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四十年前的同学相聚 / 四六文摘

（从前没有毕业合影。四十年后合影。）

四十年的光阴，是长还是短？

四十年前，是1976年。那一年，我15实岁，我的同学大多比我大两岁。四十年后，女同学都已退休，男同学还有几年也都退休了。

我上学比较早，是在福山乡下上的小学和初中。小学，从福山中心小学，到田山小学，又到福山市镇小学。初中，是福山中学。上中学时，只有十二岁。1974年初中毕业，后来就到常熟城里去上高中了。

说起从前，在常熟乡下，对常熟城里的向往，那真是一种景仰，大约如同北京周边人对首都的景仰。去常熟城里读书，是一件多么欣慰多么快乐的事！

到城里上学，就到了江苏省常熟中学。我进的是高一7班。

我们班主任是徐振达老师，那时三十岁左右，长得帅气，教体育的。语文老师是潘育顺老师，瞧，潘老师名字就起得好，是“育人”的，而且育人很“顺利”，教学一流；潘老师长得美，会穿碎花的确凉衬衫，那时“的确凉”布是刚起的时尚，我觉得那美衬衫衬得老师格外优雅。数学老师是浦老师，一个白发的宽厚老者，一直笑哈哈的。

我到了高一7班，因为讲惯乡下土话，与城里话有稍许差别，又因没有熟悉的同学，所以，有点害羞和自卑，不太合群。当时长得有点高，跟也有点高的林梅君成了同桌。林同学很美的，说话声音好听，我有时放学还跟她走一段路。那时，发现同学都有固定的伴，三个，两个，很固定，圈子还紧密，别人轻易不进入。女同学勾肩搭背走在路上，碰见结伴走的两个同学，便特雅致地说：“两位好！”

　　那个时候，学习也是学习的，但学工学农的时间比较多。学校还倡导为农业积肥，号召大家把家里烧过的煤碳灰收集了，用大竹篮拎到学校去。那时候，上学都是走路（没有自行车一说，学生买不起的），大家便各各拎了一篮煤灰走在大街上，成为一道景观。而我，刚来城里，先住的招待所，吃的食堂，哪里来煤灰？我没有煤灰去积肥，一个驻学校的工宣队女同志一脸严峻，质问我：“你为什么不积肥？！”我无言以对，只是不说话。

（每天上学，会看到街边的言子墓。）

　　我在福山上初中时，成绩还不错，老师给我写的到城里读书的介绍信，一定把我写得太好。高中班主任徐老师便一定要给我个小干部当当，这个小干部就是图书管理员。但我因自卑到极，想图书管理员这职位要跟人打交道，我怎么可能做好呢，便坚决推辞。弄得老师很不高兴。

　　高一７班，叫“红”“虹”的人特别多。有唐红，王红，刘红，还有顾虹，还有归虹亚。顾虹是从三中过来的，也跟班里人不太熟。还有方玉英，初中好像也不是省中的。从前不是省中的孤独人有时会聊一聊。感觉那时班里的女同学就是长得白而美。我们班的男女同学都不讲话，界线很清，男生有个足球队，很厉害，因为班主任是体育老师，所以把县里少体校的足球队放在这个班了，他们有统一的服装，很帅气。我们的班长叫刘骏，那时老实厚道，足球队的小子坐在他后面，会偷偷在他后背贴纸条。

　　不知在高一的上学期还是下学期，我不知怎么得了胸膜炎，还住院了，就休息了一个多月。后来高一就结束了。

　　到了高二，忽然间要分班了。那时有个“向阳院”的说法，似乎是源自一部小说叫《向阳院》。大致的意思是，学生，新的一代，成长很重要，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不革命路线一边，是一个大问题。有一个好的教育渠道，是学校和居委会一起来管，这样“同抓共建”（大约这个意思）可以管得更好。于是省中高一时十个班级，重新打乱来分班了。按照街道居委会来分，同年级凡是一个居委会的同学分在一个班里。（如今听来是不是有些滑稽？）好，我住在南泾堂，我们那一块还有西泾岸，南市里，还有再往西边的一块，住这些地方的人都分在一个班里。很巧，我仍然是高二７班，老师也仍是那几位。

　　高二７班，因为同学住得近，来往就多些了。我就跟菊芬、建芬、小平，小怡等同学一起上学，在人家门口等来等去的。等齐了人，就勾肩搭背，在台硌路的小巷子里迤逦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