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之苏州陆家的元利典當行
去年刚刚开始作为博物馆性质的元利典當行开放了，由于地处偏僻，如果不是出于对上海老建筑的爱好，很少人会光顾。我也是路过去了一次，简单的看了一些介绍，没有很深入的了解，在前一段时间采访刘祖年老先生时说起他家和典當行陆家有亲属关系，刘老先生也愿意就此话题聊聊，于是我们有了今天这个内容。
刘老先生说：苏州有四家陆姓大族，崇镇拱桥陆家、天官坊陆家、中由吉巷（或大廊桥巷）陆家、凤凰街陆家（注1）。学士街天官坊陆家的家族记忆中与皇族有关，话说是崇祯皇帝在李自成攻入北京时在煤山歪脖子树上吊死时托太监带着皇子逃出京城，后来就在江南改姓后隐匿下来，从这一辈起他们就开始只许经商不得从政，还有祖训：不得与安徽朱家通婚。當然关于崇祯皇帝后代的传说很多，我们可以参考网间的信息来做自我判断（注2）。
由于文革期间对祠堂、家谱之类的破坏严重，以至于我们现在没法根据家谱来追溯陆家上几代的来历。所以现在只能根据现有的线索来梳理他们家族的关系。
刘老先生因为父亲和祖父都离世较早，所以他的人生道路很大部分都是外公陆仲道在辅助前行，耳闻目染下对苏州天官坊陆家了解的十分详尽。根据他的记忆中已知的信息：陆抟霄是天官坊陆家的长房长子，陆冠曾是陆抟霄的儿子，单传的长房长孙。刘老先生的外公陆仲道是这一代三房陆应之的次子（这一代共有四个儿子）。
刘老先生说，陆家在陆应之上一代就已经相當富裕，在天官坊有很大的祠堂，到分家产时按规矩长房都会分37%这样比较大的份额，这是因为长房需要承担祖宗的祭祀、祠堂、祖坟的维护和家族重大事项的开支，而恰好陆抟霄是独生子，所以他对家庭内的开支少了很多，这样承接了遗产后就可以放手投资房地产和典當业。有些文章提到陆家当时有良田6000亩，实际上这些土地都是归家族所有，所有的收益也都是归纳在义庄账上，遇到家族中重大事项就可以提取开销，因此到了土改阶段，这些土地被没收分掉，陆家也就没有个人被划分为地主成分。
1939年的武定路203号
1947年武定路203号已经不标注元利典当铺了。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状态，这是苏州及江南一带所无法企及的，于是陆抟霄由苏州到上海租界内躲避战祸并同时在上海开始复制他在苏州经营的成功经验，先后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内开办过三家當铺，其中北京东路一家开后不久关闭，另一家开在成都北路叫“裕昌當铺”，还有武定路的“元利當铺”，原名元昌當铺，这是三家當铺中最大的一家。都是由管家俞少卿主持，由于俞少卿精明能干、经营有方，放弃一般衣、被等低值物品的典當，而专营房地产、珠宝首饰、古董字画等高值物件的典押，故赢利丰厚。（据原来长期在元利當铺工作的金先生回顾裕昌當铺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在汉口路上，后来才搬到北成都路上，1940年就关闭了，陆冠曾与管家俞少卿是拜把子的兄弟，因此俞少卿忠心耿耿，他原来就居住在北成都路879弄天宝里4号，而元利當铺最早是在麦特赫司脱路(Medhurst Road)路口租房经营，后来才在武定路上建房营业。）
1939年的地图上可以看到俞少卿的家就在裕昌當的后面弄堂里。
现在博物馆中展示的居然只有管家俞少卿的照片，而真正原来陆家人的照片一张都没有，懂的人应该都清楚。
城建档案馆保留的1932年元利典当行建筑设计图。
