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我的少女时代 | 影片《情人》

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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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
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  岁月,未曾留下痕迹

《情人》中的文字最早应该叫《绝对的形象》。这些文字贯穿了一本有关作家的电影和她本人的影集。这个形象、这张没有拍下的照片被写进了书里。它原本记录的是一次横穿河流的渡轮航行。
这个中心形象——和这艘渡轮一样,或许,已经不在了,还有这片风景、这个国家,也毁掉了——以至于它们只有杜拉斯认识,只能随她和她的死亡而消逝。
可它们一直都在,永远醒目,呈现在这本书里。

■  自己的像

我们总以为人生像一条路,从起点延伸到终点;就像一本书,以为人生是一本编年史。这是不对的。

亲身经历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并不自知。然后,经由记忆,我们自以为知道发生了什么。然而眼中所见的是余光,是表象。事情的其余部分被死死地、不由自主地掩盖了,无法触及。当死亡临近,这种感觉尤其强烈,看着吧,我期待那一刻。有些散落的点、闪烁的点,或者发光的线,通向阴暗难辨的区域。

——玛格丽特·杜拉斯

■  青春的证明

我们看着自己向前,却不知前方是什么。或许生命中的每个瞬间要真的经历过才能留下点什么去回味和思考。你们的历史、我的历史,都是不存在的,顶多是词汇的集合。可以说我的人生故事、我们的人生故事,但不能说历史。从想象中回溯时间的长河方能赋予其生命。

勒鲁瓦-古尔汉最可信的研究成果是他从前辈史学家的正统研究中发展出的个人理论。他把自己当成拉斯科野人,想象他在河边会做什么。他会涉水,穿过那条河,寻找通往浅滩的路,他会穿过那条河。向着韦泽尔河的浅滩,他一路寻找,最终发现了原始时期最早的房屋。

——玛格丽特·杜拉斯

《情人》是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创作的中篇小说,也是其代表作。作品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小说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现代法国社会中男女对性爱的感悟和反思,折射出西方世界感情生活的不同侧面。

这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以法国殖民者在越南的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一名贫穷的法国少女与富有的华裔少爷之间深沉而无望的爱情,笔触深达人性中某些最根本、最隐秘的特质,催人深思。

■  巴黎的街头

玛格丽特·杜拉斯垂垂老去,不知不觉中扬走近了,渗入了她的生命。

一个年轻的男子,有着美好的前途,挥霍青春的本钱,为什么他选择爱上了杜拉斯?一个乖戾、以自我为中心却全身充盈着无限才情的老妇人。

大家都叫她杜拉斯(是她自己改的姓,以她家乡旁的小村庄命名),可我更愿叫她玛格丽特,仿佛这样我可以更加贴近真实的她。

■  杜拉斯与扬

玛格丽特的脾气不好,可是迟暮的她却幸运地遇到了一位爱她,爱她的文字,爱她的书,爱她的才情的男子,他忍受着她的坏脾气,他既是她的情人,也是她的奴隶。奴隶与情人,两个本不相联的词却在扬的身上很好的相融。玛格丽特曾很明确的告诉他:“扬,你什么也得不到的。”

从1980年开始,到1996年3月3日玛格丽特去世,坏脾气的玛格丽特几次狠心地把他赶走,几次他又无声地回到她的身边继续照顾她,做她的情人和奴隶。16年,他用青春,学业,尊严,自由换得了在她身旁驻足停靠的机会,他们互相爱着又折磨着,快乐着又痛苦着。

■  与扬在街头

玛格丽特的死,像一把钥匙,开启了桎梏扬的牢笼,他获得了自由,可随之而来永无止境的思念像一双无形的手紧紧扼住了他的脖子,他把自己关了起来,与酒与烟为伴,就这样,不理发不沐浴,懒得处理吃完的食物脏乱的衣物,即使发出阵阵的恶臭,他也毫不理会,他写着寄往天堂的长信,记录他们相聚的16年,写他的或她的事,他们的事,无关乎他的她的事。

他似乎真的在与她的灵魂对话,他的文字显得有点凌乱,字里行间连贯、不连贯的的文字却奇异的拼凑出了玛格丽特与扬,他们的形象,他们的故事,还有扬,他未完的故事……

《情人》

原著选读

· 《情人》节选 ·

这个形象,我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这个形象,我却从来不曾说起。它就在那里,在无声无息之中,永远使人为之惊叹。在所有的形象之中,只有它让我感到自悦自喜,只有在它那里,我才认识自己,感到心醉神迷。

