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公共乐队到上海交响乐团的百年流转

从上海公共乐队

到上海交响乐团的百年流转

撰文 / 卜之

图片编辑 / 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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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年前的1月8日，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上海公共乐队建团。论年资，上交竟然要比“世界一流乐团之冠”的德国柏林爱乐乐团还早了三年，曾令指挥大师西蒙・拉特尔大为讶异。

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珍藏的史料中记载着：其早年团址在南京路市政厅（今新雅粤菜馆一带），占有6.5亩地皮，因绌于经费困顿，只得于1928年10月作价130万两银子（时币100英镑相等于335两银子）卖给了“地皮大王”哈同，退出了可供演出的黄金地段活动基地，后栖居在简陋的福州路567号（现为菜市场）三楼作队部和排练厅。

1930年的上海福州路567号大楼

　　前奏：1879年，上海公共乐队 

　　上海最早出现西方纯音乐演奏，是1855年在圣三一小礼拜堂（今汉口路“红礼拜堂”），一架庞大的格雷・戴维逊三排键管风琴，做弥撒时音响无比宏亮辉煌。继而，又有董家渡天主堂以及徐家汇天主堂内奇特的“竹管管风琴”。

　　成立于1879年1月16日的上海公共乐队，乃上海工部局乐队前身，因其隶属于英美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而得此名。它原先是一支仅有20余人的铜管乐队，多为“马尼拉佬”菲律宾乐师，由号称“欧洲第一长笛手”的雷慕萨指挥。

上海兰心大戏院（油画局部）

那一天，英国人所办的“爱美剧社”在兰心大戏院上演三幕喜剧《我们的军队》，这支公共乐队首次亮相演奏了序曲和幕间音乐。彼时，可查阅到1879年1月8日和10日英文版《字林西报》上刊登的两则广告；而2月7日的英文版《北华捷报》也做过报道。据此，著名学者杨民望先生（丰子恺大女婿）和一众音乐学专家在有关乐队创始年份1857年、1879年、1881年、1890年和1907年诸说中认定了1879年这天为乐队诞生之日。

1879年1月8日和2月7日，刊登在《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上的两则乐队消息

　　浪迹远东的西人侨民对上海公共乐队这类租界文化团体不仅仅视为生活中娱乐享受之需，并还能超越文化得到他们人际间一体化身份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表征体系的认同，借此重塑精神家园。

　　乐队初创时期，法国人雷慕萨仅仅执掌二年就病逝于上海。后由西班牙人维拉接任指挥长达18年，他曾在米兰歌剧院担任小提琴首席，尤为致力于引入弦乐以图改变现状，为此亲自培训队员和他们的儿子。由于马尼拉乐手不满低薪和欠资发生劳资纠纷，身心俱疲的维拉回天乏力递交了辞呈。

上世纪初的上海街景

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意大利指挥瓦伦扎填补空位，任职不足五年。外界对菲律宾乐工的水平低下啧有微词，可是正处于美菲战争难以招募新人，他们纪律涣散、酗酒，使瓦伦扎经常抱怨。1906年4月开始，工部局董事会决定由四人组成乐队特别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期望改观局面。

　　应该说，乐队自从德国人鲁道夫・布克教授执掌指挥后，才从草创时期步入正规化。此人还颇有来头，1902年4月曾经出任过柏林爱乐乐团客席指挥，又是一位作曲家、乐评家。他首先实施乐队大换血举措，辞退了8位最差的马尼拉乐工，从欧洲聘来6名乐师，如担任首席的小提琴独奏家米利埃斯是德国约阿希姆大师的弟子，单簧管演奏家施拉德都是非等闲之辈。经过布克教授不遗余力地改组，终于把铜管乐队扩大为小型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在十三个声部中由十二位欧洲人任首席，从而脱胎换骨改变了只能充当仪仗队的低水平状况。

