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人类文明的起源标准和东西文明的分野标志
再论人类文明的起源标准和东西文明的分野标志
——对李辉《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向前推5000年》一文的剖析和人类起源的再思考
文|黄饮冰
总的说来，在人智未开或人智不全的时候，人类的进化与不进化、存在与不存在由地球环境决定。在人类进化中有两个具体的地球环境非常重要，一个是森林大面积萎缩和草地的大面积出现，这是进一步强化手足分工和建立直立行走新性能的必备条件。草原上的古猿不能攀爬，手就被解放出来去拿起工具，拿着工具奔跑势必就要站起来跑，草原上的古猿还要瞭望周边也会站起来，特别是古猿用手采摘食物、手拿工具捕猎，都会导致古猿站立行动。所以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是很有道理的。另一个是青藏高原的隆起，这导致了北半球东西气候的巨大变异，决定了中国泛滇黔高原地区环境的独特性，导致了世界上的直立猿（人猿）的存在与不存在的不同命运。
在人类智力发育越来越完全以后，人智的驱动力就会越来越强大。认识火、利用火、发明火，是智力驱动的第一成果。人类的其他文明创造，也是人智驱动的结果，所以人智是人类文明和人类的一切发明创造的基础。
很显然，由于人群的不同，人类文明就具有了不同的个性，所以研究人类文明，必须尊重文明的个性。也就是说，用统一的文明标准，并不能对所有的文明进行统一的界定。我多次说过，陶器、农业、城市、文字、青铜、神庙和祭坛、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但是，由于文明的个性，以上的文明成就不一定在所有的文明中出现，也不可能同时出现。比如文字，有些族群在其具有影响世界文明的进程的力量的时候，还没有发明文字，如匈奴人、金人、蒙古人等，但总不能说他们没有文明吧？
物质和文明并不矛盾。文明是社会文化的升华，但社会文化也要靠人类的物质创造来表现。物质是精神的产物，物质也是精神的载体。我这里所说的物质，是指人类创造出来的器物。所以用人类创造的器物（物质），是可以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准的。
在《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向前推5000年》一文中，李辉认为“以西方文明的物质产物作为标准来评判东方文明并不科学。西方文明的四项标准：城市、文字、青铜、神庙和祭坛，除了文字，多是具体的物质。”。对于“以西方文明的物质产物作为标准来评判东方文明并不科学”的观点，我非常赞同。但是对于西方文明的思想标准，城市、文字、青铜，神庙和祭坛，应该都是物质成果，文字同样是具体的物质成果。西方的四项标准，对于西方文明适用，但对于世界文明却不适用。李辉也提出了另外一套文明标准：“东方文明形成的标准应该调整为：国家政府（帝王）、文书记录（图文徽章）、礼仪规范（礼制玉器）、历法或法规。”。
问题在于，无论是西方的文明四标准，还是李辉提出的东方文明形成四标准，都是成熟文明的标准，解决不了如何判断“最早文明”这个问题，最早文明涉及到的是“文明起源时间点”的确立问题。
各个独立的文明具有各自的文明特色和文明创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人类文明既有个性，也有共性，用中国话说就是“和而不同”。文明的共性在哪里呢？就是人类文明，都是从认识火开始，无论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什么，都离不开火的运用。
实际上，西方在判断人类是否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也不是四个标准都具备。如目前西方宣称的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可以早到距今6000年，但是这个时候，苏美尔也没有文字，但是有最早的城市乌鲁克城。古埃及文明，最早的金字塔距今也不过4500年。只是我们中国人在宣传这些古文明的时候，内心充满了高大上的想象，把这些文明的开端时期也当做了发达时期。文明是逐步累积发展的，一下子发展完全的文明，只能是迁入性文明。中国从陶器、玉器、农耕、城市、神庙和祭祀、文字一路发展下来，逻辑是非常清楚的。
一、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准是陶器和种子
1、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准应该在文明的共性中产生
