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自述：当皇帝真的很郁闷
明万历帝长期不上朝（史称“万历怠政”），坊间素所熟知。晚明华亭人夏允彝，用一种细致入微的通感体验，描述了皇帝的懒：
自（郑）贵妃宠盛，上渐倦勤，御朝日稀。迨国本之论起，而朋党以分，朝堂水火矣。争国本者，章满公车，上益厌恶之，斥逐相继，持论者益坚，上以为威怵之不止也，不若高阁置之，批答日寡。后遂绝不视朝，疏十九留中矣。郊祀不躬，经筳久辍，推升者不下，被纠者不处，上之一切鄙夷也。①
这位明代的“夏导演”，不仅描述了万历帝的懒，还自以为是地刻画了一个“变得更懒”的过程：
先是爱女人，宠爱郑贵妃，慢慢身体有点顶不住，就很少早朝。这时大臣抬出“国本”之说，劝皇帝要爱惜身体，努力工作，并且分成朋党，彼此攻击。于是皇帝更加厌恶，就恐吓大臣。没想到大家都想靠骂皇帝来出名，皇帝廷杖谁，谁立刻名扬天下，皇帝干脆拿出终极绝招：不回复。
久之，皇帝干脆不上朝，不批示奏疏，不出席重大礼仪活动，不上课深造，不处理人事任命，不罢黜官员，总之，皇帝罢工了。
炼丹皇帝嘉靖帝怠政，还有权臣严嵩帮忙，万历帝罢工，非但不用内阁权臣，连司礼监、东厂等机构也统统不信任。
万历宝宝过得很郁闷。
这是“彰考局”为你推送的第20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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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妥协还是罢工?
2、抗争与反抗争。
3、令人窒息的时代
撰文▼安航（“彰考局”专栏作者）
妥协还是罢工？
万历皇帝罢工了。
他不行使皇帝的职责，不愿意签署各部院大臣的任命，与文官集团斗智斗勇。
万历二十四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急了，摆出老臣谋国的姿态，上疏说，皇帝，我们有什么做错了，请指出来，推补官员的公文也请及时批示。②
万历帝留中不发。孙丕扬急了，要挟要致仕（辞官）。
这已经是他第二十次请辞，为了表现得更真一些，他给当时的内阁次辅张位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去意已决，请内阁在票拟时多加支持辞官。
明朝大臣一辞职，理由常常是年老体衰多病，实则是一种政治表态。皇帝和内阁常常要体会实情，反复推敲其中的道理，最终，多数会表达挽留意见。
然而此次张位似乎摸不清孙丕扬的意思，就“拟旨允放”。
孙丕扬得知之后，大怒，觉得张位借机排挤自己，于是又上疏把辞职的理由归咎于大奸臣张位，认为，张位结党弄权，觊觎元辅的位置，想做当代的严嵩。
万历帝冷眼看去，洞穿了孙丕扬的把戏，终于给了个回复：“毋得自相牴牾，以伤国体”，“着照旧供职，不准辞”。
事情还没完，张位无端被弹劾，也非常不服，上疏自辩，也同样要求辞职。
他把孙丕扬辞职的前后事情一一揭发，说孙辞职是假，心实欲留，中伤阁臣，我非走不可。
万历帝也洞穿了张位的把戏，忙出言抚慰一下，“奏辩诬情，朕知道了，卿不必以此介意……不允辞。”
皇帝不表态，希望一切照旧，但大臣们都不接受。其他阁臣陈于陛、沈一贯均为张位辩护，不肯让此事模糊过去。
皇帝只好表明态度：孙丕扬前后自相矛盾，胡乱攻击人，张位是好的，一直恪尽职守。
如此表态，作为三朝重臣的孙丕扬觉得颜面尽失，只能赌气真正辞职。
一场闹剧最后留下了多败的结局。
万历皇帝内心，其实对于这套不务实际、缚手缚脚的官僚制度非常厌倦。
虽然一切看似井井有条，但却看不到方向。一旦他想做点什么，大臣们必然大抬祖宗之法来对付自己，而自己又没有祖宗之法的解释权。
但皇帝又不想学宋神宗变法，开辟新局，其结果就是消极抵抗，或者试图在官僚制度之外另找出路。
万历皇帝消极抵抗的表现之一，就是在接受了张位的意见，逼走孙丕扬之后，便不再补充吏部尚书的人选。
万历二十五年，内阁学士赵志皋提出补吏部尚书的人选时提到，此高位空悬，祖宗二百年未有。
无奈，万历帝心淡了，任性了。
据历史学家孟森先生统计，其后至万历三十年，共缺补南北两京尚书三名、侍郎十名、科道官九十四名、巡抚三名、布政使和按察使等省级大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巡按御史也有九处长期缺官。
可以说，凡是需要由皇帝行使任命权（而非吏部自行补授）的职位和差遣，多被万历皇帝抵制。
▲万历帝
抗争与反抗争
万历帝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搜刮财物，说明他这回真的任性了。
秉承祖宗遗制，皇帝不易另创收入。明代皇帝有内府这个独立于户部、工部、兵部的财政机构，其收支受到监察机构的审计与监管甚少。但不能简单地给内府与六部、院寺分别贴上“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标签。
因为，内府亦负担京军军费、国家的礼仪支出、货币的发行与管理，亦是国家财政之一部分。所以，皇帝的“小金库”内，也含有制度制约下的常规性收支，故常常被大臣们指手画脚。
皇帝就想恶作剧一下，报复一下大臣们。
万历皇帝派出矿监税使，到各地去搜刮矿税、关税、杂税以及一些实物。这种做法自然招到了几乎所有大臣的反对。
我们现在翻开所有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几乎都是一片痛骂的声音，都是一些道德话语。
大臣们的方式多端：
方式一：指责他们困商害民。
万历三十三年二月，礼部侍郎冯琦做了一套好文章：
