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塑我编辑观（1）——探究编辑灵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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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塑我编辑观（1）——探究编辑灵魂所在
王德友
1986年2月28日，《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发稿了。对于我们《哲学》编辑组的编辑而言，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它标示着我们的一种编辑视野，象征着我们的一种编辑理念，记录着我们的一种编辑体验，蕴涵着我们的一种人生追求，在我们的编辑生涯中树起了一块里程碑，成为我们从事编辑事业的起跑线。值此改革开放30周年，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建社30周年，我特别怀念编辑组为《哲学》卷出炉而奋战的1460个日日夜夜，特别想念《哲学》编辑组的诸位朋友，他们是：谢寿光，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时年30岁，现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编审；周五一，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时年31岁，现为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编审；吴尚之，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时年28岁，现为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司长；柏小林，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时年24岁，沉稳帅气，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哲学》卷问世后，留学德国；薛亮，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组的惟一女士，文静善良，才貌俱佳，时年30多，《哲学》卷问世后调深圳一家出版社，十多年前已是副编审，之后失去联系。还想念一位老大哥，他是钟国豪，从《红旗》杂志社调来，担任社会科学第一编辑部副主任，负责《哲学》卷的二审工作，不是我们《哲学》编辑组的，但为《哲学》卷的工作花费了很大心血，为人厚道，堪称“忠厚长者”。
探究编辑灵魂所在
那是1981年的11月，我要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报到，同学们纷纷尾随送行。机动三轮开动了，众人的身影、北大的楼群渐渐在视野里淡去。我有些惆怅，好像与燕园这一别，也就是与学术生涯的诀别。人生的十字路口真奇巧，只是这么小小的一拐，可能就会将你的一生引入别种境地，与自己的向往判若云泥。
去出版社，做一个编辑，不是我的志趣。从读研究生的第一天起，我就倾心于学术研究。我的专业是中国哲学史，对“老子”呀、“庄子”呀什么的，很是着迷。毕业后想进研究机关，可是命运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这届研究生，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各种行辈都有。刚刚大学毕业的，当时称工农兵学员，入校时最年轻的21岁；大学毕业后工作十几年的，入校时最年长的42岁，拖家带口。我毕业时已经37了，进研究机关不是不可能，但要考虑家属入京问题，就少了许多选择余地。1991年，《金色年华》杂志社约我写一篇文章，要我讲讲自己的奋斗史，文章的题目是《命运的最佳曲线》。我认为：“命运，滤去它身上的神秘色彩，原本是客观环境与主观努力合力画出的人生轨迹。‘命运的最佳曲线＝勤奋＋机遇’”。勤奋出于主观，这是个人可以把握的；机遇出于客观，这是个人不能把握的。二者加在一起，就是一个人的最佳命运曲线。由于客观原因，我的志趣只能压在心底，不很情愿地来到出版社，当了编辑。
向往的是学术，却要去当编辑，那个感受，真是难以言语。一个是学术，一个是编辑，二者的差别，那可大了去了！
