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星岩毒气弹下的幸存者——访抗战老人黄海潮
原创作者: 王文胜 梁倩
简介：黄海潮，全州县全州镇人，1920 年9 月出生，1938 年入伍，1940—1943 年在黄埔军校独山分校18 期学习，1943 年10 月到第74 军第57 师报到，参加了常德保卫战。同年回到广西加入第31军第131 师第391 团输送连，参加桂林保卫战，是桂林七星岩毒气弹下的幸存者。1945 年加入新1 军。少尉军衔。
我于1920 年农历九月出生在全州镇大新村委车田村。家中父母都靠种田为生，有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第三。1938 年冬天，我还在大西江读高小，听说日本人打到中国来了，又听说广西省政府在桂林招收学生军，当时学生军官兵大多属热血青年，都是抱着报国杀敌的理想而投身军营的，我就报名参加了。
作为学生军，我们在南宁培训学习，不久，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46 军175 师523 团3 7 连当指导员，1939 年参加了昆仑关战役。1940 年我考到当时在宜山办学的黄埔军校第4 分校第18 期步兵科继续学习深造。军校有4 个分科：无线电通讯科、炮兵科、工程兵科、步兵科。当时在办的是第17、18、19 期。
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全称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始建于1927 年，原址在广州燕塘，前身为陈济棠创建的燕塘干部学校。1936 年夏，余汉谋投靠南京国民政府，取代了陈济棠在广州的地位，蒋介石派陈诚、陈芝馨接收燕塘军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蒋介石兼任校长，陈诚兼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机轰炸广州，1937 年12月，全校迁往德庆。1938 年全校官兵家属7000 余人，由德庆迁至宜山县境内办学。1941 年2 月初，黄埔军校第四分校从广西省宜山县迁至贵州省独山县，校部设在城东北五公里的铜鼓井。本来广州黄埔分校的条件相当不错，但由于战乱迁徙，设备散落殆尽，到了贵州独山几乎又是白手起家。初来乍到的军校学生面对一块荒地，一边参加训练学习，一边自己动手兴建学校。幸好学生中多是特科兵，动手能力很强，木匠也有，泥水匠也有，样样不愁。我们在三个月内建成了校舍、营房及厨房，平整好了训练场地。晚上读书时没有灯，只好自己做油灯。桌子、椅子、床，屋内一切无不凝聚着我们的心血。
由于兵荒马乱，物资奇缺，军校生活异常困难。学员们吃的是糙米，还填不饱肚子，每人分配到的菜是四根豆芽，或是12 粒豆黄海潮老人199 亲历抗战豉。而且每天要坚持紧张的训练学习。学员们一般早上4 时半起床，比太阳早起半个钟头，这是军校的规定。几分钟搞好内务清洁，便到操场集中做早操。白天，除了三餐和午睡，其他时间全在上课；晚上是自习，每周两晚进行“夜间教育”，教授如何夜间作战。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里，我们要学习如何辨别方向、联络、通讯、放哨、警戒，如何趁夜突击警戒线，以及潜入敌方阵营等。每逢周二、周五的晚上，用过了晚饭之后的6 时至9 时，我们被命令离开营房到外面的荒野郊外，接受对陌生环境的训练。军校的训练卓有成效，平时多流汗，战时才少流血，这句话真是有道理！
1943 年10 月，我从独山分校毕业回到桂林。10 月1 日，因为要上战场了，父母可能是想要我留下点血脉吧，硬是要我娶上一门亲才肯放我离开。在父母亲的安排下，我在桂林登报结了婚，和老婆在全州老家住了一个星期后，我才去部队报到。我从全州坐火车到长沙，再从长沙到常德，到第74 军57 师师部报到。军长是王耀武，师长是广东人余程万。当时原本是要把我们分到下面各团的，但由于战斗提前打响，我们还没分到各团，就于11 月中旬直接参战了。