根据前面的分析，抽象的文明肯定要用人类发明的器物来表现。而从文明的共性和个性出发，总可以找到人类文明的共性的地方。陶器和种子是人类文明必须首先经历两个阶段。这里可以对种子的概念扩充一下。种子包括稻种、黍种、粟种、麦种及其他植物种子，也包括驯养的家畜种，如种猪、种羊、种牛等。这就更公平了，因为没有把游牧文明排除在外。
2、陶器和种子是没有争议的文明起源的标志性器物
人类文明是从使用火开始的。中国的传说是“人工取火”，西方的传说是“盗火”，共性是都要利用和使用火。但是使用火也必须有证据。这个用火最好的证据当然是陶器。
陶器是人类的第一发明。自然界中可以找到铜，但是绝对找不到陶器。陶器是人类用火创造出来的新器物。所以陶器是第一个划时代的器物。可惜大家并不重视陶器。陶器不仅仅是生活器，陶器中的精致者最后是作为祭祀中的礼器用的。陶器解决了取水、运水、储水的问题，也解决了储藏采集到的种子的问题，还解决了煮熟植物种子、根茎叶皮的问题。动物的肉可以烤熟，但是烤熟植物的种子要精细造作，搞不好就烤糊了。在用陶器储藏植物种子的时候，也可以观察到植物种发芽的意外情况，这也是对种植业发展的启蒙性的过程。所以先有陶器后有农业才是正常情况。
从文明的角度讲，东西方的共性是把北方的游牧族群称作“蛮人”，可见东西方文明的的产业基础是农业。有农业，才有定居，才能发展出城市，才有以后的一切文明创造和科学技术发明。只有农业发展出来了，人类才能进入产食时代，生存才有摆脱自然界控制的可能。但是，农业的存在也必须有证据。农业工具当然是证据，但是农业存在的最有效的证据还是人工驯化的种子，没有人工驯化的种子存在，这些存在的农业工具也可能是用于野生植物的采集和收割的。
我始终认为，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准应该是陶器和种子，陶器和种子才是文明的第一物质基础。陶器和种子也是人类一切文明必须经历的初始阶段，特别是陶器，不可能有文明超越陶器阶段。
3、以陶器和种子为标准，判断文明起源的早晚就有了共同的依据
有了陶器和种子这两个文明起源指标，对于最早的文明就有了判断的依据。当然，陶器和种子都是从原始状态发展到成熟状态的，所以不要看不起原始的陶器和种子，因为原始本身就代表着“最早”。中华文明，在陶器和种子上，从原始态一步一步地进步的逻辑，是很清楚的，这才是原发文明的本来面貌。如果在文明的起始阶段就可以看到成熟的陶器和种子，那么这样的文明就不是原发性的，而只能是迁入性文明。如古埃及、苏美尔，从他们的器物看，他们就是迁入性文明，因为他们在起源阶段就已经表现出了成熟性。我们的陶器是从“泥钵”开始的，我们的稻种是从原始种开始的，这就是陶器和种子的根的所在地的证明。
有人嘲笑中国湖南玉蟾岩的陶器是“泥钵”，却不知道自己很无知。研究文明，的确要注意文明的发展逻辑。
谁有了陶器和种子，就标志着谁进入了文明时代。不过这个时代是文明的初级时代。
从目前来看，人类文明起源于中国南方，一个起源地是湖南道县玉蟾岩；一个是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最早的陶器和最早的稻种在这里被发现。对于这两个点，我还是倾向于湖南道县玉蟾岩为最早。
文明是现代人的创造。所以谈文明也要谈现代人。目前的证据，最早的现代人出现在湖南道县福岩洞，这里发现距今8万年到12万年的现代人牙齿化石。中国现代人的历史还可以向前推到距今17.8万年。在贵州毕节的一个石灰岩洞里，发现距今17.8万年的类似于现代人的牙齿化石。这些证据表明，最早的现代人起源于中国南方的泛滇黔地区。现代人是人类文明出现的人种基础，这也有力地支持着现代人起源于中国南方（泛滇黔地区）的观点。有湖南道县福岩洞人和玉蟾岩为佐证，说最早的文明起源于湖南或中华文明起源于湖南也不为过。
玉蟾岩稻种
玉蟾岩陶器
二、东西文明分野的最早时间点是距今8000年前
1、中华文明的独特性——玉器
我们用陶器和种子判断族群是否进入文明时代，是根据人类文明的共性而言的，只要有了陶器和种子的族群，就一定是进入了文明时代。但是每个文明都是具有个性的。同源的文明迁移到不同的地方，就会发展出个性不同的文明。
从陶器和种子来看，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但是经历了陶器和种子的创造后，中华文明也有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形成了自己的个性特征——玉器文明。
城市、文字、青铜、神庙和祭坛，国家政府（帝王）、文书记录（图文徽章）、礼仪规范（礼制玉器）等等，只有玉器才是中华文明所特有的标志性器物，其他的都是共性，只是各族群发明出相同的器物的时间不同而已。
龙，东西方都有龙，当然东西方的龙的造型也是不同的，但是东西文明根本性的不同在于，中国人用玉器来表现龙。所以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在玉器上。