差别在哪里？在于前者是“研究”，后者是“辑录”。“研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发现，意味着发明，意味着拓展，意味着推进，总之一句话，意味着“创新”，要把自己嫁出去，做个新人，进入新的境地。“辑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收集，意味着剪辑，意味着加工，意味着整理，总之一句话，意味着“理旧”，要帮别人嫁出去，为了别人出嫁做嫁衣。
这是我当时的理解，可能也是相当一部分编辑对自己职业的理解。
为人一世，谁不愿意自己出嫁，谁愿意只为他人做嫁衣？想到此处，怎能不惆怅，怎能不心凉！
我不满意这种工作，还得做这种工作；不但要做这种工作，还得做好这种工作。摊到谁的头上，这也是很难的，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勉为其难”。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试着先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
心理症结在哪里，在不愿理旧，而愿创新。
编辑工作只能理旧吗？能不能突破它，也去研究，也去开拓，也去创新？
我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课题进行思索，这样一来，也就把自己摆在了研究者的地位，虽然不是在研究我的中国哲学史，但却是在研究我的本职工作，如果能有一个小小的突破，岂不既能安慰自己，又能推进工作。
我是幸运的，刚进入研究者的角色，便有了一个不小的收获。这不，眼前摆着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摆着什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从它问世起，就没有站在理旧的基点上。
中国原本没有大百科全书，是姜椿芳在对自己晚年工作的思考中产生了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愿望，再经艰苦努力、多方推动，求得中央批准，成立了出版社，做出总体设计，启动了编纂工作。姜椿芳是总编辑，他策划并启动《中国大百科全书》，是在做编辑工作。他所做的编辑工作，在中国，前无古人，不仅是创新，而且是开创。说编辑工作是理旧，在这一事例面前便有了破绽。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一版，是以学科为中心，统一设计，分卷出版。大学科可以出几卷，小学科可以几个学科合一卷。因为各个学科、各个分卷分别包含不同的知识，分别具有不同的特点，所以要完成《全书》工程，不仅全书策划和整体设计是创新，而且每一个学科的策划，每一分卷的设计都须创新，如果千篇一律，就难以准确介绍知识，就难以突出各自特点。
立足于这样的现实，出于这样的认识，我便把“创新”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自觉用“创新”的意识指导《哲学》卷的编撰工作。
我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被分配到社会科学第一编辑部，筹备《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哲学》卷。
创新的切入点，我选了两个：一个是宏观；一个是微观。
宏观创新主要指《哲学》卷的整体设计。
我说的“整体设计”，不是指图书的封面和版式设计，而是指整个编辑程序及图书整体样式的设计。封面和版式设计只是整体设计的一部分，即装帧设计；而整体设计包括着流程设计、框架设计、体例设计、装帧设计。
说到整体设计，那是从流程设计开始的。
说到流程设计，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当我接手《哲学》卷的筹备工作时，虽然心气很高，但却尚无良策。哲学是个大学科、老学科，如何能在300多万字的篇幅内，用条目的形式，将它清晰地、准确地、结构合理地、繁简适度地表述出来，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大课题；这个课题不是我一个人能够攻下的，需要动员全国哲学界的众多学者，可是如何才能让他们运作起来，又是一个大难题。我的头有点大了。当务之急是理清头绪，看清方向，确定前面的路子怎么走。
