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 | 研究方法背后的认识论范式
2020年5月24日9时，“研究方法背后：认识论范式的碰撞与交汇”专题讨论会如期举行，这也是比较历史分析系列线上活动的第二期。本期的两位主讲人分别是浙江大学文科“百人计划”研究员耿曙老师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陆屹洲同学，三位与谈人分别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老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张开平老师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黄宗昊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释启鹏担任本次会议主持。
耿曙老师带来的主题是《人文途径或社科途径？面对社会现象的两种选择》。首先，耿老师提纲挈领地展现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引发的知识交锋，虽然研究对象都是人的集合，但是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路径，即人文传统和社科传统。耿老师认为，二者最核心的差别在于是否追求规律/通则（general rules/covering rules）：人文途径遵循弱规律逻辑，社科途径遵循强规律逻辑。
在本体论即社会现象是否存在规律的维度上，社科途径肯定了规律的存在，而人文途径则不确定；在认识论即能否认识规律的维度上，社科途径追求客观清晰地去认识规律，而人文途径则认为由于人的主观和局限难以客观认识规律；在事功论即是否提供指导的维度上，社科途径强调找出可靠的规律提供指导，人文途径则认为不要过分托大而造成误导。耿老师认为，社科思维的两大判断标准在于理论性和经验性，前者是指提出/验证明确的理论主张，后者是指可用/已用经验证据考察。面对人文途径和社科途径的分野，我们一方面需要尊重学者各自的选择，另一方面需要考虑不同学科和研究主题在发展上的不同阶段，迈向健康和多元的学术社群。
陆屹洲同学展示的主题是《政治学中的实验室研究：世界观与方法论》。首先，他对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进行了简要区分，并通过一张图表对其进行了总结。对于是否存在客观世界的问题，社会科学哲学在本体论上分为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两种答案。在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上，认识论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认为可以直接研究和观察，而实在主义（realism）则认为并不能直接认识世界。反基础主义衍生了诠释主义（interpretivism），它认为本体是被认识构造出来的。基于以上区分，实验法建立在基础主义的本体论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之上。
在美国政治学早期研究中，政治学往往被认为只能是观察性的，而不是实验性的。二战结束后，虽然统计技术开始流行，但实验方法依然鲜有人问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学的实验方法才得到普及。实验的核心思想是随机分组与对照，它能处理密尔法难以解决的混杂因素的影响。但是，它不能解决理论误设和测量偏误的问题，同时也产生了内部效度与外部效度、实验伦理的争论。最后陆同学介绍了他与马得勇教授合作的以中美贸易争端为案例的实验研究。
随后，三位与谈人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罗祎楠老师认为，对定性研究进行某些泾渭分明的划分看似科学但有时可能存在误导性，这种先入为主地给研究方法贴上分类标签的做法可能掩盖了更加多样的方法意涵。尤其是在教学环节，老师们有必要向同学们展示完整的知识框架。罗老师进一步强调，我们需要重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析”（interpretive）传统。目前我们习惯于“科学”和“人文”的划界与隔绝，其言外之意是社会科学就是要找客观规律，而只有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实在论（realist）才是寻找规律的办法，将质性研究固定在实在论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结果造成认识论意识的混乱、政治学方法教育的残缺、认识论反思能力的缺失。社会科学是以建立最大化的因果解释（how或why）为目标。实在论与解析研究是完成这个目标的两种认识论立场。这两种传统都要展现个性（过程叙述），都要认识规律（因果解释）。
我们需要不断反思自己研究方式背后的认识论模式，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方式只是某些认识论立场的反映，在与其他认识论立场的对话中“扩充心量”。解析研究是以因果解释为导向的一种基本的认识论立场，和实证主义、实在性等立场并立。“解”是理解，解析研究打破主客二分，“世界”是在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理解过程中不断延展开来的，研究就是要展现这样的理解过程。理论不仅仅是关于研究对象如何理解世界的，也体现了研究者对自身所处世界的理解。“析”是指分析，过程叙述体现因果性（how），研究者需要在明确的分析意识指导下建立叙述。
张开平老师认为，我们应该重视方法背后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张老师认为耿曙老师对人文传统和社科传统的概括非常深刻，但是似乎认为这种分野是不可跨越和弥合的鸿沟。实际上这种分歧可能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治学中描述、经验和实验研究方法的演进就受到了邻近学科的影响，产生了新的分支学科，同时继承了邻近学科的研究传统。社会科学中的不同学科会互相影响，由此带来方法论分野的变化。对于学生而言，所有的方法都是去理解社会的工具和途径，不要让自己过早地失去一半的研究能力。我们需要采取开放的思考方式，接触和使用不同的方法，甚至开发和使用新的方法，而非画地为牢。
