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元曲选》很少有勇猛武将的故事？
《元曲选》由明代臧懋循选编，全书收录94种元代的作品以及6种明初的作品。《元曲选》中公案题材、婚恋题材、文人题材等与当时社会现实相关的杂剧多有涉及，但对勇猛武将的杂剧选取十分少，还不到整个集子的十分之一。这是因为《元曲选》的编选标准有其独特性，深入分析《元曲选》及其编选过程可知，《元曲选》的篇目选择受到文人性格、生活所迫、臧汤交往、自我意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作为一介文人，臧懋循的风流特性十分明显。在万历十一年，臧懋循调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南京的山水人物之盛让他对官员生活没有了以往的厌倦，极尽风流，放诞性情成了常态，这是明代晚期的时代风尚，更是臧懋循个性的彰显，但这恰恰也成了臧懋循被罢官的直接原因。此外在万历十三年，臧懋循因狎娈童而被罢官，汤显祖也曾为他鸣不平，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臧懋循在为官期间的风流行为。
对于臧懋循来说，吟诗作曲的风雅行为是常有的，所以《元曲选》中对于勇猛武将故事选取较少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文人对于战场、勇士、武力是不了解的，他们也不会对此产生兴趣，而对于臧懋循这位风流的文人才子来说更是正常的。我们可以发现《元曲选》中大多数是以爱情剧、公案剧、神仙道化剧等等为主，其中包括许多文人故事，例如《杜牧之诗酒扬州梦》《醉思乡王粲登楼》《江州司马青衫泪》等等，对于这种文人故事，臧懋循是深有体会的，这些都是仕途不顺的文人，而臧懋循自身也有短暂的官场生活。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都有追求“雅”的传统，而臧懋循对于“雅”的偏向是毫无疑问的。臧懋循在选编《元曲选》时，将这种“雅化”表现得更加突出，这一方面是由于文人士大夫追求“雅”的传统，另一方面是由于明代时的戏曲朝着文人化方向发展，慢慢地成为案头读物。
《元曲选》的编写也反映了臧懋循对时事的关心，他的科举之路十分坎坷，在31岁时才以第三甲第八十八名中万历八年的进士，之后便依靠父亲及姻亲关系开始了短暂的仕途生活。短暂的为官之路也让他对官场生活、底层百姓生活等社会现状有了充分的认识。虽然《元曲选》中的作品并非是臧懋循创作的，可是从他选取的篇目来看，其中都透露了他关心社会民生的心态。《元曲选》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案剧特别多，清廉智慧的官员将冤假错案进行抽丝剥茧，最终含冤的人得到平反。例如《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神奴儿大闹开封府》《河南府张鼎勘头巾》等剧作都是对清明官吏形象进行了刻画，同时社会底层百姓的无助与苦痛也在查案过程中得到了凸显。元杂剧中所写的故事与明代社会现状有相似之处，《元曲选》中的公案剧占了将近五分之一，这与臧懋循的官场生活以及社会现实状况密切相关。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水平得到整体提升，人们利欲意识的增强十分明显，而文人士子也不例外，他们许多人在为官之后将封建正统教育要求的品质都丢掉了，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僚层的腐败。正如万历年间的朱国祯所说：“做官只有两件：为国家干事，为自己营私。二者俱做不得，真极痴极蠢人。”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不是一个清明的社会，所以百姓希望能够有像包拯一样的清官来查案伸冤。臧懋循在《元曲选》中选入了大量叙述冤假错案的杂剧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这也迎合了大众的心声，同时也是臧懋循对当时社会不满的体现。在明代中后期，戏曲成了反映政治、批评政治的工具，人们利用这种人人都熟悉和喜爱的传媒形式寄托思想，所以臧懋循在编选作品时也要考虑到这一点。
