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中央博物馆藏高丽遗址出土中国瓷器
2015-06-24 16:32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以下简称“中央博物馆”)收藏的高丽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虽然大部分是日本侵略时期的原高丽首都开城地区高丽古坟出土的盗掘品,尽管遗址的性质未定以及纪年资料不足,但其对于研究中国瓷器以及韩中陶瓷交流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对中央博物馆收藏的高丽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收藏经过进行调查,然后对这些瓷器进行分类,通过与纪年资料的比较进行分期,按照不同的分期对流入高丽的中国瓷器进行阐释。
一收藏经过
1909年11月,昌庆宫向公众开放,成为韩国历史上最初的近代博物馆,主要展示在王室的支持下收集的瓷器、佛教工艺品、绘画等文物。1910年日本占领韩国后,昌庆宫博物馆改名为“李王家博物馆”。
在1912年发行的《李王家博物馆收藏品写真帖》中收录了当时李王职次官小宫三保松的文章,提及了有关李王家博物馆的收藏过程:“博物馆的事业由末松熊彦和下郡山负责,他们大量购买了发掘出土的高丽瓷器、高丽金银器,以及各种朝鲜艺术品,其中包括绘画、佛像等。”1908年至1912年11月25日,共收集瓷器、佛像、绘画等文物12203件。此外,小宫三保松还在《李王家美术馆要览》中记述了当时文物的购入过程:“此时正值京城大量买卖高丽时期墓地出土的瓷器、金属品、玉石类物品,这些物品反映了高丽的灿烂文化。以此为契机,致力于进口三国时代、新罗统一时代的雕像,以及朝鲜时期的绘画、工艺品等。”根据多处记录可知,这些艺术品是从开城等地的古坟中被盗掘出来并在市场上流通的。
有关资料记载,高宗初次参观李王家博物馆的藏品时,看到了高丽时期的青瓷,问道:“此为何国的瓷器?”当时负责介绍的统监伊藤博文答道:“此为朝鲜的高丽时期的瓷器。”高宗闻曰:“我国无此类瓷器。”由此可知,在当时收藏的瓷器中,除高丽瓷器外还有其他物品。在《李王家博物馆收藏品写真帖》中,高丽瓷器分为白瓷、青瓷、绘高丽、三岛手、天目釉(黑釉)、柿釉(酱釉)、交趾釉(绿釉)、练上手(绞胎釉)、杂釉、素烧等,但都被认为是高丽时期的瓷器。书中虽提及部分瓷器是从中国流传来的,但将大部分中国瓷器误认为是高丽瓷器,由此可知当时对中国瓷器的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
从有关出土地的记录可知,大部分文物出土于京畿道开城附近的高丽时期古坟,另有全南、忠北、黄海道海州附近等。此外,没有出土地记录的文物有200余件,从购入的时期和当时的情况看,出土于开城一带的可能性较大。
二瓷器的类型与特征
中央博物馆收藏的高丽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按釉的种类可分为青釉、青釉褐彩、白釉、白地黑花、黑釉、酱釉、绞胎釉、绿釉、孔雀蓝釉等,按器形可分为碗、盘、盏、杯、壶、瓶、注子、枕、唾壶、香炉、盏托、雕塑等。
(一)青瓷器：青瓷器有90余件,其中耀州窑青瓷器占绝大多数,其次是越窑青瓷器,另有龙泉窑、福建一带烧成的青瓷器等。
1.耀州窑青瓷器
耀州窑青瓷器有60余件,其中碗最多,其次为盘、盏等。