中国人在玉器时代，距今6300年开始，以城头山城市为标志，中国人就已经在湘汉地区发展出了庞大的城市国家群，进入到了邦国林立的时代。这个时期以后，在红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才有炼铜业存在的证据，但青铜的使用并没有达到盛期，甚至文字也处于萌芽阶段。中国成熟的文字，可以确定是龙山文化时期的骨刻文，距今4500年。中国文字的萌芽期，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年的贾湖文化和彭头山文化，那个时候个别的文字和符号就已经定型。中国的城市建设，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年的彭头山文化，在彭头山文化大型的环壕集聚区的类城市就已经出现了。
2、东西文明的分野最早时间点——距今8000年以前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玉器出现开始，就被玉器分成了两个大的文化区域。仰韶文化把玉器当做石器用，玉被用来制作工具，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也具有用玉制造工具的特性；从东北越过中国中部到环太湖的良渚文化，再到两湖地区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玉器是独立的佩玉、神玉、权玉和礼器玉。最后是玉器文明扩展到整个中国范围。这就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原始面貌。不使用玉器的人群最终不是被玉器文明同化，就是外迁了。这种外迁的判断，有很强的证据，我们知道，西方文明就不具备玉器特征，所以西方的那些文明群体和非文明群体，很可能是在中国竞争失败后西迁而去的。
从玉器看，最早的玉器使用地是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遗址。兴隆洼还处于玉石并用阶段，玉器是在石器中发现的。配饰玉器是玉玦。在以后的考古中，湖南的高庙遗址、杭州湾的河姆渡遗址玉器就被单列出来了。以后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功能就非常完备了，有佩玉、神玉、权玉、礼器玉。玉钺就是王的权力的器物，玉圭和玉璋就是次级权力的器物，玉琮、玉璧就是礼器玉，玉玦等就是佩玉，玉龙、玉凤、玉人灵神灵像等就是神玉。社会的权力层次和等级层次在玉器上表现的很完全，特别是石家河文化的玉器，集红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等特色于一身，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石家河玉文化，与统一的黑陶文化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文化中国。这个中国的统一者，我判断是神农，因为神农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天子”，即天下共主。伏羲有第一王的地位，但没有天下共主的地位。
这里要指出的是，李辉把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定为在距今8000年，依据的是兴隆洼的玉器，而不是龙，李辉自己认为是龙，但这个认识是错误的。龙形象的起源也不是玉玦，因为在玉器表现龙之前，中国远古时代还用石头摆塑出了龙。石头摆塑出的龙要早到10000年以前。李辉所说的这个距今8000年的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实际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分野的最早时间，而不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点，当然也可以说距今8000年是中华文明个性形成的起点。
这里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以陶器和稻种为标准，中国及世界文明的起源时间在距今20000年到14000年之间。以玉器为标志，中华文明从世界文明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中华文明个性的最早时间点，是距今8000年。
距今8000年，可以看做是东西文明分野的最早时间点。以后，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也会逐渐地从西方文明种分离出来。
黄饮冰2016年9月19日星期一于孝感
附李辉文章：中华文明起源时间前推5000年青铜器非标准
中华文明起源时间前推5000年