针对陆屹洲同学具体研究，张开平老师认为该文章在理论上非常扎实，但美中不足之处可能是过于面面俱到，而忽视了对具体问题的聚焦；在研究设计上非常标准，但结果上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研究对象的特定身份会不会影响实验结果；内群和外群的角度是不是比框架效应的角度更有解释力；态度变化不明显是否显示了宏观的媒体环境的作用。
黄宗昊老师则指出了研究方法涉及的层次性问题：我们往往热衷于学习下游的研究技术，但是对中上游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学习可能不足，在教学中也是如此。耿曙老师对人文传统和社科传统的区分立场明确，观点清晰，但是否太绝对和武断？类似的例子是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争论。实际上，这种二分不太符合现实，因此出现了第三条路的呼吁，用辩证的（dialectic）的方式加以修正，将二元论（dualism）转为二元性（duality），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建构状态，从二元对立走向二元调和。在社科传统中，也涉及各种各样的解读，比如国际关系数据库中对“战争”的定义。同时，在人文传统比如文史哲的研究中，其问题意识具有明显的社会科学色彩，不仅仅追求描述，而是同样追求因果性。因此，我们不否认两种传统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很重要，但是辩证的立场也很重要。对于实验方法，首先得明确自己的立场。
黄老师认为历史是由结构和能动交互建构的，其中的复杂性重要。观察复杂问题需要采用一种关系取向、整体主义的视角，在各种长串因果链中截取有意义的部分。在2016年出版的《牛津历史制度主义手册》中，斯坦莫（Sven Steinmo）写了一篇历史制度主义和实验法关系的文章以考察二者是否天生互斥。在作者看来，实验法的效果是在微观基础上建立因果性联系，而历史制度主义所秉持的整体主义路径同样需要关注微观基础。这样一来，二者就能实现不同面向上的有益结合。对于研究者而言，重要的是思考如何从微观过渡到宏观，这取决于研究者的巧思与研究设计。
在交流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马得勇老师也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与困惑。他认为我们可以分别熟练掌握一到两种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太可能掌握所有的研究方法，重要的是对各种研究方法保持开放性态度。而马老师的困惑在于，当下学界存在一股拒斥研究方法的思想，这不仅造成了研究壁垒，同时会阻碍学术发展。而处于非对称性权力关系中学者，应当怎样面对此类情形？
耿曙老师认为马老师所说的正是两种研究途径的展现。人文途径强调如何去做研究，可能不需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方法或验证的过程。面对这种差异不必过早加以调和，而是在欣赏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再去调和，或者维持这种不同，可能有利于学术社群的发展。而罗祎楠老师则认为马老师所说的争议点并非要不要研究方法，而是在什么样的价值目的之下用什么研究方法。如果说历史学在求真的价值导向下用考证的方法，社会科学在求因果性的导向下用案例分析或过程叙述的方法，那么前者对后者方法的不在意可能是对于社会科学以发现因果性的研究流程的不在意，这是因为它们的研究目标不同。年轻学者已经关注历史解释的问题，考证的方法可能不够了，需要讨论解释的问题。这从科学和人文的角度解决不了，背后更值得辨析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方法，而是研究目的和价值。
与此同时，张开平老师对实验法被推广的可能性谈了自己的看法。张老师认为实验的作用是通过隔离其他因素来了解某个单一因素的效果，做出因果推断，提供决策依据。从美国近20年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政治学主流期刊来看，实验方法的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但是，实验室实验由于环境的局限，通常采用学生样本，因此其推广性受到质疑。但是现在发明出了调查实验、实地实验等新的方法，可以做出非常精准的因果推断。实验法的推广性在于试图检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性中最基本的理论，它不会随时间、地点和人群的变化而变化。
本次讨论取得了良好效果，比较历史分析系列活动也将在日后开展更加多元且丰富的学术交流。
文章提到的部分研究，可参见：
加里·金等：《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陈硕译，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
加里·格尔茨、詹姆斯·马奥尼：《两种传承：社会科学中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刘军译，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
马得勇、陆屹洲：《复杂舆论议题中的媒体框架效应——以中美贸易争端为案例的实验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5期。
Isaac Ariail Reed, Interpretation and Social Knowledge: On the Use of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Orfeo Fioretos, Tulia G. Falleti, and Adam Sheingat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撰文：何家丞 审读：释启鹏 编辑：郭静远
【政文观止Poliview】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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