北宋早期和中期耀州窑青瓷器的最大特点是划花和刻花,划花的痕迹较浅,纹样细腻;浮雕式刻花是将纹样以外的空白部分去掉,有立体感。运用浮雕式刻花技法的青瓷多为北宋早期的产品。有2件运用浮雕式刻花技法制作的罐:青瓷缠枝菊花纹罐(图一)为短颈,圆腹,圈足,腹部有浮雕式刻花的菊花纹;青瓷牡丹纹罐(图二)腹部的牡丹纹以浮雕式刻花装饰,雕刻的深度较上述青瓷缠枝菊花纹罐浅。这与静志寺塔塔基出土的刻花莲瓣龟心碗外壁雕刻的莲瓣纹相似,可知是耀州窑早期的装饰技法。浮雕式刻花同样模仿五代越窑的装饰技法,与浙江鄞县窑址出土的刻花蕉叶纹罐的刻花装饰相似。
在耀州窑青瓷器中以刻花技法装饰的碗为主。青瓷碗(图三)为侈口,直腹,小圈足,外壁刻有《道情》诗文和菊花瓣纹。这种刻花是继浮雕式刻花技法之后出现的,是北宋中期耀州窑青瓷的主要装饰技法。印花技法出现于北宋中期,但在北宋晚期最兴盛,主要装饰在碗、盘、盏的内部。例如北宋晚期的青瓷缠枝菊花纹盏(图四),口外翻,圆腹,小圈足,内壁印有缠枝菊花纹。与此类似的有熙宁十年(1077年)谢文诣墓出土的印花碗,这种碗多为侈口、弧腹、小圈足。
中央博物馆收藏的耀州窑青瓷器的年代为北宋早期至晚期,其中早期的为数较少,中期和晚期的为多。当时对耀州窑青瓷器的需求以碗为主,其次是盘、盏等。
2.越窑青瓷器越窑青瓷器有10余件,其中青瓷葫芦形注子(图五、六)的腹部分为6格,分别饰以演奏钵、笛子、琵琶的人物和飞天、凤凰等,与杭州市五代天福七年(942年)钱元墓出土的注子相比,底部形态和腹部纹样相似,因此推测二者的年代相近。青瓷莲瓣纹盖碗(图七)的盖和外腹部装饰富有立体感的莲瓣纹,从外底的耐火土泥点看,其时代为五代末至北宋初期,是珍贵的越窑青瓷器。
青瓷缠枝莲花纹唾壶(图八)以北宋早期越窑的划花技法装饰而成,外壁饰有凸起的两层浮雕莲瓣纹,口部饰有细腻的划花缠枝莲花纹,外底有垫圈痕迹并刻有“大”字。此时期划花技法的代表器物有韩佚墓出土的越窑划花人物纹注子和陈国公主墓出土的划花缠枝菊花纹盘等。中央博物馆收藏的越窑青瓷器较少,主要是五代和北宋初期的产品,且以注子、唾壶等为主。
{二}白瓷器：白瓷器有100余件,其中定窑白瓷器有80余件,磁州窑白瓷器有20余件,另有少量山西、福建、广东生产的白瓷器。
1.定窑白瓷器：定窑白瓷器有碗、盘、瓶、罐、盖碗等。白瓷折腹盘(图九、十)有宽芒口,内壁和内底刻花装饰莲池萱草鸭戏纹,除口沿外通体施釉,釉色为灰黄色。白瓷盘(图一一～一三)的芒口留有金边痕迹,卧足,内底有“饮”、“酒”、“长”、“生”4字,字间绘有蝴蝶纹。与北京先农坛金墓出土的定窑白瓷刻花萱草纹折沿盘的形制相似。此外,在大同云大正隆四年(1159年)墓中发现了花口盘。白瓷菊瓣纹碗(图一四)的口沿外翻,芒口较窄,小圈足,内壁刻有菊瓣纹,内底有“X”标记,釉色呈浅黄色,具有北宋后期至金代初期的风格。白瓷莲瓣纹盏托(图一五)附有盏台,花口,盏台饰有莲瓣纹,高脚上有4个如意形孔,是北宋中后期流行的器形。白瓷盒(图一六)呈苹果状,有盖,平底,形制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的桃形盒相似。
白瓷莲瓣纹罐(图一七)有盖,圈足,肩部和腹部刻有莲瓣纹,至道元年(995年)净众院塔塔基出土的罐与其类似,盖顶部与开泰二年(1013年)顺义净光舍利塔基出土的莲瓣纹盖罐相似。在中央博物馆收藏的定窑白瓷器中,北宋早期和中期瓷器的数量虽然较少,但以质量上乘的罐、瓶、盒、盏托等为主,而北宋后期至金代的定窑白瓷器则以盘、碗、盏等日常生活用器为主。
2.磁州窑白瓷器：磁州窑白瓷器有香炉、瓶、罐、碗、盏、杯、盆等。与白瓷瓜棱罐(图一八)类似的器物出土于至和三年(1056年)胡进墓。白瓷盆(图一九、二O)与日本和泉市久保纪念美术馆收藏的宣和二年(1120年)款白瓷盆的造型相似,外底有墨书文字。此外,还有白瓷红绿彩盏(图二一、二二),有纪年。明昌七年(1196年)董氏墓出土有红绿彩芦雁纹盘,泰和二年(1202年)崔仙奴墓出土有红绿彩卧童枕等。通过上述纪年资料可知,红绿彩瓷器是金至元代的产品。