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才十八岁,就已经是太迟了。在十八岁和二十五岁之间,我原来的面貌早已不知去向。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变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我从来不曾问过什么人。好像有谁对我讲过时间转瞬即逝,在一生最年轻的岁月、最可赞叹的年华,在这样的时候,那时间来去匆匆,有时会突然让你感到震惊。衰老的过程是冷酷无情的。我眼看着衰老在我颜面上步步紧逼,一点点侵蚀,我的面容各有关部位也发生了变化,两眼变得越来越大,目光变得凄切无神,嘴变得更加固定僵化,额上刻满了深深的裂痕。我倒并没有被这一切吓倒,相反,我注意看那衰老如何在我的颜面上肆虐践踏,就好像我很有兴趣读一本书一样。我没有搞错,我知道;我知道衰老有一天也会减缓下来,按它通常的步伐徐徐前进。在我十七岁回到法国时认识我的人,两年后在我十九岁又见到我,一定会大为惊奇。这样的面貌,虽然已经成了新的模样,但我毕竟还是把它保持下来了。它毕竟曾经是我的面貌。它已经变老了,肯定是老了,不过,比起它本来应该变成的样子,相对来说,毕竟也没有变得老到那种地步。我的面容已经被深深的干枯的皱纹撕得四分五裂,皮肤也支离破碎了。它不像某些娟秀纤细的容颜那样,从此便告毁去,它原有的轮廓依然存在,不过,实质已经被摧毁了。我的容貌是被摧毁了。

对你说什么好呢,我那时才十五岁半。

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

在整个渡河过程中,那形象一直持续着。

我才十五岁半,在那个国土上,没有四季之分,我们就生活在惟一一个季节之中,同样的炎热,同样的单调,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季节的更替嬗变。

我那时住在西贡公立寄宿学校。食宿都在那里,在那个供食宿的寄宿学校,不过上课是在校外,在法国中学。我的母亲是小学教师,她希望她的小女儿进中学。你嘛,你应该进中学。对她来说,她是受过充分教育的,对她的小女儿来说,那就不够了。先读完中学,然后再正式通过中学数学教师资格会考。自从进了小学,开头几年,这样的老生常谈就不绝于耳。我从来不曾幻想我竟可以逃脱数学教师资格会考这一关,让她心里总怀着那样一份希望,我倒是深自庆幸的。我看我母亲每时每刻都在为她的儿女、为她自己的前途奔走操劳。终于有一天,她不需再为她的两个儿子的远大前程奔走了,他们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她也只好另谋出路,为他们谋求某些微不足道的未来生计,不过说起来,他们也算是尽到了他们的责任,他们把摆在他们面前的时机都一一给堵死了。我记得我的小哥哥学过会计课程。在函授学校,反正任何年龄任何年级都是可以学的。我母亲说,补课呀,追上去呀。只有三天热度,第四天就不行了。不干了。换了住地,函授学校的课程也只好放弃,于是另换学校,再从头开始。就像这样,我母亲坚持了整整十年,一事无成。我的小哥哥总算在西贡成了一个小小的会计。那时在殖民地机电学校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必须把大哥送回法国。他好几年留在法国机电学校读书。其实他并没有入学。我的母亲是不会受骗的。不过她也毫无选择余地,不得不让这个儿子和另外两个孩子分开。所以,几年之内,他并不在家中。正是他不在家的这几年时间,母亲购置下那块租让地。真是可怕的经历啊。不过,对我们这些留下没有出去的孩子来说,总比半夜面对虐杀小孩的凶手要好得多,不那么可怕。那真像是猎手之夜那样可怕。

人们常常说我是在烈日下长大,我的童年是在骄阳下度过的,我不那么看。人们还常常对我说,贫困促使小孩多思。不不,不是这样。长期生活在地区性饥馑中的“少年-老人”,他们是那样,我们不是那样,我们没有挨过饿,我们是白人的孩子,我们有羞耻心,我们也卖过我们的动产家具之类,但是我们没有挨过饿,我们还雇着一个仆役,我们有时也吃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水禽呀,小鳄鱼肉呀,确实如此,不过,就是这些东西也是由一个仆役烧的,是他侍候我们吃饭,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不去吃它,我们也要摆摆架子,乌七八糟的东西不吃。当我到了十八岁,就是这个十八岁叫我这样的面貌出现了;是啊,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种情况想必是在夜间发生的。我怕我自己,我怕上帝,我怕。若是在白天,我怕得好一些,就是死亡出现,也不那么怕,怕得也不那么厉害。死总是缠着我不放。我想杀人,我那个大哥,我真想杀死他,我想要制服他,哪怕仅仅一次,一次也行,我想亲眼看着他死。目的是要当着我母亲的面把她所爱的对象搞掉,把她的儿子搞掉,为了惩罚她对他的爱;这种爱是那么强烈,又那么邪恶,尤其是为了拯救我的小哥哥,我相信我的小哥哥,我的孩子,他也是一个人,大哥的生命却把他的生命死死地压在下面,他那条命非搞掉不可,非把这遮住光明的黑幕布搞掉不可,非把那个由他、由一个人代表、规定的法权搞掉不可,这是一条禽兽的律令,我这个小哥哥的一生每日每时都在担惊受怕,生活在恐惧之中,这种恐惧一旦袭入他的内心,就会将他置于死地,害他死去。