发稿时间：2015-01-11 07:37:00 来源： 文汇报 中国青年网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西方学者根据他们的标准一直认为是3000年前，中国学者虽然存有异议，但一直无法证明这一观点的错误。红山文物的最新研究结果和关于文明标准的定义，可以证明中华文明起源于8000年前。因为这一研究成果，复旦大学人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青年教授李辉应邀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发表了演讲。
刚刚过去的2014年是红山文化申遗年，也是红山文化重新被全世界认识和关注的一年。
大部分红山文化出土的瑰宝都在上世纪初流散海外，它的价值在于通过红山文物的研究，可以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
按照西方对文明起源的定义，中华文明发源于3000年前。而红山文化的考古研究，使得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一个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应前推5000年，应是8000年前。
“来自猩猩的你”并非地球上唯一智能动物
人类从哪里来？我们现在有三种类型的材料来研究这个问题：基因、化石、语言文化。科学已经可以论证，“来自猩猩的你”并非地球上的唯一智慧生物。
其中，语言文化能够追溯的时间有限，一般不能超过新石器时代。而根据化石相似度的比较构建人类进化谱系，也存在很大的主观判断的影响。很多形态特征并不与种系差异相关。比如，去年在Science发表的格鲁吉亚直立人的形态研究，五个同一地址同一地层发现的头骨，形态差异近于人属内的能人、匠人、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的差别。这严重挑战了化石形态比较的可信度。现在通过DNA的研究，可以准确判断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而不同的文明对于人类从哪里来也有不同解释。西方自古有神创论传统。中国人有着不同想法。我们的传统认为，包括人类在内，万物都在易变中。“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易是绝对的。有意思的是，在尚未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两千多年前春秋时代，庄子阐述人类起源时就说：“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因为庄子用古楚语的专有名词称呼动物，翻译过来就是：蝾螈演化出鼩鼱，鼩鼱演化出树鼩（或者松鼠），树鼩演化出猕猴，猕猴演化出人——这种认识与现代进化生物学的研究结果一般无二。生物学的“人科”就包括了黑猩猩属、大猩猩属、红猩猩属和我们真人属。人科动物都有很高的智力。僰猿智力相当于10岁的人类儿童，黑猩猩相当于6岁儿童，大猩猩和红猩猩能达到4岁。所以，“来自猩猩的你”并非地球上唯一的智慧生物。
通过基因组的比较，人科动物的演化谱系已相当清晰。三千多万年前猴猿分野，两千万年前人科与小猿科分开，约1600万年前猩猩亚科与人亚科分化，约1000万年前金刚族（大猩猩）与人族分离，约500万年前人类祖先与黑猩猩祖先分道扬镳。各种化石人科动物都可在这个进化树上找到位置。
中国境内也发现了很多人科动物化石，但他们是人类的祖先吗？根据DNA研究结果和人类起源时期的冰川期气候环境，东亚的森林更适合猩猩生活。非洲的草原才是人类的家园。
中华文明的起源不应以青铜器为标准
但是中华文明起源于何时？
西方很多学者认为根据青铜器这一条标准，中华文明只能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国很多学者对此也无奈接受。
但是我认为以西方文明的物质产物作为标准来评判东方文明并不科学。西方文明的四项标准：城市、文字、青铜、神庙和祭坛，除了文字，多是具体的物质。
而文明，应该是社会文化的升华，更多是精神文明层面的。物质是精神的产物。所以东方文明形成的标准应该调整为：国家政府（帝王）、文书记录（图文徽章）、礼仪规范（礼制玉器）、历法或法规。这或许是更好地适应世界各地的文明形成标准。
作为中华文明的徽章象征，龙是当仁不让的。而龙的造型，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东北的红山文化，很可能是8000多年前最早的玉玦造型演变而来。