(三)景德镇窑青白瓷器：
景德镇窑青白瓷器有300余件,有碗、盘、碟、盒、注子、瓶、枕、壶、注碗、香炉、唾壶、盏托等,其中盒的数量最多。
青白瓷花形盒(图二三、二四)的上面印有草花纹,底部有“蓝寅窑”铭,与政和元年(1111年)施氏墓出土的“汪家记正”铭盒类似。
青白瓷莲瓣纹碗(图二七)的外壁刻有莲瓣纹,圈足,与义县清河门辽墓出土的碗类似。青白瓷划花菊纹碗(图二五、二六)为斜直腹,小圈足,与江西省博物馆藏南宋淳四年(1244年)铭划花双婴戏水纹碗的造型、釉色等相近。与青白瓷葵花形盘(图二八)类似的盘出土于元祐七年(1092年)张之纥墓。
青白瓷鱼波纹盘(图二九)为芒口,浅腹,平底,口沿下饰雷纹,内底印海水鱼纹。
青白瓷瓜形注子(图三0)为短颈,圆腹,平底,元祐七年(1092年)张之纥墓出土了与此类似的注子。青白瓷狮形纽盖注子(图三一)的盖上有狮子形纽,与安徽宿松元二年(1087年)吴正臣墓出土的注子相似。
青白瓷镂空龙纹注子(图三二)较罕见,短颈,圆腹,圈足,肩部饰有如意头纹和莲瓣纹,腹部饰有镂空的云纹和龙纹。
青白瓷喇叭形瓶(图三三)为喇叭口,瓜棱形长腹,莲瓣形底,与此类似的瓶出土于河北易县辽天庆五年(1115年)觉寺塔塔基。
青白瓷釉里红瓶(图三四)的瓶体下部隆起,为元代的特点,新安海底沉船出土的釉里红双叶纹盘已使用了釉里红技法,但此瓶的青白釉色泽和青花技法以及尚不成熟的釉里红技法说明其可能比1320年要早。
(四)白地黑花瓷器与白地剔花瓷器：白地黑花瓷器和白地剔花瓷器共有30余件。白地黑花瓷器有碗、盘、瓶等。白地黑花瓶(图三五)的麦穗纹为白地黑花的初期形态,此纹样在北宋前期已出现。白地黑花流行于北宋后期至金代。
磁州窑白地剔花瓶(图三六)的时代被推定为北宋。在白地黑花瓷器和白地剔花瓷器中,除磁州窑的产品外,还有磁州窑类型的产品。白地黑花盘(图三七、三八)是河南禹县扒村窑的产品,其时代被推定为北宋。此外,还有山西一带生产的白地黑花树叶纹瓶(图三九)和白地剔花牡丹纹碗(图四十、四一),前者的黑花树叶纹和底部的双横线具有金代以后的风格,后者的时代为北宋末至金代,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收藏有与之类似的器物。
(五)黑釉瓷器：黑釉瓷器有120余件,主要是磁州窑、定窑、建窑、吉州窑的产品,以碗和盏为多。
1.磁州窑黑釉瓷器：黑釉酱彩纹碗(图四二、四三)被推定为北宋末至金代的器物,图四三内底的涩圈是流行于金代北方地区的制作工艺。黑釉四耳瓶(图四四)的时代被推定为元代。
河南、山西、山东等地也生产磁州窑类型的黑釉瓷器,河南生产的黑釉瓷器被称为“河南天目”,器类有瓶、注子、碗、盒等。黑釉酱彩双耳罐(图四五)、黑釉酱彩盘口瓶(图四六)、黑釉酱彩碗(图四八)受吉州窑的影响,其年代应为北宋至金代。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黑釉瓷器与黑釉酱彩盘口瓶类似,印有宣和元年(1119年)款识。黑釉凸线纹注子(图四七)为河南天目中的独特类型。黑釉瓷器主要是河南鲁山窑、登封窑、鹤壁集窑等的产品,时代大约为金代。
2.定窑黑釉瓷器：定窑黑釉碗(图四九)为敞口,直腹,圈足,用金彩装饰口沿边,内壁有扇形草花纹,中间绘两只蝴蝶,其年代被推定为北宋中晚期。
3.建窑黑釉瓷器：建窑黑釉束口盏(图五O)的釉色为紫褐色,外壁和内壁饰有兔毫纹,庆元元年(1195年)张同之墓出土的建窑黑釉盏与其相似。用银彩在内壁装饰花纹,花瓣里有“寿”、“山”、“福”、“海”字样的黑釉盏(图五一、五二)被称为“银兔毫”,这种黑釉盏是建窑附近的武夷山遇林亭窑生产的。中央博物馆收藏的建窑黑釉盏多数是南宋时期的产品。