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在中国是第一次，谁都没有经验。虽说一些学科起步较早，但在我进社的时候，除了《天文学》卷已经出版之外，其他学科都在摸索前进。
《天文学》卷的编纂路子我不能走。因为它是为了摸索经验，集中40多人，用1年多的时间编成的。《哲学》卷这边现在就我一个人，即使成立了编辑组，人员也会受到限制，大兵团作战的条件不具备。
其他学科的情况如何？它们虽然尚没成形，但那些老编辑已经摸了两三年，经验和教训总是应该有的。我现在一窍不通，请教请教那些老师，总是会有收获的。
想起求教各位老师的过程，我就有些激动。张遵修老师在编《法学》卷，张智联老师在编《经济学》卷，丁日昕老师在编《世界经济》卷，赵建山老师在编《科学社会主义》卷。他们分别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北京大学、同济大学、辅仁大学的高才生，不但学问高深，工作严谨，而且虚心热情，真挚坦诚，特别是对我这样的后辈，更是慈爱有加，倾囊相授。自己学科的编辑工作是怎么起步的、分了几个阶段、现在进展到了什么程度、遇到过什么困难、怎么解决的、与作者相处出现过什么问题、需要注意什么事项，等等，等等，讲得很细，好像在扶着我，帮我学走路。我觉得，他们对年轻人，毫无防线，毫无芥蒂，满怀的却是寄托和厚望，惟恐你学不到东西，走不到他们的前面去。《哲学》卷的编辑进度，后来是比他们快，但说到底，不是我有高招，而是他们为我提供了宝贵经验。我不过是将这些经验分解和重组了一下，用到了《哲学》卷。没有他们的指导，也就没有《哲学》卷的速度。想到这一层，我对这些老师便充满了敬意。
各个学科卷的经验真不少，教训也不少，我把它们归纳了一下，发现有一条是从编辑工作起始就要注意的，那就是要十分讲究“严谨有序”。就拿《哲学》卷来说吧，需做的工作有上百项，社外的作者有300多，整卷的规模是350多万字,撰写的稿件有2400份，要配的图片有上千幅，如果没有好章法,工作程序不协调，就要打乱仗。补漏、返工、白做，事倍功半。这样的教训在其他学科已不少。要知道，重做比新做更因难，等于是在处理夹生饭。进一步说，事倍功半还算小事，弄不好稿件内容还会出错。《中国大百科全书》不是一般的书，那是典，它代表一种权威，人们要查它，以它的解释为标准。标准知识出了错，那危害可就大了。而严谨有序，对保障内容的准确至关重要。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安排得科学合理，才可少出错或不出错。比如，核实资料应该在前，编辑加工应该在后。如果颠倒了，就会出纰缪。就拿人物条目来说，不少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与他们的生活环境、人生遭遇有联系，背景材料不核实就进行编辑加工，稿件已经成形才核资料，一旦发现背景材料不确切，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不是改改材料就能解决问题的，还需要重新审视哲学思想；因为不是动一个条目就能解决问题的，凡是涉及这位哲学家的条目都得动。究竟哪些条目涉及这位哲学家？若大一卷书，真不好说，一旦漏改，就成纰缪。有鉴于此，在我的头脑里产生了一种想法：需要设计一个合理的、协调的编辑流程，让编辑工作像火车在轨道上运行一样，有条不紊。
需要归需要，却是很难做到。我苦思冥想了不少时光，设计来设计去，总是一无所成，问题在于找不到一种理想的设计方法。说也真巧，正愁没法做这瓷器活，就有人送来了金刚钻。那不，出版社请来一位高人，讲授系统工程论。
来人是钱学森的助手，参与过系统工程学的研发，很受国家器重。他从最简单的角度着眼，向编辑们介绍了系统工程的设计方法。不知别人是什么心情，对我来说，真如雪中送炭。我竖着耳朵听，低着脑袋想，真神了，他好像是专门来指点我的，句句都说在我的需求上。
听课之后，我花了半个月时间，仿照系统工程论的方法，画了一幅《哲学卷协调计划图》。此图将《哲学》卷的全部编辑工作划分成了126个工作事项，给每个事项预估出所需时间、所需人员，按照每个事项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它们排列组合起来，构成了一个事项协调、时间顺畅、人员调配环环相扣的工作流程。按照此图，该学科先后需要投入6名编辑，1982年的2月起动，1986年的2月28日发搞。
这个进度，现在看起来并不理想，但在我国从未编辑过这种工具书的当时，却是难以想象的快速了。总编室曾根据各个学科编辑组的工作进度做过一个估计，完成150万字的一卷书，需要220个工作月。而此图显示，《哲学》两卷书、350多万字，只需要178个工作月。所用时间是所估时间的三分之一。
图画完了，我好像经历了从头到尾的编辑全过程。虽说那是纸上谈兵，却令人具有“胸中自有百万兵”的豪情。