上世纪初的上海马路

　　布克对音乐会选曲紧跟欧洲保持同步性，而在演出形式上仿效欧洲19世纪上半叶流行的“漫步”（又称“逍遥”）音乐会这种初级形态，就是把音乐会当作背景音乐，观众可在场内踱步走动，以此来吸引人们走进音乐会场所。此举很成功，第一次尝试就满场是人，连站位也不够。他还搞了卖套票促销，每场2元，而套票（3场）只要5元，看来他对经营之道也挺在行。他对于在公共花园的免费公益性演出相当重视，夏季差不多每天两场。每当在兆丰公园、法国公园、尤其在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开露天音乐会，绅士淑女们悠闲地消暑纳凉，泛舟河上，也能聆闻到从公园那边随风飘来的悦耳乐声。

19世纪末，上海公共乐队在外滩公园演出场景

　　布克时代德奥乐师占尽上风，但当1914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危机也降临到德国平民头上，包括首席在内的四名乐师受召入伍，后在青岛被日本兵俘获，还有一人惨遭杀害。德国战败后，布克他们备受歧视冷遇，董事会决定德奥乐师不能登台且不再续聘，无所事事的他只能如弃妇般到烟台休长假七个月，一直苦捱到合约结束怅然回国。

　　平心而论，布克任上这段德奥时期虽没有之后的意俄时期辉煌，但他为一支现代的、完整编制的交响乐队奠定了基石，功不可没。

　　梅百器造就“远东第一” 

　　指挥是乐团的灵魂人物，成败系于一身。

　　每当提起上海工部局乐队奠基人梅百器大师，我国当年一些乐坛耆宿都会无限眷念、感佩和景仰。

　　意大利藉指挥家、钢琴家梅百器（Mario paci ，1878-1946年）生于佛罗伦萨，7岁习钢琴，11岁登台独奏，14岁成为李斯特关门弟子斯甘姆巴蒂的高足，老师出于爱才免费教了他三年，17岁一出道就夺得李斯特钢琴大赛一等奖。在米兰的一次音乐沙龙，他当场弹奏了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斯卡拉歌剧院的赞助人赞叹其“不亚于普契尼”。

钢琴家、指挥家梅百器

而真的写过歌剧《蝴蝶夫人》《杜兰朵》的普契尼大师当时很赏识梅百器才华，先是推介他进米兰音乐院学作曲及音乐理论，后又力荐其到米兰著名的三大歌剧院任副指挥，在那里他师从费拉里、姆尼奥纳、马斯切罗尼和托斯卡尼尼等如雷贯耳的大指挥家。他的学艺之路如有天意神助，一路顺畅通达。 　

1918年底一战结束之后，梅百器携带两架心爱的大三角钢琴坐船作环球巡演，这是他第二次来上海，1904年他曾在上海德国俱乐部举行两场钢琴独奏音乐会并大获成功。这次从香港来上海途中梅百器罹病，船一抵沪就被送进医院，遂取消了之后赴日本、美国的演出计划。

梅百器与上海公共乐队

一俟病体康复，梅百器在夏令配克戏院（今新华电影院）举行了四场独奏音乐会，享誉上海。他意犹未尽又自费组织了40个人的乐队助演莫扎特的《加冕》这首成名曲，他一边弹琴一边用肢体语言调动乐队，此举凸显了他指挥方面的超强能力，精彩纷呈的演出博得媒体好评如潮，赞美这位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具有一个伟大钢琴家的所有特征：乐感的诠释、歌唱般的触键、非凡的力量和技巧”，“他那艺术气质和明显个性具有强烈的独创性”。

这些赞誉促成了工部局董事会欲邀梅百器执掌上海乐队的意向。已年届不惑的梅百器心中正想要大展宏图“成为中国的开拓者，胜过在我的祖国从事音乐事业”。

上海工部局乐队在大光明戏院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乐

　　1919年，梅百器执掌乐队

梅百器1919年9月1日正式上任上海公共乐队指挥，然而他面临的严峻现实是：一批德国乐师被迫离去，乐队零落不堪，萎缩成仅有14个人的管乐队。

无疑，乐队的第一要务是招募高水平演奏人才，他提议用三年时间来重整旗鼓。为此，上司允准他五个月假期，梅百器在意大利、法国和其夫人的故乡芬兰广揽人才。最终他如获至宝地觅到年方21岁的小提琴奇才富华，委以乐队首席之重任，其他四位木管和二提首席也才艺过人，还带回一批崭新的乐器。