我们现在已经不能理解元利典當行为啥开在武定路这样一个冷僻路段，其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这里周边都是老弄堂密集的地方，人口密度极高，而元利典當行又是避开经营低档物品的典當，专营珠宝首饰等高估值的物品，所以与其他设在马路转角上的當铺路子不同。
襄阳北路青云里已经公布为上海市第五批历史优秀建筑。
而陆抟霄的同宗兄弟们虽然没有开设典當行（刘老先生补充：天官坊陆家以陆应之-第三房延续以外公为首（外公长兄去世较早）除经营酱园、米行外，在苏州有三家钱庄，义康、义大、鼎康。义康在上海有分行。敌伪时期停业。抗战胜利后，只有义康复业。抗战前，上海分行经理是杜润生，胜利后，上海分行经理是高广彩。外公陆仲道在苏州城内臨顿路开设的“利济當”，规模也大，经理姓薛。），但是在苏州也都有自己的钱庄和地产，同时开设米厂、酱园（酿造厂），这些经营都颇为成功。各路兄弟们逐步也开始到上海来经商，如二房、三房的后代在原法租界的襄阳北路上投资青云里弄堂房产，因为堂兄弟俩的名字叫陆叔青、陆叔云，所以弄堂名就叫青云里。其中陆叔青就是刘老先生外公的亲弟弟，陆叔青同时也开设了典當行叫“源昌大當”在山西北路174号（后改为正美小学,是陆家的老小姐做校长，开始办教育，因此这也是刘老先生记忆中典当行开始衰败的迹象。），陆叔云开了一家“泰来當”在小沙渡路上，规模都比较小。
1939年时期的山西北路174号源昌大當，经理是江心安。
1947年时山西北路174号的“源元當”撑不下去后就开始办教育，这也是预示着典当业的败象已现。
到了陆冠曾这一代，陆家迎娶了上海滩钱庄业巨头程觐岳的千金，他们俩家子女联姻，俩亲家在经营钱庄、典當业务上互相支持，可谓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程觐岳在清末民初开办了福源、福康两家钱庄，到1945年，两家钱庄资产分别达到法币1500万元和1000万元，在上海的钱庄业中亦称数一数二。
民国24年晶报
民国26年7月福尔摩斯报
民国26年金刚钻报
民国30年新闻报（可以看到当时他住址是同孚路长丰里7号）
1937年社会日报
也许是钱来得太容易，于是陆冠曾开始花天酒地，还吸食鸦片，把生意上的事情完全托付给了俞少卿，自己的家庭也破裂，所以当时上海的各种小报上针对他的负面新闻较多。
早在1933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到1935年又改革币制，发行纸币禁用银元，币值浮动不稳，物价日渐上涨，这一时期大中型典當赢利菲薄，日渐衰败，纷纷歇业或改组。到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后，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发行中储券强行以2：1兑换，典當业更是每况愈下，后续国民政府又是一轮币制改革，货币大幅贬值，几重打击下元利當铺最终无法支撑，于1946年在管家俞少卿的主持下关门歇业。元利當铺关门以后，陆家将大笔资金转向房地产业，实际经营着数千幢房屋的房地产。1947年陆冠曾去世后，儿子陆泳德接手后按当时的政策需要这一年向国民政府缴付遗产税，于是次年以20根大条子(200两黄金)的价格将203号元利當铺分别顶租给吴、沈两家。当时还曾有陆冠曾的私生子找上门来，一旦确认后陆泳德也会起到抚养的责任。
在封建社会家族中的女子是没有遗产分配的权益，陆冠曾有两个姐姐，她们都没有分到祖上的遗产，但是都相继嫁给了当时上海的有钱人家，大阿姐嫁给马逢伯（前面文章中写到过刘老先生一家曾经居住过新大沽路上马家闲置的大宅），二阿姐陆正仪嫁给贝星楼（建造贝公馆的真正主人），所以虽然没有遗产继承，但都有了很好的归宿。
石门一路（原同孚路）102弄长丰里7号只能从1947年的老地图上看到了。