臧懋循选编《元曲选》也是因生活所迫，为了养家糊口。万历年间是戏曲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不单单是社会中的普通市民，文人士子对于戏曲也很痴迷，臧懋循云：“今南曲盛行于世，无不人人自谓作者。”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戏曲是十分繁荣的，虽然当时流行的戏曲样式是南戏，但是元杂剧的许多题材依旧是他们文学创作的来源之一。此外元杂剧演出还有一定的市场，这也是臧懋循进行编刊《元曲选》的一个契机。
臧懋循与汤显祖是好友，在与汤显祖的交往中，他无疑会受到汤显祖的影响，汤显祖的文学主张是“至情论”，对于“情”的凸显是他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元曲选》中也有体现，文人的交友情况很大程度上也能够反映他的思想主张，臧懋循与汤显祖的交往也是我们分析《元曲选》中勇猛武将杂剧选入较少的一个重点。
《元曲选》中的婚恋剧占了很大的比重，大胆追求爱情的剧作有很多，例如《萧淑兰》中的萧淑兰，主动对张世英表达爱意；《倩女离魂》里的张倩女为了爱情魂追王文举。在《元曲选》所收剧作中，男女主人公的结合大多为一见钟情，私自结合，自然人性得到彰显，这一点与臧懋循风流放纵的个性也是很相像的。《元曲选》中婚恋剧重点强调“情”的重要性，《倩女离魂》《两世姻缘》《碧桃花》等剧作都是超越生死的爱情剧，这是不符合现实生活的，但却恰恰体现了“情”的强大力量。与此相比，战争武将之类的剧作更加不会受到臧懋循的喜欢，所以《元曲选》中此类剧作很少也可以理解。臧懋循是一位风流的文人，《元曲选》中一部分剧作就是专门突出青楼女子的爱情故事，例如《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中的李亚仙，《杜蕊娘智赏金线池》中的杜蕊娘等等，这些下层的女性很有个性，对于爱情也很执着。在万历时期的戏曲创作中，对“情”的凸显成为时代的要求，以情爱为题材的传奇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可以看出此类作品在当时很受欢迎，汤显祖的《牡丹亭》在当时也成为绝唱。
汤显祖对于“情”的彰显尤其体现在临川四梦之中，这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臧懋循，尤其体现在《元曲选》对于婚恋爱情剧的选择上，而将其与《元曲选外编》中没有选入《元曲选》的勇猛武将剧相比，这就是臧懋循选编《元曲选》的一大标准所在。
《元曲选》没有选入太多勇猛武将的杂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臧懋循注重舞台实践。元杂剧更多的是作为舞台表演艺术，作家在创作完剧本以后，往往是拿到戏班给演员进行演出，演出受到欢迎也就意味着有了市场，书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将剧本出版。到了臧懋循的时代，元杂剧的表演仍然还在进行，依旧还有许多人喜爱，这也是臧懋循选择编选元杂剧的原因之一，而此时的元杂剧也慢慢朝着案头文学的方向发展，逐渐从舞台演出本向文学文本转变，臧懋循在编刊时也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但是，臧懋循并没有将戏曲本身作为舞台表演艺术的本质忽视掉，所以他在《元曲选》的序文中也是将舞台效果重点突出的。
臧懋循认为元人杂剧自然质朴，不假雕琢。同时，他还极其注重舞台效果以及表现生活真实画面，也就是他所说的“曲上乘首曰当行”观点的体现。臧懋循对于舞台表演是极其重视的，臧懋循对屠隆《昙花记》的出目、场次、角色都进行了删改，同时也将曲词改得符合音律，宾白更加通俗易懂。这一系列的改动都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演出效果。臧懋循对汤显祖《玉茗堂四梦》的曲文、人物及宾白进行改动也是为了舞台演出，他想要戏曲成为“场上之曲”，并非仅仅是案头之作。臧懋循改后版本的出目、曲词更有利于舞台演出，这也恰恰说明臧懋循十分看重戏曲“场上之作”的特质。臧懋循对《元曲选》的编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赚钱，当时戏曲舞台表演还是很兴盛的，书籍受众中无疑有许多演员以及喜欢看戏的人，此时社会的需求也在考虑范围内。
此外，臧懋循也是一个文人，对于武将、战争也不熟悉。而且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自我意识的人本主义思想影响更大，忠义的情节与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元曲选》中选取较少勇猛武将剧也是与此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