关于我家里这些人,我已经写得不少,我下笔写他们的时候,母亲和兄弟还活在人世,不过我写的是他们周围的事,是围绕这些事下笔的,并没有直接写到这些事本身。

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并没有什么中心。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只有某些广阔的场地、处所,人们总是要你相信在那些地方曾经有过怎样一个人,不,不是那样,什么人也没有。我青年时代的某一小段历史,我过去在书中或多或少曾经写到过,总之,我是想说,从那段历史我也隐约看到了这件事,在这里,我要讲的正是这样一段往事,就是关于渡河的那段故事。这里讲的有所不同,不过,也还是一样。以前我讲的是关于青年时代某些明确的、已经显示出来的时期。这里讲的是同一个青年时代一些还隐蔽着不曾外露的时期,这里讲的某些事实、感情、事件也许是我原先有意将之深深埋葬不愿让它表露于外的。那时我是在硬要我顾及羞耻心的情况下拿起笔来写作的。写作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属于道德范围内的事。现在,写作似乎已经成为无所谓的事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也知道,不把各种事物混为一谈,不是去满足虚荣心,不是随风倒,那是不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作就什么也不是了。我知道,每次不把各种事物混成一团,归结为惟一的极坏的本质性的东西,那么写作除了可以是广告以外,就什么也不是了。不过,在多数场合下,我也并无主见,我不过是看到所有的领域无不是门户洞开,不再受到限制,写作简直不知到哪里去躲藏,在什么地方成形,又在何处被人阅读,写作所遇到的这种根本性的举措失当再也不可能博得人们的尊重,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再作进一步的思考了。

现在,我看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在十八岁,十五岁,就已经有了以后我中年时期因饮酒过度而有的那副面孔的先兆了。烈酒可以完成上帝也不具备的那种功能,也有把我杀死、杀人的效力。在酗酒之前我就有了这样一副酗酒面孔。酒精跑来证明了这一点。我身上本来就有烈酒的地位,对它我早有所知,就像对其他情况有所知一样,不过,真也奇怪,它竟先期而至。同样,我身上本来也具有欲念的地位。我在十五岁就有了一副耽于逸乐的面目,尽管我还不懂什么叫逸乐。这样一副面貌是十分触目的。就是我的母亲,她一定也看到了。我的两个哥哥是看到的。对我来说,一切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都是从这光艳夺目又疲惫憔悴的面容开始的,从这一双过早就围上黑眼圈的眼睛开始的,这就是experiment。

我才十五岁半。就是那一次渡河。我从外面旅行回来,回西贡,主要是乘汽车回来。那天早上,我从沙沥乘汽车回西贡,那时我母亲在沙沥主持一所女子学校。学校的假期已经结束,是什么假期我记不得了。我是到我母亲任职的学校一处小小住所去度假的。那天我就是从那里回西贡,回到我在西贡的寄宿学校。这趟本地人搭乘的汽车从沙沥市场的广场开出。像往常一样,母亲亲自送我到车站,把我托付给司机,让他照料我,她一向是托西贡汽车司机带我回来,惟恐路上发生意外,火灾,强奸,土匪抢劫,渡船抛锚事故。也像往常一样,司机仍然把我安置在前座他身边专门留给白人乘客坐的位子上。

这个形象本来也许就是在这次旅行中清晰地留下来的,也许应该就在河口的沙滩上拍摄下来。这个形象本来可能是存在的,这样一张照片本来也可能拍摄下来,就像别的照片在其他场合被摄下一样。但是这一形象并没有留下。对象是太微不足道了,不可能引出拍照的事。又有谁会想到这样的事呢?除非有谁能预见这次渡河在我一生中的重要性,否则,那个形象是不可能被摄取下来的。所以,即使这个形象被拍下来了,也仍然无人知道有这样一个形象存在。只有上帝知道这个形象。所以这样一个形象并不存在,只能是这样,不能不是这样。它是被忽略、被抹煞了。它被遗忘了。它没有被清晰地留下来,没有在河口的沙滩上被摄取下来。这个再现某种绝对存在的形象,恰恰也是形成那一切的起因的形象,这一形象之所以有这样的功效,正因为它没有形成。

这就是那次渡河过程中发生的事。那次渡河是在交趾支那南部遍布泥泞、盛产稻米的大平原,即乌瓦洲平原永隆和沙沥之间从湄公河支流上乘渡船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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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越南是法国殖民地,简(珍·玛奇 饰)是一个15岁的法国少女,在西贡女子寄宿学校读书。每逢假期简便回家,母亲办了一所很小的学校,收入甚少。简有两个哥哥,大哥比尔吸毒成瘾且横行霸道,二哥保罗生性懦弱,常受大哥的欺负。一天简一如往常一样告别母亲乘上渡船回学校,在船上遇到一个坐黑色大轿车的阔少爷东尼(梁家辉饰)。东尼是华侨富翁的独生子,东尼喜欢这名白人少女便去搭讪,两人便搭上了。
  简在寄宿学校里知道有的女生在外卖淫,她也想找个有钱人试试,因此很主动与东尼交谈。上岸后两人逛了西贡,还一起上馆子吃中国饭菜,东尼并用汽车送她回学校。第二天刚放学,黑色汽车就等在校门口了。
  简和东尼很快就坠入爱河。东尼把简带到他的公馆,这是中国富人们常用来金屋藏娇的地方。他俩在这里幽会、洗澡、玩耍。有时晚上也不回学校,校方只好通知她的母亲,然而……

| 文字:中原一点红

| 配图:楚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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