刘老先生记忆中陆冠曾自己的家是住在同孚路国立同济附属医院附近，然后上海地方志文章中讲到了49年后陆冠曾儿子陆泳德将石门一路102弄7号的私宅19万卖给国家，后改为地段医院，目前这地方一直到成都北路一线都成为“中凯城市之光”的区域了，石门一路102号已经是建设银行的营业厅，早年地图上长丰里7号的陆家的豪宅就此消失。
由于典當行常常会有法律上的纠纷，陆冠曾索性就把王黼裳律师请到家里来一起住，王黼裳也是捕房律师，所以租界内外的纠纷都可以搞定，这样陆冠曾就等于请了一个长年的法律顾问在家。
成都北路因为建南北高架拓宽时拆除了第一排建筑，现在这个位置是“劳工组合书记部”的纪念馆。
问起刘老先生对當铺的印象，他说元利典當行没有去过，但是当时同属陆家的裕昌典當行（成都北路上）倒是经常去，由于刘家当时的富裕程度相當高，所以靠當铺掉头寸这种事刘家就不可能去了，当然刘家遇到难题时就是大进大出的了，直接与“高易公馆”、“怡高地产公司”等搞房产抵押、买卖这种大的交易了。
刘老先生讲，说起典當，倒也见识了真正的金镂玉衣，那时是俞少卿收了一件绝當破损的金镂玉衣，不知真假，因为估值较高，怕老板责怪，于是拿了金镂玉衣到新大沽路来让刘老先生的外公陆仲道掌掌眼。刘老先生讲，其实老早富贵人家压箱底的不一定是金银，因为一旦战乱逃难时金银太重，所以珠宝玉器才是真家伙，一颗夜明珠能抵得上很多大条子。所以49年后这件不知哪朝哪代的金镂玉衣就不知去向了，我想其中奥妙大家都懂。
这是我记忆深处的當铺。
其实我倒是见识过典當行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家道旁落，母亲常常拖着我带着用床单包裹着家里值钱的衣物到襄阳南路262号一家“三兴當”去掉头寸，走进當铺大厅里有两张八仙桌，是给客户整理當品用的，整理后把當品递上高高的柜台，然后估价的开始唱票、写票，递出钱和當票。
而每到换季时父母亲就会悄悄地商量哪些是需要赎回的，因为常常是夏季把冬季的皮袍子抵押在當铺里了，冬季把香烟纱长衫押进去了。这种场景一直延续到文革，来抄家的造反派看着一厚叠當票问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不可能作假，因为是几年来连续的當票。他们甚至于向弄堂里“小脚侦缉队”打听，说是见过我家常常大包小包的转移物品，没想到是转移到當铺去了，这让本想来发点小财的造反派有点失望。
文革期间當铺被当作“四旧”取缔了，于是我们家连这样可以暂时掉头寸的地方都没了。
因此我们看到“元利典当行”中介绍典当业时就可以知道當铺实际上是早年中低阶层民众在遇到生活困境中暂渡困境的一个场所。甚至于像梅兰芳这样的名人有时候也会到典当行里掉头寸。
现在元利典当行作为一个原址博物馆应该说相当有意义，把典当作为一个文化来展示和研究，这起码可以让后人了解早期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同时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金融行为。当然我们也要了解开设當铺的人文背景，这样就可以知道典当业的兴衰过程。
可以在博物馆了解相关的知识。
注1：据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推荐表所述：天官坊是苏州城区西部的一条街巷，位于学士街北段西侧，以明代牌坊“天官坊”得名。明吏部尚书王鏊曾居此，吏部别称天官，故名。王鏊怡老园入清后，部分宅园一度改为江苏布政司署，部分宅第（今8号、10号一带）乾隆时，归徽商陆义庵，太平天国时曾作女馆，清末又为状元陆润庠所有，现属市控保建筑。天官坊陆氏，是苏州一大家族。
