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阜阳古城遗址2020年考古发掘收获

安徽阜阳古城遗址2020年考古发掘收获

姚洁 袁圣涛 郭欣静 郝羽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 合肥；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新疆师范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摘要：阜阳古城遗址位于阜阳市颍泉区中北社区古中市街道办事处古城村。为配合引江济淮工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20年4月对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共发掘墓葬46座，灰坑41座，车马坑一座。出土文物丰富，年代跨度较大。该遗址与文献记载“胡国”、“钜阳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于研究阜阳地区商周时期历史演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阜阳，商周，胡国；钜阳城

Abstract:Fuyang Gucheng site is located in Guzhong City sub district office, Zhongbei community, Yingquan District, Fuyang City. In order to cooperate with the project of diverting water from the Yangtze River to Huaihe River, Anhui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xcavated the ancient city site in April 2020. A total of 46 tombs, 41 ash pits and one chariot pit were excavated. The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are rich with a large span of time. The sit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cords of 'Hu state' and 'JuYang cit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in Fuyang area.

Keywords:Fuyang,Shang and Zhou Dynasties,Hu state,Juyang city

一、遗址简介

阜阳古城遗址位于阜阳市西北部颍泉区中北社区中市街道办事处古城村，东北边为颍河取弯与茨河交汇处，东南为海孜村，西边为宁老庄镇，泉河在其南边静静流过，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文献中记载的周朝通往淮水必经要地妢胡古国以及楚考烈王徙都于阜阳北部、茨河左岸的钜阳城均有吻合之处。该遗址为一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根据我们4月初组织人员进行区域系统调查并结合中国文物地图集和三普相关资料结果，该遗址分布面积为470万平方米，核心区面积约为150万平方米。

图一 遗址区位图

图二 遗址区位图

图三 遗址位置图

图四 遗址范围分布图

图五 南区航拍图

图六 北区航拍图

二、发掘情况概述

2020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古城遗址配合引江济淮工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区位于施工涉及的长900米、宽58米的工程红线范围内，以008乡道为界，将发掘区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发掘面积共计1078.76平方米。南部遗址区目前一共布设5个探方（10*10米），分别为T1230、T1231、T1330、T1331。南区和北区共发掘墓葬46座，灰坑41个，其中殉狗，殉牛祭祀坑两个，建筑散水遗迹两处，陶窑三处，灶一处，夯土遗迹两处，陶礼器陪葬坑一处，车马坑一处。发现有仰韶、大汶口、龙山、商周、战汉、唐宋、明清时期的遗存，共出土标本716件，延续时间长，年代跨度大，分布范围广。

其中明墓2处，宋墓6处，唐墓3处，汉墓21处，战国时期墓葬3处，西周时期墓葬9处，其中M35和M44为大型甲字型竖穴土坑墓，保存完整，没有盗洞。M21出土了大量彩绘陶俑，彩绘马。M8出土彩绘漆棺一具，保存较完整。M9、M24、M27出土有成组铜器，为鼎、盉、敦、壶、盘、铲等组合，同时出土了谷纹玉璧、玉觹、蜻蜓眼、象牙韘、犀角六博棋、鹿角俑、铜带钩、水晶琀、琉璃珠等大量珍贵文物，大致时代为战国中期。M24和M27北部发现一处陶礼器陪葬坑。M34南部发现一处车马坑。车马坑西边为甲字型大墓M35和M44，南北向，并行排列。

三、地层情况介绍

第一层为耕土层，距地表0.3-0.45m，第二层为黄沙层，厚约0.35-0.45m，第三层为浅黄褐淤泥层，厚约0.45-0.55m，第二层和第三层为黄泛层，初步推测可能系1938年花园口决口形成。遗址南区黄泛层较薄，北区黄泛层较厚。最晚的文化层为第四层，深灰色，土质疏松，厚约0.45-0.6m，第五层为浅黄灰色，土质较硬，夹烧土颗粒，厚约0.5-0.65m，第六层为浅红褐色土，厚约0.5-0.65m,第七层为灰土，厚约0.55-0.6m，第八层可能为最早一次黄泛层，厚约1.9m,第九层灰土，厚约0.6m,第十层为黄土，厚约0.55m,第十一层绿土厚约0.5m,第十一层为夹灰锰颗粒黄褐色生土，距地表7.5m（图七）。