4.吉州窑黑釉瓷器：黑釉玳瑁纹碗(图五三)是典型的吉州窑产品,黑釉剪纸纹碗(图五四)在永和镇窑址也出土有与其类似的瓷器,另有黑釉注子(图五五)等,这些吉州窑瓷器的生产时间大致为北宋末至南宋时期。
(六)酱釉瓷器：酱釉瓷器有20余件。定窑生产的酱釉碗(图五六)为敞口,直腹,圈足,口沿下用金彩或银彩绘缠枝纹,内壁有缠枝菊花纹的痕迹。另一件酱釉碗(图五七、五八)的内壁有用金彩或银彩绘的牡丹纹的痕迹,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有与其类似的内壁用金彩绘牡丹纹的碗。另外,酱釉盏托(图五九)的盏台与盏相连,除足的接地面外均施釉。
河南当阳峪窑也生产酱釉瓷器,有碗、盏、盒、唾壶等。酱釉碗(图六十)为敞口,直腹,圈足,是当阳峪窑的典型器物。
(七)其他瓷器：
中央博物馆收藏有几件当阳峪窑生产的绞胎釉瓷器。在朝鲜半岛发现的绞胎釉瓷器有碗(图六一)、钵(图六二),大部分是北宋中晚期的器物。
中央博物馆收藏的孔雀蓝釉罐(图六三)较罕见,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马令夫妇墓[36]出土有孔雀蓝釉长颈瓶,与孔雀蓝釉罐的风格类似的有大同大定三十年(1190年)阎德源墓出土的孔雀蓝釉瓶。
三高丽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分期
除高丽首都开城一带外,其他地区也都大量发现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瓷器。据统计:景德镇窑青白瓷最多,其次是定窑白瓷、耀州窑和越窑青瓷、建窑黑瓷、磁州窑白地黑花及酱釉瓷等,而且其数量也与高丽开城一带遗迹中发现的中国瓷器极为近似。
上述高丽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根据其种类和增减情况,以及通过与有纪年的中国遗址出土的遗物进行比较,基本上可以分为四期。并且,随着各时期的高丽与中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这些不同时期的瓷器也呈现各自不同的特点。
(一)第一期(高丽建国的918年至11世纪前期)
此期相当于中国的五代、北宋时期。出土了包括越窑、定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的精巧的罐、唾壶、注子、碗等。
在朝鲜半岛发现的这个时期的中国瓷器,虽然数量少,但是等级高。尤其是越窑青瓷和定窑白瓷,即使在中国也是只有王室或地位高的官僚才能使用的最高级瓷器。例如,开城定宗(946～949年)安陵出土的越窑青瓷盏托、花形碗、花形盘,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高丽遗址出土的五代越窑青瓷瓜形注子和囊形注子,五代末至北宋早期越窑青瓷人物形注子,北宋早期的越窑青瓷莲瓣纹唾壶和莲瓣纹盖碗等,这些瓷器的水平仅次于浙江临安玲珑镇五代天福四年(939年)钱元王后马氏康陵出土的越窑青瓷盏托、注子、盒、碗,以及杭州市玉皇山五代天福七年(942年)钱元墓出土的越窑青瓷碗、注子等。并且,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定窑白瓷果形盒,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的定窑白瓷桃形盒类似,定窑白瓷莲瓣纹罐与至道元年(995年)净众院塔的塔基出土的定窑白瓷莲瓣纹罐类似,这些在当时的中国也是寺院塔基里使用的高级品。另外,在弥勒寺遗址中还出土了刻有“官”字款的定窑白瓷碗(图六四),这也是当时最上品的瓷器。