显然这后面一部分的表述是有问题的。刘祖年老先生指出：苏州有四家陆姓大族，崇镇拱桥陆、天官坊陆、中由吉巷（或大廊桥巷）陆、凤凰街陆。不是同族，互不搭家。
陆润庠是苏州崇镇拱桥陆家，与天官坊陆家，风马牛不相及。陆润庠是晚清状元，天官坊陆家子孙，不考清朝功名。
注2：崇祯皇帝一共有多少个子女？他们最终的命运如何？2017年曾有网友整理了一篇文章，应该可做参考。
献愍太子朱慈烺，明思宗的嫡长子，生母为周皇后，崇祯二年（1629年）年初出生，次年便被册立为皇太子。李自成进犯京师时，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等人上书，请求让太子朱慈烺到南京监国，旋因京师沦陷未果。李自成入京后为收拢人心，封朱慈烺为宋王，并留于军中。
不久，李自成东征吴三桂，令朱慈烺随行，结果兵败于山海关。吴三桂在击溃李自成后，本打算拥立朱慈烺为帝，但此时的朱慈烺却已不知所踪，或为乱军所杀。南明时期，弘光帝追谥朱慈烺为献愍太子，监国、鲁王朱以海则追谥其为悼皇帝。
怀隐王朱慈烜，明思宗嫡次子，生母为周皇后，崇祯二年（1629年）年末出生，但不久即夭折。次年（1630年），明思宗追谥朱慈烜为怀隐王，并葬于翠微山。
定哀王朱慈炯，明思宗嫡三子，生母为周皇后，崇祯五年（1632年）年生，十六年（1643年）获封定王。李自成入京后为收拢人心，封朱慈炯为定安公，并留于军中。不久，李自成东征吴三桂，令朱慈炯随行，结果兵败于山海关，朱慈炯于乱军中失踪，最终下落不明。
明朝覆亡后，反清人士于起事之际，经常会打出“朱三太子”的旗号，很多人误以为便是明思宗的嫡三子朱慈炯。其实，这些人口中的“朱三太子”实际上是明思宗的第五子朱慈焕，至于因何有此“误会”，缘于清廷故意混淆、歪曲真相。
永悼王朱慈炤，明思宗庶子，生母为田贵妃，生于崇祯六年（1633年），生前获封为永王。李自成入京后为收拢人心，赐予朱慈炤爵位，并留于军中。不久，李自成东征吴三桂，令朱慈炤随行，结果兵败于山海关，朱慈炤在乱军中跟随毛姓军官逃难，后在凤阳被一位王姓给事中收养，并化名为王士元。
满清统一后，朱慈炤为避祸，定居在余姚，靠教书为生，一直不敢透露自己的身份。然而在1708年，年已75岁的朱慈炤终于被识破，被清廷逮捕后处于凌迟之刑，妻儿老小全部被杀。为掩人耳目，清廷故意将朱慈炤混淆为明思宗第五子朱慈焕，但朱慈焕年仅5岁便早夭，以故来证明朱慈炤的“朱三太子”身份为假。这个骗术，也是后世经常分不清朱慈炤、朱慈焕二人生平的主要原因。（这说明清朝政府还是十分警惕汉人借着明朝的名头复辟，一看到有复辟回潮的苗头就是75岁高龄都不放过。）
悼灵王朱慈焕，明思宗庶子，生母为田贵妃，生年不详，年仅5岁即早夭，死后被追谥为悼灵王。据民间传说，朱慈焕在世时曾对崇祯帝讲，九莲菩萨（万历的生母李氏的封号）对他说，皇帝待外戚太薄，所以要让他的儿子全部都死掉。思宗听后大为惶恐，于是尊朱慈焕为“玄机慈应真君”，希望能感动上苍以消祸。
“朱三太子”曾困扰清朝半个世纪
正因为此，朱慈焕尽管早夭，但在民间极富神话色彩，所以反清人士于起事之际，经常会打出“朱三太子”的旗号，这“朱三太子”便是朱慈焕。
悼怀王朱慈灿，明思宗庶子，生母为田贵妃，崇祯十年生（1637年），年仅2岁即早夭，死后被追谥为悼怀王。
悼良王朱某，本名、生卒年均不详，明思宗庶子，生母为田贵妃，年仅3岁即早夭，死后被追谥为悼良王。
坤仪公主朱氏，明思宗长女，生母为周皇后，早夭，生卒年不详。
长平公主朱媺娖，明思宗次女，生母为周皇后，生于崇祯三年（1630年），初封坤兴公主，后改封为长平公主（或为清朝册封）。明思宗殉国前，为防止公主遭受叛军凌辱，于是挥剑斫公主，断其左臂。满清入关后，顺治帝将公主嫁与周世显。顺治三年（1646年），长平公主因思念父母，抑郁而终，享年16岁。