11 月18 日凌晨，日军第六方面军第11 军主力5 个师团，大约10 万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全线进攻常德。当时常德的外围有国民党第六、第九战区的16 个军42 个师约21 万人，但常德的守城军队只有我们57 师的8000 多人，力量对比悬殊。这场战役中，暂编第5 师师长彭士量奉令率领该师把守石门，他身负重伤，随后殉国，时年38 岁，后被追认为中将军衔。国民革命军第10 军预备第10 师少将师长孙明瑾率部迎击敌人，他临危不惧，亲临前线指挥，被敌弹击中，手扶卫士叮嘱部下：“贯彻命令，达成任务”，尔后壮烈殉国，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
战斗打到12 月3 日凌晨，我们第57 师参战的8315 名官兵，仅剩下300 多人。这时师长余程万令少将参谋长兼第169 团团长柴意新率百余人守城，他本人则率领200 百余人渡江突围，向德山方向移动，试图与增援友军会合。此一事令参加开罗会议归来的蒋介石大为光火，扬言要将余程万枪决，后因众将劝阻和战事的发展得免一死。常德保卫战中，我们守外围，部队被打散后，全城又被日军包围，我们有10 多个人无法与部队联系，只好穿着便服，混在老百姓中跑了出来。后来听说上峰要追究师长临阵脱逃之罪，我们就不敢归队了。
离开常德，我回到全州老家，在家里住了几天后，就投奔南宁的第31 军131 师391 团长蒋晃，他是全州县龙水老乡，和我有点亲戚关系。因为我是辎重科毕业的，就被他安排到运输连后勤排当排长，少尉军衔。我到391 团没多久，战事紧张，蒋晃被调走，我们运输连的全州老乡唐连长也跟着他走了。调来一个姓李的连长，约50 来岁，是容县人。
1944 年夏，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上节节失利，为扭转危局，对我豫、湘、桂等战场进行疯狂反扑。1944 年6 月，日本人打到衡阳，快接近广西，桂林形势危急，我们部队奉命调到桂林。驻扎在榕湖路榕湖小学。9 月中旬后，日本人一步一步向全州、兴安打来了。负责驻守全州、兴安的93 军不战而退，还将美国花巨大代价运送到全州的几千发炮弹、150 多万发子弹等大批战备物资销毁，引起美国军方和广西军民的愤慨。驻守广西的第4 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奉蒋介石之命，在桂林将93 军军长陈牧农处决。
第4 战区司令长官部负责组织桂林保卫战，由第31 军131 师、第46 军170 师为主力防守桂林。从10 月27 日开始，日本人进攻桂林，担任主攻任务的是我们的老对头——日军第6 方面军第11 集团军的主力师团，约15 万兵马。我们391 团奉命转移到漓江东岸一带，一营守月牙山，二营守七星岩山顶，三营守屏风山，四营守七星岩。由于日本人的猛烈进攻，桂林守军的战斗打得相当惨烈，日本人上有飞机轰炸，下有坦克大炮进攻，城防司令韦云淞等人又临阵脱逃，我们的人越打越少，日本人越打越多，我们的阵地不断失守。11 月8 日，城里传来消息，两个参谋长被打死，桂林城全部沦陷。我们391 团也被日军包围，团指挥部、303 机枪连、运输连等剩余人员，全部撤到七星岩中继续和日军战斗。外面被日本鬼子围得水泄不通，一进七星岩后我们就没办法出去了。由于洞口狭窄，易守难攻，我们在前岩摆了十几挺机枪，日本人的每一次冲锋，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洞里人多，空气流通差，又潮湿，除前后洞值勤的人以外，全在洞里待着。我们几百人吃喝拉撒全在里面，气味十分难闻。在洞里只能听到不断的大炮轰炸声，其他声音都听不到，洞里黑咕隆咚，大家连个表也没有，晓不得早晚时间。大概到了10 日傍晚太阳快下山时，当时天气好，看得很远，白天外边日军守着出不去，我正在前岩洞口从上往下望，发现有三个穿着便衣的鬼子，在山底下冒起脑壳朝我们这边看，我刚好在洞口看到他们。怕他们看到我，我拿起一把树叶挡着。我看到他们三个使劲朝这边望，大概看了不到三分钟，花桥那边就有人吹哨子，吹了三声长哨子，他们就赶紧往花桥那边走了。