不知谁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负责全社编辑业务的副总编辑闫明复，他很重视，让总编室复制、复印并分发到各个编辑组，还特制了一幅一米多高、八九米长的大图，挂在大厅，供人观赏。
此图一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出现了种种的议论。有的表示赞赏，说真不错，不容易；有的表示疑惑，说不明白，看不懂；有的不屑一顾，说“纯粹是个乌托邦，年轻人的妄想”。
不管别人怎么说，它对于我很宝贵。社外学者的调动，分支学科的协调，社内编辑的配合，全部稿件的流转，编辑组是指挥中心。有了它我便有了一种运筹帷幄的感觉。在4年的实践中，我基本上是按照它运筹的，虽然个别事项做过调整，虽然社里没能按时配齐编辑人员，《哲学》卷还是于1986年2月28日如期发稿了。
说到框架设计，那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哲学的学科体系。哲学本来是一个古老而庞大的学科，两千多年来，每一位哲学家都在创造哲学体系，凡是哲学大家，都认为自己的体系最得体，最合理，最完整，最系统。我们进行框架设计，不能不回避体系问题，不然的话，就会陷到学术争论之中，无休无止，难以善终；可是不管怎么回避，都回避不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各种学说、各个流派、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各种概念之间的联系，说到底，还是要拿出一个我们不称其为体系的体系。
又要回避争论，又要拿出体系。怎么办？我的搭档是谢寿光，有事便找他商量。他说：我们先让各分支学科的专家去设计，说是“框架”，不是“体系”；大的原则有两条，一是能够为编撰提供方便，二是能够反映知识联系。我觉得这是好主意，于是布置了下去。果然，争议不大，几个月后，各分支学科的框架草案便送到了出版社，不过却是五花八门。
1983年3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北京酒仙桥饭店召开《哲学》卷全体编撰人员大会，旨在商定框架，分配任务，学习体例，熟悉流程，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编撰工作全面推向学术界。
与会人员300多，按照11个分支学科，分为11个大组。大组的核心是编写组。编写组设主编一人、副主编和成员若干人，主编兼大组组长，主持大组讨论。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商讨框架。
框架的第一层次相对好说，先史后论，没用多长时间大家就同意了。第二层次问题也不大，哲学界已从11个方面研究哲学，自然分出了11个分支学科。第三个层次那就难了，每个分支学科的知识架构如何设计，有了意见分歧。一些专家倾向于简化，比如分学派、学说、概念、事件、著作、人物等几个大块。我称这种结构为“块块结构”。它的优点是简单、好编、没有交插，缺点是条目与条目知识内容之间缺乏联系，没有知识内涵。另一些专家倾向于优化,认为既然是百科全书,就应做细,不仅条目释文给人知识,条目框架也应给人知识,让读者翻开目录,就能大概了解一个条目与其他条目之间的关系。比如“孔子”这条，应该摆在“先秦哲学”的“儒家”之下，同时还要统领“《论语》”、“仁”等著作条目和概念条目。看到这样的目录，读者就会明白，孔子生活在先秦时期，属儒家学派，《论语》反映他的哲学思想，“仁”是他使用的核心概念。我称这种结构为“体系结构”。这样设计好是好，可是难度很大，特别是一些概念的归属很难定位，因为概念是公用的，除了个别情况，不归哪个哲学家专有。两种意见，各有所长；相较之下，后者为上。我和谢寿光支持后者，因为它在求精，求新，体现着对读者的责任，蕴涵着编辑创新精神。于是按照“体系结构”的方案向下推。
没想到阻力还挺大，更没想到中国哲学史编写组会力主简化。
我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在我看来，这个学科历时久长，传承有绪，相对西方哲学史而言，要好设计。你看西方哲学史，那有多乱！光说哲学的中心地带，就换来换去，扰人心绪。先是希腊，后是罗马，中世纪移到英国，启蒙时期又在法国，近代又到德国，加上众多的小国，先说哪个，后说哪个，特别是各个条目的归属关系，颇费斟酌。奇怪的是，西方哲学史编写组没讲困难，倒是中国哲学史编写组不断地说“难呀难”。
我觉得，难是难，但是难和无法做是两回事。既然能做,难也要做下去，因为我们是在编典，尽量从读者的需求着眼。不过要想推进，还真得动动脑筋。一是需要分析难点，解决问题；二是需要理顺心绪，鼓劲打气。