在民间传说中，长平公主出家为尼并学得一身盖世武艺，江湖中有“独臂神尼”之称。神尼收吕四娘等人为徒，积极进行反清复明活动。金庸小说《碧血剑》中的阿九公主、《鹿鼎记》中的九难神尼，以及梁羽生《江湖三女侠》中的独臂神尼，莫不是假借长平公主之名。
昭仁公主朱氏，生母不详，生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明思宗殉国前。为防止公主遭受叛军凌辱，亲手挥剑将其杀死，公主遇难时，年仅5岁。除以上三位公主外，思宗另有三女皆早逝，生母无考。
后来又有贵州苦竹桠村村民邹代清称，自己就是皇四子朱慈炤的第11代后人。这也是比较离奇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网上搜索了解。
延伸阅读：上海地方志文章《海上第一當——武定路元利當铺》2016/11/30 20:07:26
曾经居住在长宁区仙霞街道的陆正淑女士是上海末任道台刘燕翼的媳妇，刘祖年的母亲，于2006年94岁时仙逝。她是苏州学上街天官坊陆仲道女儿，祖父陆应之，堂叔陆抟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陆抟霄在上海开设武定路元利當铺，后传于其子陆冠曾，他是陆正淑的堂兄。
武定路元利當铺建筑是上海乃至苏浙遗存至今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幢當铺遗迹，其对于展示上海城市金融行业发展的历史，是一难得珍贵的实物见证，至今居住在这里的28户居民，有的就是當铺历史的见证人。1993年，他们在得知这里要进行房产开发，这幢房屋将要被拆除的消息后心急如焚，联名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其中姚家麟、施祖贤等人到处寻找相关历史资料，求教有关专家，呼吁将元利當铺建筑保留下来，他们的呼声得到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市规划局赵天佐等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支持。这体现了上海市民对保护这座城市历史建筑的由衷感情和可贵的社会责任心，终于使元利當铺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得以保留下来。
中西合壁的當铺建筑
元利當铺坐落在泰兴路西、武定路南，即今武定路203号和211号(原317号)，建筑西侧与已被拆除的泓庆里相接，这是一幢具有中国江南传统民居风格和欧式装饰的三层砖木结构城堡式當铺建筑，是至今上海遗存的面积最大最为完整的當铺建筑。1932年由上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典當业巨头陆冠曾兴建，陈福平(音)建筑师设计，上海荣昌记营造厂建造。建筑南北二进深约20米，东西五开间门面宽约27米，建筑占地面积约54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防盗、防火、通风、采光、排水是當铺建筑必备的重要功能。高围墙、大铁门、高柜台是當铺建筑的特点。元利當铺四周围墙高达10余米，墙厚50厘米，围成大小共7个天井，这么多天井，足以使这幢很封闭的當铺建筑，形成空气对流系统的小环境，满足房屋的采光要求，同时利用天井，组织了屋面和地面排水系统，在南面的天井里有一眼水井，井水平时可作饮用，火警时也可作消防用水。