中国的国家最早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们通过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的东亚大陆地区，虽然有着红山、龙山、仰韶、大溪、良渚这五种文化区系，但是文化区系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平民使用的陶器上，而上层贵族使用的玉器都非常相似。最重要的礼器之一，玉琮，从东北到西南都有发现。这可能说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虽然平民有不同的遗传和文化传统，上层建筑可能是同一套。那么中国的帝王最早什么时候出现的？这在中国人的遗传谱系上发现了证据。我们发现中国人群，特别是汉族人群来自迅速的人口扩张，这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开始了。用Y染色体构建的中国父系遗传谱上，我们发现了三个独特的新石器时代个体节点，发生了突然的后代人口扩张。也就是说，有三个人，分别有特别多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又有特别多的孙子，两三代内就迅速繁衍出了成千上万后代。今天，近半数的中国男人都是这三个人的直系后代。根据积累的突变计算出这三个个体的年代，分别是大约6800、6500和5400年前。如果不是帝王级别，如何能有这么多的子嗣？有趣的是，这三个年代正好分别对应考古文化中高庙文化、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鼎盛期的开始时间。
古文化研究必须多学科综合，否则只是盲人摸象
前文所述的这三个帝王是谁？需要考古遗址中去寻找答案。
这些年代出土了数个高规格墓葬，最著名的是仰韶文化西水坡大墓，距今6400多年。其中遗骸的四周摆满蚌塑，东面是龙，西面是虎，北面是北斗，南面摆了一排动物，起头的是驼鹿和山羊，后面还有蛇蜥等动物，很有可能是二十八宿中的南方七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对星象的详细描述，说明当时中国地区的人们有丰富的天文知识，这可以用来制定历法。这位如此高调的墓主是谁，或许检测其基因组以后，可以在中国人的遗传谱系上找到他的位置。
而红山文化牛河梁最大的陵墓，是一个金字塔形建筑，距今5300多年。墓主佩戴的玉器极其精美、无出其右。他的身份也有待于基因组检测来解答。说到这里，红山文化及其玉器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因此，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或许都是真的。我们确实到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关口。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据近四千多年前，中国各地出现了多个城池。八角星的徽章出现在各个文化区的重要器物上。陶寺遗址发现了制定太阳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台。各地的玉制礼器越来越规范。这一切都说明，中华文明已经完全成形了。
重新审视文明的定义，我们应该认为：文明是一种让不同的人群和谐生活于同一个国度中的伦理和科学规范。而中华文明，从八千多年前开始萌发，在五六千年前已经有了最初的古国，三四千年前完全成熟。中华文明古国之悠久，完全不输于西方的文明古国。
为了研究中华古史，我们必须从分子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文化等多个角度综合分析。任何一个学科单方面的研究都只能得到片面的结果，犹如盲人摸象。只有多学科综合研究，我们才可能看到一个多维的立体的更真实的历史。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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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辉《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向前推5000年》一文的剖析和人类起源的再思考
作者简介：黄饮冰,本名黄祥文,湖北省孝感市肖港镇人,以研究华夏文明起源史为己任，从1989年开始研究华夏起源史，是华夏文明起源史的独立研究者和中国中心论的倡导者。研究成果有《皇皇者华——华夏文明流源史谈》（未出版），《中国中心论——中国是世界人种和文明的起源和传播中心》《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