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雷：关于父亲的一点记忆
【总第082404期】
关于父亲的一点记忆
作者：李春雷
我十岁丧父，所以，他老人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有限的。只记得从我记事开始，父亲一直卧病在床，明白一阵，糊涂一阵。而我的母亲不得不像男人一样担起养家的重担，去给地主扛活。记得我五岁那年春天，父亲身体稍见起色，能下地走几步了，就说：“女人在外边受累，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在家吃闲饭，这可不行！”他想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体现出一个真正男子汉的形象。看到猪圈里尽是泥水，就从灶坑里扒出几葧荠草木灰，洒在猪圈里。岂料灰中有火星，时值春季，风高物燥，把猪圈点燃了。两头猪被活活烧死一头。这对于一个贫困家庭不蒂是一场劫难！父亲悔恨不已，欲自尽，好歹被劝阻，一股火又病倒了。在这重重的打击下，母亲也病倒了。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便于1946年冬离开宾县农村，回哈尔滨投亲。
我家当时分到一间半房，两垧零二分地，有了安身立命的基础。由于改天换地心情舒畅，父亲的身体日渐好转。父亲常对我和弟弟妹妹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咱们的今天，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共产党的恩情，长大了要为共产党做事！他对我抱着很大的期冀。为了锻炼我待人接物的能力，出门总是带着我。由于沉疴在身，过了四年翻身解放的日子，父亲还是旧病复发了。这一次，他不得不撒手人寰。那年我十岁。
父亲52岁生我，算命先生说我“命硬”，不能叫“爸爸”，不能叫“爹”，只能叫“大爷”。直到为他“指明路”时，我才改口。站在板凳上，我泪如泉涌，扶着一根扁担，高声呼喊：“爹呀，走西南大路，明光大道，走中间那条道。”
听叔伯哥哥们说，我父亲兄妹七人，兄弟中他排行在二。爷爷奶奶去世早，伯父被抓了壮丁，十七岁的父亲就不得不过早的做了十来口人的家长。他买了马和一辆“斗子车”（如现在的出租车），在道外赶车拉脚，养着一大家人。直到兄弟姐妹都“出飞”了，他才“卸任”家长之责。分家后他继续赶斗子车为生。日本人占领哈尔滨后，日子不好过，他辗转到肇东宋站，又到宾县山村。因身体越来越不济，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如果不是解放，我家还不知会是个啥样呢。要说感谢共产党，我们全家人是发自内心的。我们没有忘记父亲的嘱咐。我和弟弟都是二十出头就入了党。
父亲是病弱的，但在我的心目中，老人家是高大而健硕的。
李春雷，男，汉族，黑龙江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客座教授，职称主任编辑、高级政工师，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杂文家协会理事，哈尔滨市文史馆馆员，《北国风》杂志编委。曾任《北京周报》西班牙文部负责人，哈尔滨轴承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轴承报》总编辑。见报见刊稿件数百篇。刊于《红旗》、《解放军报》、《工人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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