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关系】命中注定的对抗？崛起国与主导国关系影响因素的文献探析∣ 国政学人 第497期
作品简介
【作者】唐一鸣（北京大学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研究生）
【校对】郭新靓、杨帆
【审核】晋玉
【排版】李文博
【美编】聂涵琳
命中注定的对抗？
——崛起国与主导国关系影响因素的
文献探析
内容提要
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话题，传统观点认为崛起国在不断壮大自身实力的过程中必将挑战体系中的主导大国，冲击现有国际体系，引发战争。按照这种逻辑，中美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和相对衰落的主导大国，注定会发生战争。但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原有理论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不少学者从新的视角出发，对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也为我们思考中美关系提供借鉴。
主要内容
01
权力转移理论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国家为保证自己的生存安全而不断追求更多的权力，国家所拥有的权力与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利益以及安全息息相关。根据这个逻辑，“权力转移”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中国实力增长的过程也是崛起国与主导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过程，大国对自身安全和利益认知会相应发生变化，崛起大国将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国际体系规则的主导权，进而引发与主导国之间的战争。作为“权力转移”理论的提出者，奥根斯基认为国家具有的主观意志会在追求权力时发挥重要作用，即国家对现存体系的满意度以及对自身实力的评判会影响其行为。据此，奥根斯基得出结论，“强大而不满意”的国家由于没有参与国际秩序的创建过程，未能得到与其现有实力相应的地位和利益满足，因而最有可能成为“挑战者”。与此同时，“强大而满意”的国家虽然可能会有限度地让渡部分特权以维持地位，但绝不会放弃或牺牲自己的霸权地位，也有可能发动预防性战争来保障自己的权力优势。
02
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秩序对崛起国的约束
然而，随着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对现实情况与国际理论的反复对标，传统的权力转移观点，即新兴大国的崛起一定会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破坏国际秩序的稳定，引发与主导国的冲突，遭到了质疑。约翰·伊肯伯里从自由主义秩序对崛起国的约束角度来探讨崛起国主动挑战主导大国的可能性。[1]在他的《崛起的中国与西方的未来——自由主义体系能否生存》一文中，伊肯伯里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一定意味着激烈的权力斗争或对现存体系的改变（或推翻）。他认为中国面临的国际秩序与以往崛起国所面临的国际秩序从根本上有所不同。首先，现存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非歧视和市场开放的规则与规范之上的，这为新兴国家在秩序内发展经济、实现政治目标创造了条件。其次是秩序主导者的联盟性质。当前国际秩序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以美国为中心的大国联盟，其中大多数是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它们共同推进了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秩序的建立和发展。通常认为，权力过渡会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即一个上升的国家和一个衰落的霸权国家，一旦权力平衡发生变化，秩序就会变化。但在现存国际秩序中，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壮大以及由此产生的地缘政治权力的积累有利于秩序的平衡。第三，战后的国际秩序是一个包容的、由一系列受到广泛认可的规则和制度体系组成的秩序体系，无论其缺点如何，它比以往的秩序都更加开放和基于规则，从而为全球社会的紧密合作和共同治理奠定了基础。国际社会中安全和经济联系越是多边且越具有包容性，全球体系就越能保持其连贯性。由于现存国际秩序所具有的特点，它能以极大的空间来容纳崛起的大国，新兴国家也能在其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有机会在国际秩序的管理中发挥作用。崛起国和主导国可以在准法律机制中找到各自的价值，使冲突得以解决或至少得以消散。现有的国际经济体制还为新兴国家提升国际经济地位提供了机会，进一步削弱其挑战现有秩序的动机。大国拥有核武器的事实也限制了新兴大国推翻现有秩序的能力。根据这个逻辑，伊肯伯里认为即使中国的崛起已成事实，但美国仍在国际秩序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最强大的战略武器是决定将采用什么样的国际秩序的能力。他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加入并维护现存秩序利大于弊，若其选择挑战现有秩序，它所面临的任务远不止是与美国的对抗，而是整个资本主义民主世界。
03
唐健：国家模式决定国家战略目标及手段