世纪初的上海公共乐队首席富华

梅百器回到上海的第一场音乐会旗开得胜，人们欢呼“上海可以夸耀自己的乐队了！”节目有穆索尔斯基《荒山之夜》、李姆斯基・科萨科夫《天方夜谭》、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片段等，其不俗实力可见一斑。三年大限的调整初步完善了交响乐队建制，于1922年正式定名为上海工部局乐队。

　　不能不说梅百器是位福将，正当他为急需精英增强实力之时，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引发了一场难民潮，一些贵族和上层知识分子亡命天涯，其中不乏艺术领域的佼佼者。那时流亡到哈尔滨的俄国人就有20万，反客为主超过了当地居民数。那一年，有两个流落到上海的“三重奏”和“六重奏”组作探路性试演，梅百器听了音乐会后在日记中评价甚高，想方设法留下了他们。

梅百器和他的中国学生们，照片上有每个学生的签名

当时乐师的平均月收入252.33元（时币1元约等于1990年代的30元人民币），并逐步递增到450元，比当时的中国劳工高出十余倍，还能享受工部局公职人员待遇，有带薪休假、公费医疗、旅游津贴之类的福利，所以陆续来应聘的白俄高水平乐师纷至沓来，优中选优。

1941年工部局乐队的编制为52人，白俄占六成，主要是铜管和弦乐。木管以意大利人为主，而犹太裔乐师不以国别来区分，大都是弦乐骨干力量。

1936年1月9日，上海工部局乐队在大光明戏院演出海顿清唱剧《创世纪》

　　梅百器时代：巅峰之路 

　　雄心勃勃的梅百器实行专制式乐队管理卓有成效，在他的指导下乐队水平大幅提升。

　　他站在指挥台上极富个性有迷人的风采，“他个子虽不高，能量很大，一激动像要飞起来似的，动作极为老辣，一不满意会快速敲击指挥棒让大家停下手，嘴里像百灵鸟一样‘勒比比比……’唱着生动的曲调示范。要是很不满意便说‘不要打瞌睡哦！’”我国前辈大提琴家张贞黻在1935年文章中的描述如见其人。

　　梅百器当时引进了欧洲演出季的理念，把每年10月至次年5月作为春冬两个演出季，每星期日晚上定时举行音乐会，6-9月为夏季露天音乐会，9月是全体乐师法定休假月。另外，每隔三周的星期四晚上要举行纪念性、专题性的各类音乐会，一年共有十次。

工部局年报中每年都详细登录了音乐会节目单，几乎囊括了西方音乐史上各个时期名家名作，令人叹为观止。他很偏好德奥的“3B”（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也常演他喜爱的维也纳古典乐派（格鲁克、莫扎特、海顿）和德国浪漫派（舒伯特、舒曼、韦柏等作曲家）的作品。他有时比他的西方同行更超前，演奏拉威尔、科达伊、巴托克、雷斯庇基、列蒂、格雷纳等作曲家的新作品。

　　排练一场音乐会的进度快慢也是乐团水平高低的标志之一。梅百器每年要排演40多套节目，每周仅用15个小时就排练一场新曲目音乐会，这在当今乐坛也属相当高效的。

执掌上海工部局乐队初期的梅百器

　　为提高乐队的国际声誉扩大影响力，他经常邀约一些世界顶级大师合作。比如小提琴家米沙・埃尔曼（Elman），有神童之誉，音色有“埃尔曼音”之称，他1925年来沪公演轰动之极。