(二)第二期(11世纪中期至12世纪前期)这一时期相当于北宋中晚期。在高丽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中,这一时期的约占50%,尤以高丽首都开城一带的高丽古坟出土数量最多。包括中国北方的耀州窑青瓷,定窑白瓷、黑釉瓷、酱釉瓷和绿釉瓷,磁州窑白地剔花和白地黑花瓷,南方的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建窑黑釉瓷和吉州窑黑釉瓷等,几乎没有越窑瓷器。其中在开城市板门郡仙迹里的文宗(1046～1083年)景陵发现的4个磁州窑白地剔花瓷片是有纪年资料。
（三)第三期(12世纪中期至13世纪后期)此期相当于中国的南宋与金代。在高丽遗址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中国瓷器,大约占总数的30%。其中包括南宋的景德镇窑青白瓷、建窑黑釉瓷和吉州窑黑釉瓷,金代的磁州窑白地黑花瓷、河南黑釉瓷和定窑白瓷等。
(四)第四期(13世纪末至14世纪末)
这一时期与中国的元及明初相当。朝鲜半岛出土的这个时期的中国瓷器不是很多。现已发现的有北方的河北磁州窑黑釉瓷和白地黑花瓷,以及南方的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窑釉里红瓶等。其中最多的是磁州窑白地黑花四耳瓶。这种瓶是元明时期制作的装酒的瓶子,腹部的纹样简略,刻有“清山绿水”等文字,在中国北方很常见。此外中国金元时期流行的红绿彩碗和主要在元代流行的孔雀蓝釉罐等也有发现。
四小结
高丽时期(918～1392年),中国历五代、宋、元、明各期,中国瓷器通过政治或经济等多种途径流入了朝鲜半岛。上文将高丽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分为四个时期,各个时期瓷器数量的消长和品种的变化,都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期的特点是数量少,但是等级高。同样品质的瓷器,在中国本土也是出现在王陵或高官的墓中,也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才能使用的瓷器。这些瓷器这么珍贵,说明当时它们是通过也只能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流入朝鲜半岛的。高丽918年立国,932年遣使如后唐,自此,双方使节往来频繁,这些瓷器就是当时使节往来的见证。
第二期的特点是数量多,品种丰富。这个时期契丹建立了辽,数次攻打北宋和高丽,形成了复杂的政治环境。高丽与北宋三次断交,政治关系逐渐疏远。且由于与契丹的频繁战争,宋朝发生了经济危机,其内部出现了与高丽交流弊大于利的舆论。苏轼于元祐四年(1089年)递交了有关高丽进奉的上书,报告说:由于使节的往来,经济上遭受的损失很大。宋商人利用这个缝隙,向高丽朝廷私自进贡,形成了另一种形态的贸易。
北宋中期以后,北宋全国各地的丰富的瓷器大量地流入了高丽。这一时期除第一期流行的越窑瓷器几乎销声匿迹外,仍常见耀州窑青瓷,定窑除白瓷外,更增加了酱釉瓷、黑釉瓷和绿釉瓷,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和白地剔花瓷盛行,第一期未见的南方窑口的景德镇窑青白瓷更是后来居上,建窑黑釉瓷和吉州窑黑釉瓷等也大量流入高丽,体现出民间交流的活跃态势。这当然也与中国国内此一时期的上述窑口均进入全盛时期,产品量大质优,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而且需要更大的国外市场有关。