元利當铺的高墙担當着防盗、防火的作用，一般情况下盗贼很难翻进店内，邻里失火高墙隔火也不至于殃及當铺。在沿武定路～幅300多平方米的墙面上开了两扇大门和一扇小门，武定路203号大门，三面是花岗岩石箍门框，门头做巴洛克水泥花饰，两边有罗马双柱，在中国传统建筑上注进了西洋文化。东侧另一大门可通内屋和正门天井，沿武定路西侧211号小门，里面是经理室、客厅、金库和保险库。据當铺的老职工说，旧时客厅内悬挂关羽像，又称关帝厅。保险库面积约14平方米，夹墙厚约1米，文革时有人足足用了一个星期才拆除这座保险库，里面还存有不少铜钱，库门的钢框至今还镶嵌在砖墙里清晰可见。金库曾存放过二、三十吨铜、锡器皿，平时有专人值守，与营业大厅相通的一扇小门上还设有特制的可旋转开闭的猫眼。原来的外门和库门都以铁皮包裹，特别是保险库门厚达50厘米，既厚又重，需二个人才能打开。當年保险库门锁二把大铁锁钥匙由二人分别保管。沿武定路的大幅围墙面上除三扇门外，在6米高处还开有两个1米大小的圆形玻璃木格翻窗，作通风之用，其功能还有减小整幅墙面的风压作用。北面高墙与东、中、西建筑山墙相联，这样布置建筑整体可产生足够的刚度。在高墙的压顶处还有约80厘米宽的整条三角形水泥粉刷装饰带，整个墙面敦敦实实，墙面装饰中西合璧。元利當铺由武定路203号大门入内，里面是30多平方米的天井，旧时迎面是一块10来平方米的石牌屏风，上书硕大的“當”字，以蔽行人窥视，还点明店铺的性质。天井地面系混凝土铺筑，经花岗岩踏步拾级而上，过一排高约3米的木格玻璃门扇，是當铺高大的营业大厅，层高约有4米，原有5尺柜台和铁栅栏杆就设在大厅前半部，这里如今已被分隔成住房。大厅地面用彩色水泥花阶砖铺面，如今地面仍旧完好，花纹清晰，从表面的磨损状况仍可分辨出昔日當铺生意的兴旺。大厅二侧除库房、经理室外还有值更、伙房和饭厅。北面天井的二侧是成排的木格玻璃窗，足有2米高，窗下墙是彩色水磨石层面。过人厅入南面天井，外面也是一幅高墙，一排单层辅助房屋贴墙而筑。元利當铺原建二层，1948年由吴、沈二家顶户加建成三层。元利當铺當时雇佣不少职工，他们大都住在店内。二楼一部分放有木货架以存放衣、被等轻质物品，其他部分均为职工居住，所以那时就设计了卫生设施和化粪池，至今元利當铺的账房陈德禄的夫人朱文娟和儿、媳仍住在这里。元利當铺南面是大片居住区，在建造當铺时沿南面高墙还建造了四层嘹望台，作为防盗保安设施之一。整座建筑有4座楼梯，各自贯通。當铺系小青瓦斜坡屋面，洋松木地板，因楼面要堆放衣物负载较重，故矩形格栅中距只有30厘米左右，外墙面水泥砂浆粉刷。
陆氏家族原系朱元璋后裔
陆氏家族原系安徽明朝皇帝朱元璋后裔，1644年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明朝灭亡，清爱新觉罗福临称帝后，朱氏家族为躲避清王朝的迫害，逃到江南各地，改为陆姓，旅内人士立誓相约一律不做清朝官员，因为种种原因被推举为清朝官员的也都辞去官职，不举朝政。故陆氏家族在满清王朝的260多年间从没人在朝中为官，家族成员均为经商或农耕。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灭亡，许多对朱氏家族的禁令都被解除。徽商本来就有悠久的经商历史，在近300年的时间里陆氏家族许多人精于经商。近代100年来上海的钱庄、當铺多为安徽人经营，虽有一些广东、浙江人士开办的钱庄、典當，但其内部员生大都均为安徽籍人士。