大名鼎鼎的海菲兹（Heifetz）与埃尔曼同是师承奥尔教授，生于立陶宛，于1920年代末来上海与乐队合作开独奏音乐会，热爆上海。

还有旅居上海的法国大师蒂博（Thibaud），也多次与梅百器的乐队合演。又如著名俄国钢琴家莫伊谢耶维奇（Moiseiwitsch），擅长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被认为仅有作曲家本人才能超过他，1930年代也与工部局乐队进行过合作。

另外，与富有盛名的俄藉大提琴家皮雅蒂戈尔斯基举行过13场演出，与F・克莱斯勒大师于1936年也有合作演出。

能与这些身价百倍的艺术巨匠同台合作，足以佐证其时工部局乐队水准线业已与欧洲一流乐队不相上下。

乐队为芭蕾舞演出伴奏

梅百器对中国很友好 

　　信奉艺术至上的梅百器没有种族偏见，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

1930年11月23日，他指挥首演的中国第一部管弦乐作品，是黄自先生作于法国的《怀旧曲》。最为出人意料的是工部局乐团里的俄藉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所作的《北京胡同》交响诗，可听到街头叫卖声、戏园子里京戏唱腔等俚俗风情。这个作品当时在上海文化界反响很大，鲁迅和许广平也观看了演出。

梅百器又与很多华人音乐家合作演出，最早的是1929年联手小提琴家马思聪。30年代后则更多，计有钢琴家沈雅琴、夏国琼、吴乐懿，小提琴家李惟宁，男低音斯义桂。

小提琴家谭抒真是加入工部局乐队的第一个中国乐手

此后又吸收华人乐师参加乐队，先后有谭抒真、陈又新、黄贻钧、徐威麟及廖玉矶（女）、毛楚恩、王人艺、刘伟佐、马思宏、张真黻。抗战胜利后新加入的更有司徒金城、海城、华城三兄弟、韩中杰、秦鹏章、陈传熙、窦立勋、陆洪恩、柳和埙、郑德仁等十余人。

著名德籍犹太音乐家约阿希姆一门三杰中的大哥奥托，1934年流亡到上海后自组一支犹太乐队亲任指挥，开过琴行出售乐谱，与工部局乐队来往密切。奥托之子戴维斯出生于上海，也从事音乐。其弟瓦尔特曾做过科隆室内乐团大提琴首席，1940年被梅百器招进乐队很受赏识，还在上海国立音专教琴。李德伦向其学过大提琴。1987年上音60周年华诞，瓦尔特应邀来沪，又特地“回娘家”与上交一批同仁欢聚，共话老友情谊。

解放后曾执掌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家黄贻钧，1937年加入工部局乐队任小号演奏员

　　有一位与中国特别投缘的俄藉犹太作曲家、音乐活动家，名叫阿隆・阿甫夏洛穆夫（Avshalomov）。他出生于中俄边境一个小镇，有一位会唱京戏和民歌的村民对他影响很大。

1932年到上海后在百代公司当乐队指挥和工部局乐队的图书馆馆长。写过《北京胡同》交响曲、歌舞剧《孟姜女》、歌剧《观音》、G大调钢琴协奏曲等几十部作品，都由工部局乐队首演且本人指挥。那时《孟姜女》曾得到宋庆龄和宋美龄资助到南京演了30场，在上海兰心大戏院和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也演过30场。他还为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配器。1985年为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诞辰90周年，北京与上海都举行了作品专场音乐会向他致敬。

阿隆・阿甫夏洛穆夫

　　后梅百器时代

工部局乐队在后梅百器时代的三位指挥都是犹太人，可称之为“犹太指挥时期”。除了常任指挥富华之外，俄籍指挥家、作曲家、钢琴家斯娄茨基（Slutskii）分别在两个时段出任过指挥。他在来华前曾在马林斯基剧院为歌剧和芭蕾指挥伴奏乐队，故而他迷醉于此扬己之长，在1944年几乎每一个月都同上海俄罗斯舞蹈团合作演一台芭蕾。剧目多得令人咋舌：有《春之祭》《睡美人》《钟楼怪人》（即《巴黎圣母院》）《天鹅湖》《堂・吉诃德》《海盗》《彼得鲁什卡》《葛佩莉娅》《胡桃夹子》《金鸡》《火鸟》《玫瑰精灵》（韦柏原曲）。

