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 ​米沃什：恐惧与真相

本文作者切斯瓦夫·米沃什，译者西川，北塔。选自《米沃什词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转载自公众号暴风骤雨。

恐惧（ERROR）

在20世纪的欧洲，恐惧是一种主要的心理状态，但它还没有被广泛分析过，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反思。也许这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回味那种羞辱的感受，恐惧使人感到的就是耻辱。当然，恐惧有多种，我们应该逐个分析。

战时的恐惧只是一个英雄主义问题。所有的士兵都害怕，不过优秀的士兵能用他们的意志力战胜恐惧。我们人类本质上都是享乐者。孩子们不断地出生，代替那些死于战争的人，但是我们还是要问：当许多勇敢的人被交托给大地时，我们人类难道没有失去什么吗？英雄们躺倒在战场上，而与他们作战的是一些同样勤劳的人们——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参加战争的人数以百万计——难道我们不应该就此发问：我们失去了最优秀的基因，这对活着的人有什么影响？耶日·斯坦鲍夫斯基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法国、德国和英国真正有潜能的领导人物不是死于大屠杀的话，一战之后的欧洲会很不一样。

在斯大林政权或纳粹政权统治之下的国家，人们每天所面临的恐惧是另外一种。在1940年的维尔诺，我对这种滋味只是浅尝了一下；不过，尝一下就足够了。我因此得以根据我听来的别人的谈话和故事，想象黎明前人们可怕的等待，等待“他们”出现。在俄罗斯，根据地方上的告发草拟的名单，或由专案逮捕和“坦白”，各种各样的人被赶进了集中营。如果我不是在1940年7月逃出了维尔诺，我想，我不会有勇气拒绝为《维尔诺真理报》写东西。这或多或少是上边的要求，因为我们“灾祸派”有几个人都曾在那上面发过文章。当人们对流放的恐惧胜过对死亡的恐惧时，我们怎么还能指责他们呢？亚历山大·瓦特曾描述过那种莫大的恐惧。当时他在《红旗报》工作。《红旗报》在利沃夫，相当于《维尔诺真理报》。置身于一群驯服的精英分子之中，你对遭到集体驱逐的恐惧就会减弱。但是，当你想到你稍稍出错或思想出轨就会受到惩罚的时候，你还是恐惧在心。利奥波德·泰曼德曾经为《维尔诺真理报》写文章，后来他被判了十五年。不过，他没有被流放，那是因为铁路工人解开了机车与车厢之间的挂钩，也因为那正是德国人入侵的日子。所以他幸存了下来。

恐惧会使行动陷入瘫痪，或者有可能会妨碍行动。我曾闯过四道“绿色”边界线，从维尔诺长途跋涉到华沙。那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如果我心存恐惧，可能就做不成这样的事。我给自己做过一个特殊的（疯狂的）手术——我至今不明白当时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做。不过，我确实想排除自己的恐惧感。恐惧感就在那儿，但我就是不让它进来。我是跟索非娅·罗格维卓娃（Zofia Rogowiczowa）一起艰苦跋涉的，后来她过分吹捧过我的能力和机敏。我为此而尴尬，因为我知道，我在那种困境中的所作所为虽然值得她赞美，但我真的既没有能力，也谈不上机敏。

在德国占领下的华沙，恐惧有不同的阶段和紧张程度。我认为，1940年9月，随着第一批人被抓进奥斯威辛集中营，相对正常的生活结束了。我们明白自己已成为彻底不受保护的动物。有四年时间，我一直心怀恐惧，它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子弹，我曾用各种策略对付它，比如使自己理性化，去寻求于我有益的一两种证件(尽管事实上，我没有诸如此类强有力的证件)。我不会去吸引那些可能会告发我的人的注意力。(我那些收入地下出版的文集《独立之歌》中的评论文章就是这样写的，没有人会猜到我是那些文章的作者。)不过，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思考我与强力之间的秘密协定；如果你满足某些条件，它就会保护你。我还决定：由于我还没有完成命中注定要做的工作，我愿意苟活下去。

如果我一直想着肚子里的那颗子弹，我就不可能写东西了。实际上，我在战争期间的创作是丰厚的，有诗歌，也有散文。这证明：在某些情况下，驼背弯腰是有好处的。我的问题是适应生活的能力差。作为一个加了盖的装置，我本质上只是一个媒介，这即是说，我一直听到词语和节奏，而且我得服从那个咒语。这意味着，我虽然走在大地上，却又好像不在人世间。我为自己织起一个茧子，这使我感到，华沙虽然有种种恐怖，但无论如何，它们是我成长所必需的。

除了那些超出我能力的考验，要为人正派我就必须相信上帝，心怀感恩。

真相（TRUTH）

尽管人们攻击有关真相的种种概念，尽管人们再也也不相信那种对过去的客观发现的可能性，但大家还在继续热情地写作回忆录，想揭示事情的真相。这迫切的需要是一种证据，表明我们的叙述是基于所谓的事实，而不是屈从于变动不居的观点。大家都知道，同一个事实在两位目击者眼里并不相同，但一个诚实的编年史家自信他的描述千真万确。在此，他的诚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们应该尊重这一点，即使他违背了自已的意愿，为自己的兴致塑造了事实。更改事实，从而粉饰过去，或掩饰丑陋，这是使观点受到歪曲的最常见的原因。我们常常为故事讲述者的盲目感到惊讶，他自已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让-雅克·卢梭的《忏侮录》。最不可信的是政治家的回忆录，因为他们撤谎太多，所以我们很难相信他们的诚意。

当我谈论自已所亲身经历的20世纪时，我力图做到诚实。在这方面帮助我的，是我的过错，而不是我的美德。对我而言，这一直就很难选择。我很难宣称自己属于某一方，或者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由于我顺从自己在与同时代人的关系中常像个局外人的这样一种状况，我力图凭直觉去了解对方的理由。如果我具有合作精神，我会取得更大的成功。由此可以推论出：当人们希望公布某些明确无误的道德判断时，其精神会遭遇相当的困难。

即使各种各样的人演绎出各不相同的人生形态，但我们努力想要了解人生的真相。我们相互分隔着，但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都是中介，被一种我们所不太了解的力量驱使着。那种力量就像一条大河的水流。经过它，我们就会变得彼此相似，就会拥有共同的风格和模样。我们自己的真实形象会使我们想到马赛克，组成这马赛克的是一些具有不同的价值和色彩的小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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