难点在哪里？我和谢寿光做了分析：一是费心，二是费时，三是概念的归属关系难处理。前两者是心绪问题，第三者是实际问题。
按照“体系结构”的方案设计，概念的归属确是一个大问题。哲学是什么？从形式上看，它就是无数概念的堆积。没有概念，就没有哲学，所以《哲学》卷中的概念条目有几百个。事情想做顺，就得有章法，概念条目这么多，要想摆在恰当位置，首要的事情是立章法。有了章法，就有了位置；各就各位，也就可以省力省时了。有鉴于此，我们和专家在一起议定了一些原则。比如归在提出者名下。像“道”这样的概念，是老子提出的，归在老子名下。还如归在建树者名下。像“仁”这样的概念，虽然不是孔子提出的，但在孔子那里具有了特定的内涵，成为孔学的标志，归在孔子名下。再如归在主张学派的名下，像“法”这样的概念，虽然学界都在用，但它代表法家的主张，归在法家名下。如此等等，定了六七条，形成文字，以便遵从。这些章法，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难题，但却可以解决大多数难题，剩下的零星概念，变通一下，也就有了自己的位置。
心绪问题怎么解决？实际问题解决了，心绪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半。剩下的那一些，只需调理一下，就能顺过来。我们采取的是“激励”法。先到西方哲学史编写组去鼓动，请他们选一小部分内容先做个样子,相当于我们的样板田,再请他们到主编碰头会上介绍经验。他们做得很好，不但拿出了相当不错的样板,还在会上说：“这有什么难的，只要对学科内容熟悉，不过是归并一下而已！”这句话多多少少有些刺人。谁愿承认自己对本学科内容不熟悉？中国哲学史的常务副主编听后笑了，忙说：“可以！可以！原则有了，经验也有了，我们会编出来的。”两个哲学史是重头戏，他们都可以，其他人也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就这样，经过专家们的一段努力，一个比较理想的框架也就出来了。《哲学》卷出版后，这个框架以《条目分类目录》的形式列在了正文前头。
2008年的四五月份，一位读者通过间接的方式询问：《哲学》卷的《条目分类目录》为什么与其他各卷不一样；每一页中都有一些空行，是否具有特殊意义。真是问到了点子上。就整体而言，它是以史带论，先史后论；就史而言，它是断代下面分学派，学派下面含人物，人物下面含学说、著作和概念；每逢并列的内容，为了避免内容混淆，便用空行隔开。可以说，它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哲学学科的知识体系。
说到体例设计，《哲学》编辑组也下了工夫。虽说《中国大百科全书》整体上有体例设计，但运用到《哲学》卷，还是需要细化。所以《哲学》编辑组制订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编写细则》，就撰稿、审稿、配图的各道程序、各个方面的有关事项，都做出了详细规定。为了将体例贯彻到实际的编辑工作中去，还拟定了《〈哲学〉卷各编写组集体审稿注意事项》、《〈哲学〉卷综合编写组文稿加工注意事项》、《〈哲学〉编辑组文稿加工注意事项》、《〈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资料核实工作注意事项》、《〈哲学〉卷条头外文索引工作意见》。它们对《哲学》卷的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说到装帧设计，主要是美术编辑们花费了心血。《哲学》卷的美术编辑是郜宗远，后来他曾任过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的社长。他有两位助手，一位是陈林，一位是李建新。他们在美术编辑和美术编务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哲学》卷的装帧设计是与框架设计同时起步的。美术编辑参加了1983年召开的《哲学》卷全体编撰人员大会，听取了学界专家的意见，与《哲学》编辑组一起，拟就了配图计划，并将它归并到框架体系之中。这与文稿加工完成之后再做装帧设计的做法完全不同。2007年，我在起草《图书编辑规程》时，将装帧设计归入了“整体设计”，并要求在一个选题正式立项之后，与图书的其他设计同步进行。2008年1月中国编辑学会召开了“编辑规律、编辑规程和编辑理论”研讨会，会上我谈了这个要求的原委，著名的装帧设计专家吕敬人先生极为认同。会议结束时，他专门找我谈及于此，这也是他多年从事设计研究的新见解。
