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军被俘名单的最后一人，现场公开拒绝遣返，要求留在中国

1979年6月20日，也就是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结束后的第96天，根据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和越南红十字会代表团5月26日会谈达成的协议，中越双方在中国友谊关至越南同登公路零公里处释放交接第5批，也是最后一批被俘人员。按计划，我方将释放越南被俘人员355名，越南将释放我方被俘人员56名。到现场参加交接工作的有双方红十字会代表及各自邀请来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此外，越方有苏联、蒙古等国的5名外国记者，我方有3名瑞士记者到现场采访。

北京时间上午9时正，中越双方红十字会代表团联络员在友谊关零公里处会晤。我方联络员发现越方在20米外，面对我方挂出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欢迎在战斗中被敌人俘虏的兄弟姐妹回国”；在80米外挂出另一条标语：“欢呼北部边界保卫战的辉煌胜利”，明目张胆地对我方进行挑衅。9时30分,我方代表李杰向越方代表严肃指出，越方悬挂的第二条标语与双方交接工作毫不相干，是破坏交接工作的蓄意挑衅行为，我方对此向越方提出强烈谴责和抗议，要求越方立即拆除这条标语，否则交接工作将不能进行。

越方代表狡辩说：“在越南领土上设置标语是越方的权利，中方无可非议。”经过我方据理驳斥，越方不得不表示可以改变第二条标语的位置。但又耍小聪明，把这条标语由横跨公路改为顺公路悬挂，想以此蒙混过去。我方代表坚持原则，毫不退让，越方代表理屈词穷，不得不同意取掉第二条标语。这样，预定交接时间被推迟了1小时20分，到北京时间10时51分才开始移交。整个交接工作历时2小时10分钟。

越方被俘人员在我国友谊关门口等待释放时，都集合列队坐在自己的背包上，由我工作人员指挥唱《越南一中国》 等歌曲，许多越俘还边唱边鼓掌合拍，显得十分高兴。

交接开始后，越方人员和以往一样，在零公里处组成一堵人墙，挡住我方视线。第一批越俘过去后，就强行卸下他们的背包，扔在地上，让其他俘虏踩着背包走过，以此暗示后面等待遣返的越俘在我方扔下背包，并做出不友好的举动。当这种办法毫不生效时，越方公安人员就强行把越俘的衣、帽、鞋子脱下向高空抛摔，甚至扔到我方红十字代表身上和新影厂的摄影机上。我方代表立即提出抗议并宣布暂停交接工作，越方这种恶作剧才被迫赶快收场。

越方对越俘同我方工作人员握手、拥抱告别的友好场面十分恼怒，为此，他们又采取新的花招，大叫大嚷：“你们宣读名单的声音太小了，听不到！”“你们5米处的工作人员挡住我们，无法工作！”他们还反复提出无理要求，“撤出5米处的工作人员，让俘虏自己走过去”等等，但我方不予理睬。最后，越方又企图破坏越俘主动与我工作人员友好告别的气氛。

他们派出一名工作人员站在高处，像做生意的小贩那样不停地喊话：“你们的前面就是祖国”，“这里才是你们的祖国越南”，“我们来接你们来啦”，“快点走呀”，“快点过来吧”。但越俘都不予理会，依旧纷纷与我方工作人员握手告别，有的已经到了零公里处还依依不舍与我方工作人员话别，这使越方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叫喊声越来越小，越方邀请来的外国记者见此情景，也扫兴地退到后面去了。

根据我方提交给越方的被俘人员名单，最后一名被移交的战俘名叫许开良。就在轮到他过境的时候，意外情况发生了。当他走到距离零公里5米处时，停下了脚步，取出书面声明宣读，表明自己不满河内当局的统治，要求在中国避难，拒绝遣返。声明说：“我叫许开良， 今年38岁，家住越南高平市那董区那非小区60号，民军，1979年3月2日，在中越边境冲突的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获。由于河内当局实行法西斯统治，人权无法保障，我本人的生命安全无法保证，所以拒绝遣返，要求留在中国。”

面对这种情况，我方已有预案。根据前期思想摸底，在收容的越俘中，绝大多数都要求早日释放回国，同家人团聚。但也有极个别越俘出于种种原因拒绝接受遣返，要求留在中国居住、生活。对于这样的越俘，我方首先了解其拒绝遣返，要求留在中国居住、生活的理由，然后从中越友谊出发，给其讲清留在中国，必将面临人生地不熟、语言风俗习惯不同而给生活带来种种不便，况且这一举动有可能使越南方面对我造成误会。

因此我方的态度很明确：尽量动员接受遣返。确实坚决拒绝遣返，要求留在中国居住生活的，也应表示理解和欢迎，不使其产生任何消极情绪，但必须向其申明，他的愿望是否实现，还要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方可解决。最终，根据“部分越俘不愿遣返，要求在中国居留者，可视情况，进行说服动员，尽量劝其接受遣返，少数坚决拒绝遣返者，可在办理必要手续后，准其在我国居留”的规定，我方同意了许开良在中国居留的请求。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