图七 地层堆积

四、发掘收获

（一）重要遗迹现象

①殉牲祭祀坑

H13发现于T1330中北部，开口于④层下，坑口距地表2.2米，平面呈椭圆形，坑底小于坑口，斜壁，坑底较平。填土为浅灰色土，包含少量黄土块及炭屑，土质较硬。陶片大多为泥质灰陶，少量红陶和夹砂褐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可辨器形有罐口沿、豆柄和鬲足。内有完整狗骨架一具（图八）。

H15发现与T1231东部，开口于④层下，坑口距地表2.3米，平面呈不规则形，坑底微收。填土为灰褐色土，内有完整牛骨架一具（图九）。

图八H13 狗骨架

图九 H15牛骨架

②建筑散水

位于T1332中部，开口于④层下，开口距地表约2米，呈长条形，长8.25m，宽0.6米，深0.3-0.4cm。填土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包含物有大量板瓦、少量石块。（图一〇）

图一〇 建筑散水

③陶窑

Y1（图一一）位于T1330西部，开口于④层下，一部分窑体嵌入T1330西隔梁之中，窑上部已残，口部、底部较明显，东部为火道，长1.77米，宽0.73米。西部为窑室，呈椭圆形，长2.11米。宽1.69米。壁面和底部均经烘烤，有人工痕迹，填土为灰褐色粉砂土，土质较疏松，包含物有陶片、红烧土块、炭粒，出土器型以豆为主。

图一一 Y1平面图

④夯土遗迹

在古城遗址北部发掘区，我们在施工基槽内发现了两组对应的夯土遗存（图一二-一三），宽度约为12-14米。

图一二 夯土（西部剖面）

图一三 夯土

遗址出土遗物：

古城遗址出土遗物丰富，延续时间长，年代跨度大，分布范围广，其中以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为多，泥质灰陶，上饰绳纹，尺寸约为30cm*40cm。还出土了大量豆、盆、罐等，以泥质灰陶为主。遗址还出土了部分年代较早的器物，可辨器型有鬲（夹砂褐陶，袋足，分裆，疑为晚商风格）、罐（泥质红陶，篮纹）、鼎（侧装三角形鼎足、凿形足）与石器。该遗址有早期新石器时期地层。

1.鼎足T2363⑤：1 2.T2363⑤：2 3.鼎足T2263⑤：1 4.鼎足T2263⑤：2 5.鼎足T2262⑤：2

图一四 足根

图一五 T1230、T1231④层网坠

图一六 T1332 、T1331④层陶球

1. 石斧T1230④:1 2.石斧T1230④：2 3.石锛T1330⑤：2 4.石锛T1330⑤:3 5.石凿T1331⑤:3

图一七 石器

图一八 T1330、T1331④层陶纺轮

图一九 T1230、T1331④层陶拍

图二〇 玉璜T1330④：9

图二一瓦当

图二二 T1230④层陶响铃

图二三 T1330④层蚁鼻钱

1、鱼钩T1231④:6 2.鱼钩T1331④:7

图二四 鱼钩

1.铜镞T1230④:11 2.铜镞T1230④:12  3.铜镞T1330④:10  4.铜镞T1330 ④:11

图二五 铜镞

（二）墓葬

①西周至春秋时期

（1）M33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28°，墓口长2.1米，宽0.8米，开口距地表2.96米，墓壁斜直，墓葬深度约0.3米，墓底近长方形，长1.18米，宽0.9米。随葬品发现陶豆1件（图二六：1），陶鬲1件（图二六：2），陶盆1件（图二六：3），陶罐1件（图二六：4）。根据随葬品器型特征及墓葬形制，初步推测M33应为西周晚期墓葬。

1.陶豆M33:1 2.陶鬲M33:2 3.陶盆M33:3 陶罐M33:4

图二六 M33出土器物

（2）M34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195°，墓口长2.1米，宽0.7米，开口距地表2.2米，墓壁上部较平直，未见加工痕迹，墓壁斜直，墓葬深度约110厘米，墓底近平，长1.9米，宽0.6米。发现墓主人遗骨一具，位于墓室偏北，呈南北向，头向195°，仰身直肢葬，由于年代久远，多数骨骼破碎，仅有腿骨等比较完整。随葬器物发现有陶罐1件（图二八：1），陶豆2件（图二八：2、6），陶簋1件（图二八：3），陶鬲2件（图二八：4、5），位于墓主头部以南位置，部分陶器时代可能偏早，墓葬填土中发现有网坠1件。根据随葬品器型特征及墓葬形制，初步推测M34应为西周晚期墓。