《哲学》卷编辑工作的微观创新，主要指稿件的结构设计。我所说的稿件结构设计，涉及稿件的类别和各类稿件的内容、层次、要点。这在《哲学》编辑组拟定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编写细则》中做了细致规定。规定的主旨，是要使稿件符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性质。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综合性的百科全书，它以条目的形式，简明、准确地向读者介绍古今中外的各种知识，既要方便读者查找检索，又要方便读者系统阅读，对象是高中以上的非专业读者。编撰《哲学》卷，不仅框架设计要顾及于此，而且稿件结构设计也须顾及于此。但是想要作者全都站在这个角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我们有了文字约定，虽然我们做过解释说明，但是想让他们写出符合要求的稿件，仍须一个与他们不断磨合的过程。常常是通过审稿，就具体稿件进行讨论，修改几次，才能将稿件的结构设计融合在他们撰写的稿件中。就连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也不例外。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指导我们的是一个导师小组，组长是张先生。有一次和张先生聊天，聊到了一些学者的治学特点，张先生说：“我和冯先生（冯友兰）写东西，基本上是下笔就写，不用修改，即成文章。不过冯先生写的很有文采，而我只能做到平铺直叙，理顺文通。”可是没有想到，后来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写条目，张先生还是打破了以往的惯例。
张先生撰写“中国哲学史”这一条。稿件交到出版社，我一看便为难了。稿子从先秦写起，孔、孟、老、庄，墨、惠、荀、韩，一直写到孙中山。一万五千多字，大有飘若行云，势如流水，时舒时疾，逶迤千里的文气。真是一篇好文章，可惜就是不好用。为什么？因为不合“百科”需求。“百科”需求什么？需求检索。不仅全书要提供检索路径，长条目也要提供检索路径。一篇一万五千字的文章，既可让读者系统读下去，又可让读者快捷地提出自己需要的东西。比如我就要了解先秦这一段：它有多少学派？各派的特色是什么？代表人物是谁？代表作品是什么？这个断代的哲学特点是什么？它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如何？如此等等。而文章却以人物为主线，顺着时间写下去，以上问题皆都潜匿，要想得知，尚需长思。作为“百科”的条目，尚不到位。
怎么办？要知道，张先生可是我的导师，又有下笔即成、勿需修改的自识。要让修改，怎么开口！当然，要说抬抬手，也可以过去。一个国学大师写的东西，谁去挑三拣四？且不说文章如此流畅，如此精彩！可是我的心里过不去。为什么？因为《哲学》卷要代表中国哲学界的水平，当然也要代表编辑的水平。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典，来不得一丝苟且，来不得一点通融，否则的话，就对不起读者，对不起后人，当然也对不起自己。我三思又三思，还是把问题提到了编写组。
大师毕竟是大师，不仅满腹学问，而且胸怀大度，特别是对他的晚辈，更是这样。虽然经过一番讨论，虽然还有一段插曲，张先生还是按照“百科”的需求做了修改，而且还修改了两次，第三稿才收入《哲学》卷，这就是书中的那个样子。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经历使我体会到：编辑工作不能完全摆脱理旧，但却不局限于理旧，那要看你怎么做，按照什么标准做；编辑工作可以创新，而且必须创新，创新是编辑工作的灵魂，没有创新，说明你还没有进入编辑的角色，你的编辑工作还没有到位。
“理旧”指什么？指审读审订、整理处理已有作品；“创新”指什么，指赋予作品新的内涵、新的品位、新的功用、新的价值。说编辑工作不能完全摆脱理旧，是因为编辑工作需要原料，没有原料你就没的可编，没的可辑；说编辑工作的灵魂是创新，是因为创新是编辑工作的初衷、编辑工作的主旨、编辑工作的产生根由、编辑工作的存在价值。
我从事了二十多年编辑工作，也思考了二十多年编辑工作的价值，为上面的体会找到了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
在人类的历史上，原本不存在编辑工作，后来产生了。为什么会产生？因为需要。需要什么？需要已有作品绽出新的光彩。绽不出新的光彩，编辑工作就白费了；绽出了新的光彩，编辑工作就成功了。