中国学者唐健从行为体角度出发，认为国家模式是不同国家目标和行为方式存在差异的决定性因素，是导致权力转移与战争存在紧密联系的根本原因。[2] 在《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一文中，唐健认为国家模式决定了国家的战略目标以及手段，其相似和差异程度限定了冲突和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现代国际体系下国家可以划分为三种：世俗-自由模式、威权模式和神圣-集体模式国家。面对不同国家模式的崛起国，主导国的应对战略也有所不同。世俗-自由模式与威权模式国家之争也是开放与封闭秩序之争，作为世俗-自由模式的主导大国面对前者更可能选择适应战略，而对后者进行限制。神圣-集体国家与世俗-自由国家从根本上就背道而驰，两者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最大。但作者同时提出，国家模式的差异只是战争爆发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主导国与崛起国的实力差距、国家互动所处的战略环境同样也会影响彼此战略的实施，从而影响冲突的可能性。主导国通过自强战略实现自身实力的提升，从而拉大与崛起国的差距、进一步强化原有等级。这有利于削弱崛起国的挑战欲望，降低敌对和冲突的可能。此外，核武器的出现、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以及全球化下各国的紧密联系沟通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避免了战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实现了从神圣-集体模式到世俗化的转型，这也决定了它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态度。目前的开放秩序对中国来说利大于弊，中美之间较大的差距以及所处的战略环境都使得中国对现存秩序并无挑战欲望，但未来中国的国家模式以及所处的国际体系、中美的战略互动是否会导致战争，都还尚未有定论。
04
Itzkowitz Shifrinson：主导国对崛起国有战略意义
美国学者 Itzkowitz Shifrinson则从主导国对崛起国的战略意义角度出发，解释了崛起国何时以及为何掠夺或支持主导大国。[3]在他的《合作伙伴还是你争我夺？崛起国如何应对衰落中的大国》一文中，他首先强调深入研究崛起国行为以及国际秩序、权力转移对其行为影响的必要性。新现实主义者认为体系结构会对行为体产生深刻影响。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下，衰落大国对崛起国而言具有不同的战略价值，从而影响崛起国战略的选择。同时，他提出了能对崛起国战略选择的深层逻辑进行系统分析的“掠夺理论”，即衰落大国的战略价值及军事姿态影响崛起国的战略。当衰落大国的战略价值较低且军事姿态软弱时，崛起国选择实施降级战略，即崛起国试图迅速改变现状以削弱衰落大国，并取而代之。当衰落大国缺乏战略价值但有强硬的军事姿态时，实施削弱战略，即崛起国试图通过将衰落大国拉入军备竞赛、挑战其次要利益、减缓其经济增长或者创造外交僵局等方式，逐渐改变权力分配的可能性更大。若衰落大国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且军事姿态强硬时，崛起国通常实施支持战略，即崛起国无需投入大量资源，而选择维持现状，防止衰落国家失去大国地位，并避免损失重要利益或破坏大国关系。当衰落大国战略价值较高但军事姿态软弱时，选择加强战略，即崛起国加强对衰落大国的支持以维持现有的权力分配的可能性更大。新兴国家只有在认为自己不需要衰落大国帮助其对抗其他大国，且衰落大国不会选择采取军事手段阻止或击败崛起国家时，才会加强掠夺，因为崛起国可以通过削弱衰落大国来获利。相反，当衰落大国能够被用来对抗其他大国时，崛起国会选择继续支持衰落大国。当衰落大国作为对抗他国的同伴但存在军事失败可能性时，崛起国往往会进一步支持衰落大国。在这里，崛起国为防止衰落大国变得更加衰弱的动机有所加强，因为若不这样做，崛起国会被其他大国孤立。从该理论来审视中美关系， Itzkowitz Shifrinson认为相对衰落的美国仍能降低中国实施降级战略的可能性，中国甚至可能会选择支持战略。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相较于中国而言仍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从而可以限制中国的掠夺行为；另一方面，多极化世界中，美国的潜力以及地理优势对中国而言具有战略价值，中国因而有动力支持美国，而美国也应尽量避免与世界上反华联盟的紧密联系。通过调整政策应对崛起国家的制约和把握机遇，美国依旧可以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从权力分配的变化中获利。
05
王梓元：地位困境引发的误解是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
安全困境的存在也被一些学者视为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会爆发战争的重要原因。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和不信任，崛起国与主导国都会寻求扩大权力以保障自身安全，但这进一步激发了对彼此的忧惧，导致权力冲突螺旋式上升，最终引发战争。对此，中国学者王梓元从观念角度出发，认为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安全困境并不必然导致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冲突，地位困境（status dilemma）引发的对彼此意图的误解在权力转移中会发挥重要作用，是加剧双方结构性紧张关系的重要原因。[4] 在《误解已成注定？地位困境与美中对抗的起源》一文中，作者提出误解是引发崛起大国与既定霸权国之间紧张关系升级的核心,是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的原因。而地位困境，即对某一国地位的承认意味着另一方的相对损失，则是误解的关键来源。