图二七 M34平面图

1.陶罐M34:1 2.陶豆M34:2 3.陶簋M34:3 4.陶鬲:M34:4 5.陶鬲M34:5 陶豆 M34:6

图二八 M34出土器物

（3）M36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165°，墓口长2.03米，宽1.3米，开口距地表2.5米，墓壁较垂直，墓葬深度约40厘米，墓底长2.03米，宽1.3米。随葬器物均位于墓葬西侧，有陶簋1件（图三〇：1），陶鬲1件（图三〇：2），陶网坠2件（图三〇：3），陶罐1件（图三〇：4），陶豆1件（图三〇：5）。根据随葬品器型特征及墓葬形制，初步推测推测M36应为西周晚期墓。

图二九 M36平面图

1.陶簋M36:1 2.陶鬲M36:2 3.网坠M36:3 陶罐M36:4 陶豆M36:5

图三〇 M36出土器物

（4）M37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190°，墓口长2米，宽1.3米，开口距地表2.5米，墓壁较垂直，墓葬深度约0.3米，墓底长2米，宽1.3米。发现墓主人遗骨一具，头向南偏东15°，仰身直肢葬，骨架保存较差，下肢骨不见，肋骨已腐朽，头骨、肩胛骨、盆骨等保存较完好，随葬品有陶豆2件（图三二：1、5），陶罐2件（图三二：2、4），陶鬲1件（图三二：3）.根据该墓与M34的叠压打破关系，及其随葬品与墓葬形制，推测M37应为西周晚期墓，且年代略晚于M34。

图三一 M37平面图

1.陶豆M37：1 2.陶罐M37:2 3.陶鬲M37:3 4.陶罐M37:4 陶豆M37:5

图三二 M37出土器物

②东周时期

（1）M9

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北偏东21°，口大底小，墓口长4.2米，宽2.3米，墓葬深度约1.4米，墓底长3.9米，宽2.1米。墓底中部发现一个腰坑，坑内发现殉狗一具。墓室西壁发现小壁龛，内无器物。随葬品多位于墓室中部偏南，包括有青铜器、玉器、陶器、骨角器等，陶器及骨角器位于铜器与墓室南壁之间，其中青铜器有铜带钩3件，铜刀1件，玉器包括玉璧1件，陶器主要为豆，共发现8件，形制规格相仿，发现的鹿角根部有榫卯结构，可能为装饰品，还发现有带钩、削刀、串珠等随葬品。根据随葬品及墓葬形制，推测M9为东周时期墓葬（图三三）。

图三三 M9平面图

（2）M24

长方形土坑竖穴墓，190°，口大底小，内有熟土二层台，墓口长3.4米，宽2.2米，开口距地表2.2米，墓葬深度180厘米，墓底残长3.2米，宽1.8 米。南壁被M19打破，二层台面距墓底0.5米，宽0.15米-0.2米。发现墓主人遗骨一具，头向南190°，仰身直肢葬，骨架破损严重，仅存部分头骨、数枚牙齿、肢骨、盆骨位于墓室中部偏西。随葬品多位于墓室中部偏南，包括有青铜器、玉器、陶器、骨角器等，其中，陶器大多破碎，青铜器陈放于墓主南部，包括鼎、壶等器型，还发现有铁鼎一件，与铜器陈列一处。根据随葬品及墓葬形制，推测M24应为东周时期墓葬（图三四）。

图三四 M24平面图

（3）M27

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方向196°，口大底小，墓口长5.1米，宽3.3米，开口距地表深2.95米，墓壁斜直，墓葬深度约210厘米，墓底长4.7米，宽3.3米，墓底中部发现一个腰坑，坑内有动物骨骼。发现墓主人遗骨一具，头向196°，仰身直肢葬，骨架破损严重，仅存部分头骨，牙齿数枚，肢骨、盆骨部分保存。随葬品多位于墓室南部，由南向北分别为青铜器，骨角器以及小型玉器，青铜器成组出土，有铜鼎、铜壶等，另有车軎、车马器、蚁鼻钱，还有部分小型装饰品如铜带钩，玉饰有玉璧、串饰、玉网坠等，在青铜器北部有三根鹿角，鹿角部分有榫卯结构，陶器与青铜器堆积（图三五）。