元利當铺创始人陆抟霄是从祖籍安徽到苏州生活的，在太平天国时期(1851—1864年)靠涉足典當业发家，當时在苏州说起西城桥天官坊陆家，谁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是一家拥有6000亩地产的富豪。据陆抟霄堂侄女陆正娴老人(2004年84岁)回忆，當时在苏州每年春节都要在堂屋挂上朱元璋的画像以香火祭拜先祖。那时清政府腐败，时局动荡，民不聊生，一些殷实人家为躲避战祸，变卖家产移居他乡，将金银珠宝典进當铺，既可保证财产安全，还可持银票到处通兑，保值增息。实际上太平天国被清兵镇压以后，许多人并没能凭银票兑现，同时，陆家还以客户存入的银两经营买卖，10多年来赚取了大笔金钱。上海开埠后，经济不断发展，十九世纪后叶，陆家遂将产业逐步转移到上海。
當户对陆、程联姻
當时，陆抟霄之子陆冠曾娶了上海滩钱庄业巨头程觐岳的千金，他们俩家子女联姻，俩亲家在经营钱庄、典當业务上互相支持，可谓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程觐岳在清末民初开办了福源、福康两家钱庄，到1945年，两家钱庄资产分别达到法币1500万元和1000万元，在上海的钱庄业中亦称数一数二。
福源钱庄于1919年4月由程觐岳、程笏庭合伙开设，注册资本白银20万两，秦润卿为经理，在北苏州路56号～62号设豫康堆栈，专做抵押放款，到1925年资本金增至国币50万元，在宁波路70号新建房屋，1926年秦润卿任总经理、徐文卿为经理，并设信托部，经营出租保管库、租赁仓库业务。1939年程觐岳的股份由其子程印武、程辅仁，其孙程庸畴继承，程笏庭的股份由其子程函中、程沛时接受。1941年资本金增至法币100万元，1947年钱庄存款达法币251亿元，次年董事长由程笏庭担任，钱庄员生共80人。
福康钱庄成立于1894年，由程觐岳创立，注册资金白银2万两，到1926年增至法币80万元。1932年与福远钱庄在光复路113号至127号合建仓库。1943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在天津路100弄9号。1946年全年盈余法币达8000万元。1947年11月，存款总额达9030亿元，1948年董事长为程印午。
1945年1月，上海票据交换所成立，福源钱庄的秦润卿担任主任委员。到1946年12月6日交换行庄共215家，其中包括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等国家主要银行。程、陆二家可谓门當户对。
时事变迁走向衰败
辛亥革命以后，當时上海的典當业日渐繁荣，1911年至1930年开设56户，1931年至1940年开设302户，1941年至1944年共开设了482户，到1944年底便有當铺870户。1924年浙江军阀齐燮元发动齐鲁战争，陆抟霄由苏州到上海躲避战祸，先后在上海开办过三家當铺，其中北京东路一家开后不久关闭，另一家开在成都北路称裕昌當铺，由管家俞少卿主持，还有武定路的元利當铺，原名元昌當铺，是三家當铺中最大的一家。由于俞少卿精明能干、经营有方，放弃一般衣、被等低值物品的典當，而专营房地产、珠宝首饰、古董字画等高值物件的典押，故赢利丰厚。1928年，元利當铺自陆抟霄到其子陆冠曾资产已逾百万银元，在上海曾经拥有千幢里弄住宅。俞少卿当时家住成都路，在1932年2月与傅佐衡等10人将原上海典當公所改组为上海市典當业同业公会，会址在原老北门吴家弄39号。现知，陆抟霄的堂弟陆叔云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开办泰来當铺，经理是张英连，直到1949年关门歇业。上海典當业的柜员等级分明，有头柜、二柜、三柜和内柜之分，相當于今日的估价师，主要依据员工的资历、估价能力而定，地位和待遇亦不相同。受當一般衣物由三柜上台，稍值钱的裘皮物品等由二柜接洽，而珠宝、首饰、等价值相當的物品则由头柜出面，至于古董字画的鉴定颇需见识功底，顾客先在营业厅外等候，由伙计送到里屋内柜相品、定质、出价，这内柜即今日的总估价师。當年元利當铺的管家俞少卿、经理钱益民(俞少卿外甥)、账房常利英、头柜陈重英、二柜查水彬、伙计吴福享(也是203号的居民)。當铺柜员记写典當物品叫“写票”，写票要用一种专用字体将典當物品的品名、成色、特点、数量、有何瑕疵写得，一清二楚，但外行人看来似天书般，一头雾水，所以刚到當铺的学童每天都要练习书写當铺号票的毛笔字，这是必修之课。