上海夏令配克大戏院，是上世纪上半叶上海举行音乐会的主要场子之一

大力推广俄罗斯学派经典作品让上海市民饱览美妙绝伦的足尖舞蹈，这在其他城市是无可比拟的。他在1945年5月起相继推出了歌剧名作：《浮士德》《乡村骑士》《霍夫曼的故事》《茶花女》《叶甫根尼・奥涅金》《鱼美人》《卡门》《鲍里斯・戈都诺夫》，以及轻歌剧《卢森堡伯爵》和由高芝兰主演的《风流寡妇》。斯娄茨基指挥过如此众多的芭蕾与歌剧作品，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有深远影响，功德无量。但由于斯娄茨基后期经常告病，指挥时力不从心，上下颇为不满而招致解约。

上海南京大戏院，解放后改为上海音乐厅

　　另一位德籍犹太指挥家、钢琴家马戈林斯基（Margolinski）在欧洲原是非常著名的人物，以浪漫主义风格著称，是上海犹太社区音乐活动的精神领袖。他在1946年10月首次正式亮相就大获好评，被称：“他的指挥，当给演奏员对于乐曲有新的认识，一种启示，一股动人的力量。当他弹钢琴时，感到他把整个乐队都搬到钢琴上去了”。他一改乐队的旧时面貌“弦乐声部大大加强更趋于平衡，可以同欧美任何一支交响乐队相比”。

描写上海工部局乐队生活的油画作品

　　1947年影响最大的是由马戈林斯基指挥的两场“梅百器纪念音乐会”，梅百器大师生前的两位中德高足出场。董光光弹奏贝多芬降E大调“告别”奏鸣曲，她感同身受的哀思那么真挚动情。孔纳先生演奏舒曼的《交响练习曲》展示出成熟钢琴家的风采，颇有恩师风范，“这12首变奏弹得很有深刻见识”。

两人又合作了莫扎特和拉赫玛尼诺夫的双钢琴协奏曲，轮换主奏。这场演出由身兼钢琴家的马戈林斯基来指挥再也合适不过，可谓心息相通。接着由梅百器大师生前的5位中国小弟子独奏钢琴小品：年方13岁的傅聪弹奏了贝多芬6首变奏曲和对舞舞曲；周广仁小姐演奏巴赫《法国组曲》之五和贝多芬的《法沃里舞曲》；高明珠、孔云卿、巫漪丽也纷纷献演。这5位小弟子后来都拜德籍大师兄孔纳为师，继续深造。

1939年获上海儿童钢琴比赛第一名的巫漪丽

抗战胜利后的命运

　　可惜时运不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乐队，由于内战爆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濒临崩溃，连累了乐队居然发不出工资，“瘫痪”了2个多月。1947年苏联在卫国战争结束后号召侨民回国，雪上加霜又走了一批实力干将，马戈林斯基因无法抗拒的外力影响而“歇菜”。1947年-1952年的指挥权又落到了富华身上，他勉力撑起风雨飘摇的危局，力图重振雄风。

富华在兰心大戏院指挥乐队演奏

　　二战期间，上海以博大的胸怀收容了犹太难民已然成为人间真情的传世佳话，同时这些犹太音乐家用自己的才智反哺中国，滋养培育了一大批音乐人才，成为新中国交响事业的中坚力量。

　　乐音绵延，工部局乐队播下的音乐种子开遍中国大地。

1945年的上海外滩

　　（本文参阅资料：《上海工部局乐队史》，汤亚汀著；《乐人之都——上海》，木泰子著；《俄侨音乐家在上海》，汪之成著，以及上海交响乐团的相关艺术档案）

编后：本文选自《中国论文网》，原文无作者名字，暂署“卜之”，即不知。如作者本人得悉此文，请来函告知，编辑部验证后将补全署名并致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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