图三五 M27平面图

③汉代

（1）M8

M8为长方形单室土洞墓，方向27°，墓口长4.37米，宽2.58米，开口距地表2.95米，墓壁较垂直，墓葬深度约170厘米，墓底近平，长4.37米，宽2.58米。葬具腐朽严重，棺木痕迹遗存较为明显，可见棺木上漆画粘连在填土上，并可大致推断出棺木原有位置，长约2.3米，宽0.7米，墓主人头向北，仰身直肢葬，骨架叠压在葬具下，已整体打包提取，保存状况不明。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陶鼎、陶罐、陶壶、陶钫、陶匜等（图三六）。

图三六 M8平面图

（3）M17

M17为带墓道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方向356°，口大底小，墓口长3.5米，宽2.1米，带口距地表0.9米，墓壁斜直，墓葬深度约280厘米，墓底长3.3米，宽2米。墓室东壁发现一灰坑，从剖面来看，应比M17早。墓道为阶梯型墓道，位于墓室北侧，宽约1.5米，墓道底距开口1.3米，每级阶梯长1.4米，宽0.25米，高约0.12米，共发现有6级台阶。发现墓主人遗骨一具，头向164°，仰身直肢葬，骨架保存较完整，头骨压扁，牙齿保存较好，四肢部分骨骼比较完整。陪葬品随葬陶器及陶俑皆陈放于墓主头部南侧及西侧，南侧包括陶俑、陶壶、陶鼎，西侧钫、瓶等器物。陶俑包括彩绘灰陶俑、红陶俑。姿势包括立姿俑、跪姿俑。部分随葬陶器为彩绘装饰。墓主脚部发现铜带钩和铜钱。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推测M17应为汉墓（图三七）。

图三七 M17平面图

墓葬出土器物：

图三八 M8谷纹玉璧

图三九 M24玉觽（xī）

图四〇 M8铜矛

图四一 M24象牙韘（shè）

图四二 M9 M24铜带钩

图四三 蜻蜓眼

图四四 M18水晶玦

图四五 M18水晶琀

图四六 M27骨管

图四七 M9猫头鹰骨牌

图四八 M9串饰

图四九 M27青铜器纹饰

图五〇 铜盒中蜻蜓眼

图五一 M24鼎内动物骨骼

图五二 M27犀角六博棋

图五三 M8泥金饼

图五四 铜器器盖内结晶

（三）陪葬坑

①陶礼器陪葬坑

遗址北区范围内发现一座陶礼器陪葬坑，位于M24、M27北部，其中出土37件陶器，其中包括12件陶鼎、4件陶壶、2件陶簋、4件陶敦、2件陶簠、1件陶罐、1件陶瓿，2件陶豆、2件陶盒、2件陶斗、2件陶匕、3件陶盘。结合器形、器物组合等因素，初步推断该坑年代为春秋晚期。通过对M24、M27铜器墓出土的铜器进行X射线拍摄，铜器器形和纹饰基本明晰，与其他遗址出土相似陶器进行对比，两座墓葬的年代可定为春秋晚期。该礼器坑位于两座铜器墓的正北约3米处，可能是两座铜器墓的陪葬坑。该礼器坑出土的部分器物形制特殊，在安徽属首次发现（图五五-五六）。

图五五 K1（陶礼器陪葬坑）位置图

图五六 K1（陶礼器陪葬坑）出土情况

②车马坑

（1）车马坑边界范围

车马坑位于古城遗址2020年配合基建发掘北区，其南部边界距离008乡道116.8米。2020年8月1日-9月30日，我们对古城遗址的晚期打破车马坑的堆积进行了清理，该车马坑东西目前残长为16.5米，南北宽为7.55米，开口距地表2.4m。现存车马坑深度为1.2-1.5米（图五七）。

图五七 车马坑航拍图

（2）车马坑形制结构

古城遗址的车马坑为长方形坑，车与车东西横列。自西向东排列有两辆马车，分别为驾二，马头之间间距约为40-45厘米，每辆车由两匹马拖曳。第三辆马车为驾四，马头之间间距约为90-100厘米，该车为四匹马拖曳，该车往东有一辆马车，为驾二，目前看车马坑马车的排列为二（马）、二、四、二。我们初步认为该车马坑为整车埋放，车马基本结构为辕（辀）、舆、轴、轮、衡构成。辕跟轴十字相交，舆置于其上，舆近方形，舆后中部设门（图五八）。

图五八 车马坑①号车

（3）车马坑遗存及保存状况

目前车马坑内发现马十匹，车四辆，坑内发现车舆、车衡、车轭、车辕痕迹，发现青铜盖弓帽、衔环、车门饰、车軎等构件。由于受晚期堆积破坏，该遗址紧邻颍河、茨河等流域，地下水位极高，埋藏环境恶劣，一些铜构件可能移位，部分马头损毁，仅现牙齿和碎骨，在车马坑东部沟内的剖壁上，我们发现了4号车车轮的灰痕（图五九-六六）。