“矿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兵。矿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矿。皇上欲通商而彼专欲困商，皇上欲爱民而彼专欲害民，皇上戒以勿信拨置而拨置愈多，皇上责以不报绎骚而绎骚更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国，不欲病民。群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
总之一句话，皇帝是出于好心，是这些矿监税使们太坏了。但万历帝不吃这套，采取老办法：疏留中，不回应。③
方式二：引发民变，激起各类动乱。
万历三十四年，云南矿务太监杨荣与军方冲突，指挥使贺世勋等“倡众焚其署”，杀杨荣，烧尽其财辎。
这事儿，皇帝不能置之度外，他气得吃不下饭，最终撤回中官，作出让步，但把带头的贺世勋杀掉。④
方式三：直接骂皇帝。
万历二十八年四月，凤阳巡抚李三才骂道：
“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陛下为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并其衣而夺之；不惟不食之，且并其食而夺之。……昨运同陶允明自楚来云：'彼中内使，沿途掘坟，得财方止’，圣心安不安乎！……皇上为使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
话讲到这份上，皇帝依旧不理。
李三才不仅骂皇帝，还用激烈手段反对他。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等是李三才管辖范围内的税监，李三才秘密让死囚混入陈增等的下属中，后以捕杀死囚为名，把陈增的许多下属杀掉了。
▲万历帝的金丝冠。现藏于定陵博物馆。
另有浙江人赵一平，流窜到徐州开矿，号赵古元，“用妖术倡乱”。但乱还未起，计谋就泄露出去了，李三才直接扑杀之。
且不管这是不是李三才的阴谋，但他随后又马上上疏，继续骂皇帝：
“臣为民请命，月余未得请。闻近日章奏，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⑤
李三才提醒，大肆搜刮矿税，“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这是直接威胁皇帝了，皇帝依旧不理睬。
方式四：给皇帝下套。
万历三十年，皇帝突然觉得自己不行了，马上召集阁臣沈一贯，托以太子，并罢矿监税使。没想到第二天病好了，皇帝忙叫太监田义把谕令追回来。
田义直接顶撞，说早已发出去了，追不回来了。沈一贯害怕至极，只能从袖中拿出那封圣谕。
然而一天前，吏部尚书李戴、左都御史温纯约早已将此谕颁布天下，事后，虽然皇帝仍坚持派出矿监税使，但毕竟留下口实，例如李三才就曾借题发挥来讽刺皇帝。⑥
令人窒息的时代
樊树志先生花大量笔墨分析万历帝是身体不好，而非有意怠政。⑦
身体不好固然是个理由，但万历中后期皇帝并非病到无法管理政事。
在“万历三大征”等重大事情上，皇帝显示了足够的精力。在矿监税使一事上，万历帝也不懒，他亲自派出去的中官，几乎有报必复。只是对于群臣的意见，一律束之高阁。
万历帝的懒，一方面是他有意为之，另一方面则是被上述那位“夏导演”有意地演绎出来的。
他非常明白，祖宗家法、官僚制度与官场习气是他头上的枷锁，只不过挣脱的方式过于暴力、过于轻率。
明代是个充满谎言的时代。皇帝每日的工作，就是从众多谎言中找相对可信的一种去信。
然而万历帝早已熟悉了这些谎言，洞穿了其荒谬，却找不到出路。
他在张居正的光环中长大，又经历了群臣清洗张居正一派的政治斗争，自己也亲手剥夺了冯保的一切。
残酷的政治斗争让他清醒，也让他开始不相信这套制度孕育出来的人。
不相信阁臣，也不相信太监。加之身体不好，他一方面任性自为，另一方面又不愿意配合演戏。
他的心情常常是一种清醒之后的郁闷，常常充满理想而又没有执行力，有小聪明又不够有大魄力，整个执政便充满了矛盾。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的分析，暗含拿着近代欧洲的历史和中国比较的逻辑，其结论是，明亡于洪武，有明一朝都没有跳出洪武朝留下的那些大而无当的祖宗之法。
明朝的制度可以变革，但并没有建立足够的制度理性，去突破以道德论为基础的制度惯性。⑧
尽管有许多历史学家热烈赞扬明中叶的白银财政已经在制度上突破了祖宗家法，具有了现代财政的味道。⑨但是，这些外在的、比较史意义上的“进步”并没有同时获得足够的情感支撑，在当时精英的心目中，皇帝郁闷、群臣痛苦、武将无奈、学者矛盾，所有人都不能达其情、遂其欲。
这是个心灰意冷、令人窒息的时代。
EFERENCES
注释
①谈迁：《国榷》卷八十三，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丙申条。
②孙丕扬与张位的事件，《明史·孙丕扬》传有简略的叙述。樊树志先生有非常详尽的考释，见樊树志：《万历传》。本文只是截取樊树志先生部分的论点而已。
③《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矿税之弊》。
④《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矿税之弊》。
⑤《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
⑥此事见《万历邸钞》与《明神宗实录》。
⑦樊树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3.
⑧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⑨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