宋，景德镇窑,高11.8cm。
第三期数量较上期有所减少,釉色品种仍很丰富,中国南方窑口产品的地位更突出,但釉色品种中青瓷缺失。在这个时期,金和南宋南北对峙,中国瓷器通过政治或商业途径流入了高丽。高丽与南宋的政治交流虽然不多,但商人之间的往来一直得以持续。据《高丽史》记载:南宋时期有1897名商人、36次来访高丽,最多的一次是毅宗二年(1147年)的330人。此外还有毅宗十七年(1163年)在金银盒里装上香来访的记录等。而且海上贸易繁荣,根据《历代高僧碑文》记载:礼成江碧澜渡、武州、罗州、康州、全州、丰州等都是高丽的主要交易港,供宋使臣和宋商等进出港使用。所以这时朝鲜半岛出土的南方的景德镇窑青白瓷和建窑黑釉瓷量多质优,最为突出。在北方,中原的窑场几乎全部衰退,河北磁州窑体现庶民风情的白瓷、白地黑花瓷、黑釉瓷和红绿彩瓷等风行,影响到了周围的窑场,形成了庞大的磁州窑类型的瓷器群。这样的中国瓷器生产体系也反映在高丽人的消费倾向上。尤其从北宋期至第三期结束,流入高丽的中国瓷器在数量和种类等各方面都达到了极致。而青瓷的缺失当与朝鲜半岛本土高丽青瓷的兴盛有关。
第四期数量少。13世纪后半,高丽元宗(1259～1274年)向元请和,高丽进入了元的势力范围。从忠烈王(1275～1308年)开始,迎娶元朝的公主为王妃,高丽与元朝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维持了紧密的关系。14世纪起,高丽跟元朝的友好关系更加密切了。这一时期,高丽出现了优秀的瓷器文化,因此流入的中国瓷器较少。
通过对比流入高丽的中国瓷器在数量上的增减,以及偏好的器种倾向的变化等,我们可以推断当时的文化倾向。
第一,在高丽遗迹发现的中国瓷器中,景德镇窑青白瓷占50%以上的原因是:青白瓷是当时高丽尚无法生产的新品种。而当时高丽青瓷的制造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因此没有必要再从宋进口青瓷。
第二,在高丽遗址发现的中国瓷器中,第二、第三期的瓷器比较集中,这是因为当时高丽和宋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政治交流,且民间交流活跃。
第三,高丽时期流行的中国瓷器主要包括碗、盏、注子、盒等。碗、盏,尤其是建窑和吉州窑的黑釉盏,都可以认为是受到了中国流行的茶文化的影响。而在景德镇窑青白瓷器中,香炉和盒占了很大比重,这应该是受到了高丽时期流行的焚香文化的影响。据北宋末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高丽李奎报(1168～1241年)的《东国李相国集》、李齐贤(1287～1367年)的《益斋乱藁》和《栎翁稗说》等文献记载,在高丽的寺院或士大夫的生活中,烧香是非常流行的活动。此外,在追崇李白、杜甫等唐朝文人的高丽贵族士大夫中,在推崇酒文化的同时,也偏爱使用中国瓷器。总而言之,高丽遗址中发现的中国瓷器反映了当时高丽人的喝茶、饮酒、焚香文化。
注：三岛手是指粉青沙器,这种瓷器处于高丽青瓷和朝鲜白瓷的中间发展阶段,是韩国特有的瓷器品种。它出现于高丽镶嵌青瓷开始衰退的14世纪后期,在朝鲜王朝的世宗年(1419～1450年)得到了巨大发展,显示了朝鲜陶瓷工艺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