图五九 ①号车马首

图六〇 ④号车车轮

图六一 车舆

图六二 铜构件

图六三 车马器

图六四 车马器

图六五 车马器

图六六 车马坑出土S云纹簋腹片

五、初步认识

（1）古城遗址车马坑大致年代

根据车马坑填土中出土的陶片以及周边M34、M37出土器物的大致时代，我们初步判断该车马坑大致年代可能不晚于东周时期，与商末周初从中原迁徙至此的归夷部落建立的胡子国贵族是否有关系尚不能确认。

（2）古城遗址车马坑功能及大致规模

车马埋葬遗迹分为车马殉葬遗迹和祭祀遗迹两类，西周时期无鼎小墓均无车马坑与车马器，一鼎至三鼎墓大多有车马器，很少有车马坑，五鼎或五鼎以上的墓，几乎都有车马坑，而殉车、马的数量也还各有等差，东周时期九鼎墓有单独的车马坑并随葬车马器[1]。

郑若葵先生曾依据车马是否共存把车马坑分为车葬坑、马葬坑和车马合葬坑三类。又以同位坑、异位坑来界定车马坑的功能，认为“异位葬的车坑、马坑，大多具有祭祀意义，仅个别具有殉葬意义”，“同位葬的车坑、马坑，一般只具殉葬的意义”[2]。而在古城遗址发现的车马坑西边3.68米处，即在引江济淮管线红线范围以内，我们通过勘探和初步发掘，发现了两处甲字型墓葬，分别为 M35，全长32米，墓室长14.6米，宽14米，墓道长18米，宽6.1米。M44，全长27米，墓室长16米，宽15米，墓道长11米，宽4米。根据其上压文化层年代，M35开口距地表2.6米，7.3-7.5米见椁板。应不晚于东周，可能为商周时期。M44开口距地表2.8米，9.12-9.15见椁板。M35在引江济淮施工红线58米宽度范围内，目前仅发掘到露出开口线位置。M35与M44平行分布，两墓间距6.75米。M44仅探出范围，因不在红线内，所以未下挖。

大墓的发现也充分证明了古城遗址车马坑的性质为殉葬。先秦时期真车实马陪葬主要见于帝王诸侯陵墓中，而我们在对古城遗址车马坑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完整的车舆、车轮木质灰痕、整马骨架，据此我们初步推断该车马坑的主人应该不低于诸侯级别（图六七-六九）。

图六七 M35墓室、墓道开口情况

图六八 M35夯土

图六九 M35夯土面

六、结语

阜阳紧邻中原地区，受商文化影响十分强烈，也是商人经略东方的途经之路[3]，史书记载阜阳地区为西周“胡国”的所在地[4][5]，《索隐》：“索隐宗胡，邑名。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预云‘汝阴县北有故胡城’。《太平寰宇记十一卷河南道》：“‘《春秋昭公四年》：楚子、胡子伐吴。’杜预注：‘胡国，汝阴胡城是也。’”[6]。古城遗址采集所得的遗物中有相当数量的西周时期风格的遗物，安徽地区两周时期墓葬在古城遗址第一次如此大量且集中的出现，标志着该区域与文献记载的“胡国”应有一定的关联。遗物的年代跨度较大，发现器物种类较多，遗物的分布有一定规律，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继早期先民于此活动后，这一地区在后期应有一定数量的人群活动，且在这一区域可能有固定的功能性划分。而这一功能性划分的范围是沿用先前的城市规划，还是后来采用的后期城市规划方式目前尚不知晓。随着12鼎陶礼器坑、车马坑、高等级甲字型大墓的出土，表明古城遗址在两周时期曾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它地处中原地区与东方的枢纽，继续开展对古城遗址的考古和研究工作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地区历史演进、城市规划布局和功能演化，对进一步探索中原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关系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李媛. 楚墓车马随葬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13.

[2] 郑若葵.论中国古代马车的渊源[J].华夏考古,1995(03):41-56.

[3] 李国华.徐夷与淮夷关系之浅说[J].东南文化,1995(01):68.

[4] 张家琦.试论西周胡国的族源[J].安徽史学,1992(04):1-7.

[5] 晏昌贵.西周胡国地望及其相关问题[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1):22-26.

[6] 晏昌贵.西周胡国地望及其相关问题[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1):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