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大国的优越地位具有工具性价值——使其行为更具合法性，由于地位的主体间性质，当新兴大国寻求确认其所需身份时，该信号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对主导国特权的公开挑战，若无法妥善应对，这将会激发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地位竞争，引发地位困境，进而加剧安全困境。安全困境可以通过明确彼此的意图及核心利益、增强承诺可信度来缓解，但地位困境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双方更重视某一争端的象征性价值而忽视其实际意义，从而引发冲突。由于政治言论和外交互动与地位认同息息相关，地位困境可能会导致彼此误解加深，进而加剧安全困境。具体到中美关系，虽然双方一开始意识到了安全困境的存在并试图通过明确彼此的核心利益以增强战略信任，但地位困境的存在反而加剧了彼此的误解，进而激化了安全困境。中美两国各有其追求的地位目标，美国寻求在处理实际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以保持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而中国更关注其作为新兴大国的重要地位，并从此出发，提出其核心利益在于维护本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双方的安全对话中，美国忽视了中方对地位的潜在追求，在台湾、西藏以及南海问题中，双方都未准确理解对方意图，从而引发地位困境。因此，崛起国与主导国彼此明确战略意图，有效、可信的传递和理解合作意向，减少误解，也是降低战争可能性的重要条件。
笔者总结
可以看到，目前的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都更为关注崛起大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产生的影响，认为崛起大国的意图以及所采取的举措是导致国际秩序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认为崛起大国是否具有权力意志、战略能力和修正主义的国际观决定了其是否会对现行的国际秩序寻求改变。[5]但事实上，主导国为应对权力转移而选择的态度及战略也同样值得注意。若主导国倾向于扩大国家利益的定义范围，夸大对手的威胁程度并低估对外军事干预的成本，则可能陷入“自我牵连”（self-entrapment），从而卷入第三方与崛起国的纠纷中，引发与崛起国的冲突。对中美关系而言，我们更应该关注霸权衰落国而非崛起大国的进攻性战略取向，与其说是中国崛起挑战了美国霸权，不如说是美国正在主动增加与中国的冲突因素。[6]中美关系的变量是美国，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及行动会影响中国的战略选择。是选择与中国处处针对还是相互合作，实现共赢，这是美国需要思考的问题。而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来说，一方面其自身并没有追求体系内霸权、取代美国的意愿和目标，希望实现与美国的合作共赢；另一方面其目标是在加快自身建设的同时，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及平台，推动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如今的全球体系既是一个社会体系, 又是一个人与自然和环境共存的体系，在为人类发展提供空间的同时，也存在着全球性的风险和威胁，使所有国家都无法避免，对国际体系也提出了巨大挑战。[7]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具有全球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国相互合作，共同担负起各自的责任，才能建立稳定的相互尊重的中美关系。而对这种关系的追求显然更符合两国的利益，也更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
参考文献
[1]Ikenberry, G. John.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 87 (2008): 23.
[2]唐健."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 当代亚太 .03(2014):63-96+158.
[3]Itzkowitz Shifrinson, Joshua R. "Partnership or Predation? How Rising States Contend with Declining Great Pow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5.1 (2020): 90-126.
[4]Wang, William Ziyuan.
"Destined for misperception? Status dilemma and the early origin of US-China antagonism."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4.1 (2019): 49-65.
[5]朱锋: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为什么忧虑，《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0期
[6]秦立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透视:体系性安排与战略互动[J].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9(02):223-243.
[7]金应忠.空间与轨迹:两个体系中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战略定位历史变迁新解[J].社会科学,2009(12):3-1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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