我看到日本鬼子走了，就想趁着天黑逃出岩洞。于是我赶快退到后岩去。途中经过303 机枪连，他们在前岩点，我们运输连在后岩点。我退到后岩看到有个姓倪的老乡在那，我讲老倪快走啦。老倪是上士文书，他们的连长正站在他背后。当时连长给每一个人发了两三块猪肉，猪肉用竹片串起，提在手上，他看着手上的猪头肉，想了一下说：“我还是跟连部一起走吧。”我说：“那你就跟连部走吧。”我就赶紧跑到后岩洞口。后岩口那里堆了很多的麻包，有两三米高。那些麻包是用土充起的，洞里潮湿，加上踩的人多，很滑。我正遇到第4 连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往洞口外爬。等第4 连人走完后，没人帮我往上爬，我爬上去就掉下来，再爬上去又掉下来，心里别提多焦急了。这时我们连有个姓温的副排长跑过来，他长得高大。“咚、咚、咚”洞里突然传来三声闷响，开始我以为是手榴弹的响声，后来才晓得是日本鬼子丢了毒气弹。那洞里面的人在“嗡嗡嗡”的不知道搞什么名堂。我就赶忙喊：“老温，帮我推屁股啊！推屁股啊！”他用力在我屁股上推了一把，我一个倒跟头就掉到了洞外。但是，老温和我那姓倪的老乡等在洞里面的人没有一个出来。
我现在腰上这里还有一个肉砣砣，我想，肯定是我掉下地时碰到了哪块尖石头上，也不知在哪里把肋骨都搞断了。我当时一点都不晓得痛，一跳下来，稍等了一下，我爬起来拼命地跑，跳过那铁丝网。铁丝网很高，但已给踩崩了。右边有条小街叫做马皮街，这是以后才晓得的。街口烧着一堆大火，有五六个人站在那烤火。“老乡莫跑啊，自己人啊。”有人喊。我哪管他是什么人，逃命要紧，继续向前跑，跑到前面碰到一个水塘，水塘没多深的水，我就往塘里面跳进去。那个塘没多大的，不知现在还在没。就在马皮街过去不远。我爬到塘那边去，那边爬的人多了，很滑，我向右边移动，右边有棵小树，我抓到那棵小树一用力就上去了，那时年轻力气大。我个人又继续向河边跑，就碰到我那个连的一个军需士，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从哪里出来的。他认得我，我认不得他。他说他姓王的，是百色那边人，他扛着一条枪。还有个瘦瘦精精的，不晓得哪个连的，也扛着一条枪，他们知道我是黄埔军校出来，就要跟着我走。我对那个瘦瘦精精的兵讲，你把枪给我！那个瘦瘦精精的兵晓得我是个当官的，取下枪上的刺刀拿在手上，把枪交给了我。这时军校里学的知识就有用了，我凭着天上的星辰分辨了一下方向，他们两个人跟着我摸索前进。后来天亮了，不方便行动，我们三个人就快步向菜地里面跑，菜地旁边有个坟墓，那坟墓两边有扶手，我就睡在右边扶手的草里面，他俩人睡在左边扶手的草里面。草很多，睡着舒服，我们一睡到了天黑。三个人肚子饿了，就摸到河边一块种有甘蔗和红薯的地里，又怕给人听到，慢慢折根甘蔗、挖个红薯吃。吃完了三个人又摸着走路，白天睡在草里面，夜晚出来摸，摸到天亮了又睡到草里面。第二天晚上我们又碰到一班人，也不知是哪个部分的，那班人有一挺机关枪，有预备枪管。我们走到一条小河边，不知叫小东江还是什么小漓江，不清楚。小江下去不多远就流入了一条大江，在两江相汇的地方有棵苦楝树，那个班长带着那班人先下江，我们三人后下江。他们刚刚走到那小江中间，河对岸就有狗叫声，那个班长以为对岸是日本人，就转身向右边大河走，越走越深。由于当时是冷天，都穿着棉衣，又扛着枪和子弹，棉衣浸水后很重，我眼睁睁看见他们一个一个地沉下水了，也没有办法救啊，因为水太深太急。我们三个立马后退爬上岸，又另外寻找出路。
大概摸索着过了三四天，路上遇到一个老百姓，按他的指引，我们在离阳朔兴坪没多远的地方赶上了部队。2005 年，我为这事写了个报告给桂林市公安局，带他们去捞枪。之后公安局、党史办的人跑来采访我，现在不清楚他们后来捞了没，但枪肯定当时掉在河里边。后来，我们一直走到贵州独山，参加了独山战役。独山战役结束后，我们部队回撤经过三江，部队在那休整了20 来天。正巧有天在三江碰到我老家旁边村的一个亲戚，他告诉我，我的母亲和老婆都躲在资源县亲戚家。我就赶快请假去资源探亲。我在资源住了20来天，日本人投降了。
我与母亲和老婆见面后才知道，日军侵占全州后，我父亲也参加了当时由蒋余荪领导的第93 军挺进纵队，并任小队长。在父亲的带领下，我大哥、二哥及村里的另外五六个有血性的青年人，也参加了抗日挺进纵队。1946 年，妻子因病去世。1949 年12 月共产党解放广西全境时，我在凭祥最后接受改编，后来我回家乡当了农民，一直到今天。
选自蒋钦挥主编《血性男儿 全州抗战》。经作者授权刊发
用马鞭抽着战士赶路的军团政委你见过吗?红军长征的路上就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