各种當票
1933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到1935年又改革币制，发行纸币禁用银元，币值浮动不稳，物价日渐上涨，这一时期大中型典當赢利菲薄，日渐衰败，纷纷歇业或改组。到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后，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发行中储券以2：1兑换，典當业更是每况愈下、市场凋敝、货币大幅贬值，元利當铺在经过一段惨淡经营后，最终无法支撑，于1946年在管家俞少卿的主持下关门歇业。元利當铺关门以后，陆家将大笔资金转向房地产业，实际经营着数千幢房屋的房地产。1947年陆冠曾去世后，陆冠曾儿子陆泳德先生于1948年为向国民政府缴付遗产税，以20根金条(200两黄金)的价格将203号元利當铺分别顶租给吴、沈两家，吴家顶下东半幢、沈家顶下西半幢(由沈的丈人周光明先生出面以110两黄金顶下)，211号由账房陈德禄一家居住，他是此房的保管人2004年陈德禄的夫人88岁的朱文娟和她的儿、媳仍住在此处)。解放后陆泳德将此屋产权交给了国家，如今的28户居民，多由吴、沈二家出租及后来通过房管所搬来。
陆泳德先生，一生淡泊名利、热爱祖国，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先后在东吴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交通大学、南洋中学从事教育工作40年，在南洋中学从教30余年后退休，其夫人钱自元亦是名门之后，系钱学森的堂妹。解放初陆泳德先生主动提议参加公私合营，要求放弃定息，在有关领导的劝说下才接受了小部分定息。公私合营后，陆泳德婉拒担任徐汇区房地产分公司副经理的职务安排，同时将上海数千幢里弄住宅上缴国家。抗美援朝期间，陆先生响应国家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将存放在元利當铺的数十吨铜、锡器皿捐献给国家（其中还有不少宋元时代的文物）。陆先生原住石门一路102弄7号的一幢花园洋房（那幢洋房现是地段医院），后卖给国家19万元，搬到永嘉路的新式里弄。陆泳德先生为民盟盟员，担任过民盟市委常委和副秘书长，在民盟市委工作15年。曾任上海市政协常委和徐汇区政协副主席。为迎接2010年世博会，上海准备创建几十座博物馆，来展示上海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和文化，如果将保存至今，这么完好的元利當铺，组建一个上海典當行业博物馆多好。
（我们曾经在贝公馆一文中写到贝老三交出所拥有的所有产业后，被委派到虹口区房地局当副局长，而陆泳德也因交出手中的产业而被委派徐汇区房地局工作，但是他拒绝了，后来到了文革，贝副局长被勒令在机关里打扫厕所，而陆泳德在学校教书少了很多冲击，社会大潮汹涌澎湃，谁都不可能有先见之明，所以不是陆泳德看到前景微妙，而是性格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