫“晋军崛起”，是指1980年代中期山西一批青年作家蜚声全国。其中一部分是本土作家，一部分是在山西下乡的北京知青作家。第三次尚未命名，势头不算大，指近年几位退休的山西作家，写出了让人刮目相看的作品。第二次和第三次人员重迭，可以说是一拨人，只是在文坛活跃的时间有先有后，有的雏凤清于老凤声，有的庾信文章老更成。陈为人属于后者。他完成《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时，已经54岁。此书面世十几年来，中国还没有出现份量更重的作家传记。

《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杀青之后，陈为人又写了十几本山西当代作家传记。大约十年光景，他每天早上三点起床，写到天亮，笔耕不辍，完成了一部又一部书稿。起初因为知名度原因，他的书稿在各个出版社之间屡遭碰壁。直到2011年，写赵树理的《插错搭子的一张牌》和《马烽无刺》终于出版，局面才改观。接着，山西人民出版社同意将他十部山西作家传记片段，结集为《山西文坛的十张脸谱》，他约我作序。我在序中写到：
　　我推重陈为人的作家传记，不仅因为他是老朋友，我亲眼目睹他在这条路上艰苦跋涉，一路走来。更因为我一直关注国内的史传写作和当代文学研究。在这两个领域横向比较，陈为人都可称独树一帜的高手。尤其与时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相比，他就更显棋高一着。从该书评说的十位作家，不难看出他的鲜明特色。
　　其一是他审视作家的重点在人本而不在文本。他关注的重点是作家的人格、命运、操守、个性，是作家所处的政治环境、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是作品背后的故事，而不是阐释作品本身，更不是用学院派的方法，依据某种理论概念对作品进行分析和归纳。这样写作家，关心当代文学的人们可以看，不关心文学的读者也可以看，从中得到知人论世的乐趣。因为作家也是人，也和我们在同一时代背景中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和我们相通。读他们的人生，也是读我们自己的人生。
　　其二，书中讲述的十位作家，除了赵树理去世较早，其他都是作者的师长、熟人、朋友、同事。他写这些人，有直观的感受，有他与对象的直接沟通和互动。写熟人，他不是一味溢美，而是力求把握真实的分寸。古人云：“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溢其恶。”其实做起来很不容易。赵树理、马烽、孙谦、胡正、钟道新等人已经去世，身后对他们言说还好办一些。其他几位李国涛、田东照、周宗奇、韩石山、潞潞都健在，写他们如同近距离的灵魂搏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虽然不能说每一次搏斗都能达到灵魂毕现，但毕竟有的篇什达到了这种深度。
　　其三，他走进作家心灵的途径，主要不是通过已有的出版物、印刷品，而是采用口述史学的方法，尽可能采访作家本人和知情人。口述采访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增加传记的生动性，更重要的是，本身就是独家的新鲜史料，大大提升了传记的史学价值。这种研究文学家和文学史的路径选择，当然不是陈为人的独创，在他前后，李辉、陈徒手、徐庆全等学者都有成功的实践。他们研究当代文坛的著作经常被其他文学研究者所引用，我相信陈为人的传记也有这种价值。
　　与这几位学者相比，陈为人还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就是他有担任作协官员的经历。陈为人当过一任山西省作协秘书长。这是一个处于省级作协机关权力枢纽的位置。这使他对文坛的官场游戏规则、文艺体制的微妙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有更直观的感受，几多苦闷、几多踌躇、几多无奈、几多虚荣，是酸、是甜、是苦、是辣，他都见识过，品尝过。更多的文坛官员，沉浸在其中，陶醉在其中，自得其乐，久而久之，本身也成了官场文化的一部分。而陈为人志不在此。他从官场退休以后，同时在精神上跳将出来。他以人类古今中外的文明为参照，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反思自己的经历和周围的世象，透视当代中国文学和权力之间五光十色的冲突和纠结，这就使他笔下的作家有了一种厚重的命运感。经历给予他的这种优势也算得天独厚。
   我当时预祝他写出分量更重的大作。

此后数年，陈为人走上出书的快车道。周宗奇和胡正的传记在海峡对岸全文付梓，韩石山的传记在《中国作家》刊出，《特立独行话赵瑜》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赵瑜