在中国，现存最早的编辑作品大概是《易经》，成书时间大约在周代。因为成于周代、主要反映事物的变易，所以人们称其为《周易》。后人以其为经典，所以又有了《易经》之名。
《易经》原本是算卦书，由六十四个卦象组成。每个卦象都由“—”、“--”两种符号或其中的一种符号六层叠摞而成。“—”和“--”称作“爻”；一个卦象六个爻，从下往上数，分别称作“初”、“二”、“三”、“四”、“五”、“上”。每个爻都配有文字说明，称作“爻辞”。算卦时，碰上哪个爻就由那个爻的位置和爻辞表明吉凶。每个爻的爻辞都是此前古人算卦后验证算卦的记录，原本是零散的，经《易经》作者的选择、编辑，组成了一个体现人间事理的系统。比如“乾”卦：初爻的爻辞是“潜龙勿用”，意谓处在一卦的最下边，象征龙潜伏于地下，时机不到，不可轻举妄动；二爻的爻辞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意谓处在一卦的第二层，象征龙出现于田野，恰逢出头时机，利于展现大人物的风采；第三爻的爻辞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谓处在一卦的第三层，象征人到中年，正是创业的时候，只要白天兢兢业业，晚上小心谨慎，虽然存在危险，但却没有灾祸；第四爻的爻辞是“或跃在渊，无咎”，意谓处在一卦的第四层，象征人生日久，起起伏伏，也是常事，龙有时候也会跃入渊中，没有大碍；第五爻的爻辞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意谓处在一卦的第五层，象征龙飞在天空，正是展示大人物风采的好时机；上爻的爻辞是“亢龙有悔”，意谓处在一卦的最上面，象征龙飞得太高了，将会发生悔恨之事。一个卦的六个爻，层层递进，展示着人生起伏变化的道理，与原先零散的爻辞蕴涵着不同的文化意义。
《易经》的编辑实践告诉我们，“编辑”，“编辑”，就是要在已有文化作品的基础上，编出新思想，辑出新意境。《易经》作为编辑成果体现了这一点，《论语》《孟子》及中国古代诸多编辑作品也都体现了这一点。
可能有人会说：“哈！你弄错了！你说的编辑与现在出版社的编辑根本是两码事。”我说：“有区别，但却不是两码事。”
以往的编辑与现在出版社的编辑区别何在？人们的看法不一样，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其一，前者还不是一种职业，而后者却是一种职业；其二，前者是在重组已有文化作品，后者则主要是在鉴别、选择、优化、推荐他人文化作品。为什么说它们不是两码事？因为它们都在“编”，都在“辑”，主旨都是要向社会奉献新的文化食粮，都具有文化再度创新的性质；它们的区别是在自身发展历史中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产生的，它们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前者是这个人的童年时代，后者是这个人的少年时代。
毋庸讳言，少年时代的两大特点多多少少淡化了编辑工作者的文化创新意识，导出了种种消积的观念或者有失主动的心态。比如，说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能不改就不改”；比如，言及图书质量，往往注重编校质量，注重不出硬伤，内容质量则放在其后；比如，言及内容质量，视线大多盯在政治导向上，文化内涵是否深厚，社会价值、思想价值、学术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实用价值、知识积累价值如何，则较少深究。20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立足于自主策划的编辑活动开始兴起。经过20多年的营造，诸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华文化大典》《话说中国》等等自主策划、具有鲜明文化创新标志的图书已经问世；诸如“选题策划”“全程策划”“整体设计”等等饱含文化创新意蕴、体现编辑工作者主观能动作用的观念正在形成。这些事实都在说明，编辑工作者们的文化创新意识正在苏醒，编辑工作经过少年时代的灵魂迷失，开始进入灵魂回归的成熟时代。
作者简介
王德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曾任中国编辑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2002年获第四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