加上其他题材的书，他迄今已经出书二十几本，受到不少称赞。但我知道，他其实陷入了两难：最想出的书，在内陆仍然出不了；未必代表他水平的书，出版机构一股劲约他写，甚至许以重酬，预付定金。这种尴尬，周宗奇在陈为人作品研讨会上曾有分析：

周宗奇

《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是为人先生重返文坛的第一部大作，真是一本好书！由于中国特色的原因，读者圈很小，尤其那个全本好多人没看过。我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从题材学这个角度讲，“唐传”涉及到一个非常好的题材，我给他起了八个字，就是“作家体制，体制作家”。这个题材放大一点，就是我们新中国的“文化体制，体制文化”。我说这部书具有开拓性和里程碑式意义，正是从这一点说起。“唐传”这部书，就是为人先生以文学之笔，以纪实手法，对我们这个“作家体制、体制作家”所做的一个活体切片，制作出的一个活标本。唐达成先生的家庭背景，他的学养经历，他中青年时期的政治挫折，他后来在我们体制高层获得的那个特殊坐标点，非常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可揭示性。为人先生紧紧抓住这么个典型，天上掉下个唐达成，就在他身边，通过自己的天赋才能，一气呵成了厚重无比的“唐传”。为了写成这本书，他也确实下了大功夫，全国各地的访问奔波，艰苦细致的调查记录，提纲、初稿的反复论证……最后成功是必然的。我当时看到这部书很震惊，心里着实赞叹呀，我这个兄弟真厉害啊！重出江湖，第一炮就打得这么响。

紧接着，为人先生又推出“山西作家群”十几本传记，还是紧紧咬住“作家体制、体制作家”这个重大题材，这个黄金矿脉不放松。老作家写了好几个，马烽、赵树理和胡正，中青年作家写的更多。这一批鲜活的体制新标本，填补和刷新了“唐传”的意蕴，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为人先生给我讲过惊心动魄的一幕，他说他写成了“胡正传”，请胡正先生先看一看。胡正先生一看，大吃一惊：怎么能把我写成这个样子？我是党员作家呀，我怎么就变成了自由化呀？陈为人有个好处，全部采访都有录音，他拿出来一放，胡老师不说话了。在我们这个体制的矿脉上，各种各类的作家多了。既然在山西作家群反响这么大，除了胡正老先生的惊恐外，还有当面指斥为人先生的，还有气极败坏而诉诸非文学手段报复的。我就想，这不就充分反证了为人先生书写“作家体制、体制作家”，是多么的切题，多么的有价值吗？我猜想下一步，为人先生可能还要更上层楼，走出娘子关，放眼全国文坛，沿着黄金矿脉深挖下去，创建更具价值的新标本。我想用厨师来打比，这是走向国手级厨师的一条黄金路陉啊！结果等着等着没动静了，没见人上来，连楼梯都没响，我这位老朋友哪去了？原来，他莫名其妙地转身了，国手级厨师不做，突然开起了快餐店。没有了田野调查，没有了实地采访，没有了面对面的交流和碰撞，没有了对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占有、比较和精选，基本上变成了一种书斋写作，单凭灵光一闪、书面知识和网络知识来加工各式“快餐食品”。我曾夸过为人先生是“拼命三郎石秀”，可我总是碍于情面，未能克尽友道，全吐心声，把另一种不好的感觉说出来。今天，我不能再有违友道了，我要借此研讨平台大声说：老朋友，我觉得你的创作方向偏了。我的感觉无论对错，但一定要说出来。一个作家固然要先生存，再创作，写点应时的、应景的、应情的作品在所难免，也无可厚非。但是，他一定得有自己的宏观人文把控，得有一定的思想“咬定”功夫，得有自己百折不屈的使命感，实在需要牺牲当代名、现世利时，就要毫不游移地冲上去。混世也是一生，何不赴汤蹈火！为人先生，你已经证明自己能写，而且特别能写；现在，是证明自己还能写得更深刻，更有士君子气派的时候了。

作为诤友，周宗奇其辞严，其心切。对于这番尖锐批评，陈为人表示诚恳接受，当即用微信转发给我。我能体会他内心的苦闷，我们都无法选择身处的环境。我想，面对两难困境，为人兄会有自己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