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悦读丨小说】陈国兵《走出太阳山》（四）
文/陈国兵
【作者简介】陈国兵，1970年出生，西南师大外语系毕业。毕业后做过公务员，在基层做过下派干部，1998年辞职下海经商，2002年来到成都。喜欢文学，业余时间爱好写作。现任成都恒风动漫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市场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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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郑富贵刚跟着张书超打工的时候，张书超根本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那时的张书超也刚刚从农村出来，还没有挣到钱。待人十分和蔼。随时都客客气气的。有时候还掏出一包香烟来，一只一只地分发，鼓励大家加油干活。一切的变化，都缘于张书超攀上了一个姓梅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梅主任后来做了县长。在梅县长的帮助下，张书超接二连三地承揽了七八个工程。工程做完后，张书超赚了大把大把的钞票。有了钱的张书超，就再也不是以前没钱时的张书超了。
张书超知道郑富贵家里的情况，一个字：穷。全家七口人，七张嘴吃饭。子女们都还未长大成人。郑富贵一个人不得不出来挣钱，养家糊口。
郑富贵挣的钱一分都舍不得花，他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几分钱去花。看着他成天累死累活的样子，张书超也曾心生过怜悯之心。他知道他喜欢吃肉，但要求不高，尤爱吃烧腊。他就隔三差五地带上他去烧腊店搓一顿。郑富贵不喝酒，更舍不得花钱买烟，只是每次领了工资的时候，便独自跑到农贸市场买一捆叶子烟回来，放在床头下，烟瘾犯了的时候，独自掐几片烟叶，慢慢裹起来便成了一支香烟。香烟看上去更像是一根古巴雪茄。他独自津津有味地抽了起来。
张书超刚进城的那几年，城里还没有多少修建。整个通州县城全是黑压压的青瓦屋檐，所有的居民房子都是木房子。街道全是长条石板铺成，石板的两边各留有一条略微高出街道的宽约四五十公分的过道，过道的旁边便是家家户户城市居民们的商铺。铺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自己手工制作的商品，有布鞋、草鞋、草帽、斗笠、蓑衣，还有红糖、年糕、醪糟和白酒，现代化的工业产品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是看不到的，更没有哪家哪户能够生产出来。街道上很少有奔跑的汽车，到处都是牛拉车和叮当叮当响的自行车。自行车中铃铛最响，霸气十足的当数永久牌了。永久牌自行车一路过，人群就会发生骚动。或者说，街道上如果哪里发生了骚动，那一定是来了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或者是永久牌自行车上后座上坐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女人还紧紧地搂着骑自行车的人的腰，头依靠在骑车人的背上。人群又一次骚动，议论纷纷。有指责的，有乱讲笑话的，更有人破口大骂伤风败俗的。在那个年代，男女授受不亲，是要遭骂的。
张书超白天带领工友们忙着干活，夜晚还到处去打探有没有新的修建工程，以便在这个工地干完后，能够接着有活儿干。工地上的工人也就不会立即散伙。工友们就不会流落街头。
他到处求人，到处给人送烟。那个时候的张书超脸上经常还带着笑容，露出满口整齐的牙齿。他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个跑去开水房打来开水，认真地梳洗一番，头发梳得光光的，有时候还会在上面喷上摩丝或者发胶之类的东西，保持着头上的整洁和形状。
他经常提一口袋绿豆，或者拎一只家里带过来的土鸡，往政府大院儿里跑。他说他是去亲戚家串门儿，其实他是去拜访县政府办公室梅主任。这梅主任正手握大权，至少整个政府大院儿里的修修补补全归他管。而且张书超听政府里面的人议论，说县政府准备要修建一栋新的办公大楼。
张书超是一个嗅觉灵敏的人。他把在第一个工地上挣到的钱，留下了一小部分带回家里，给了他的老婆，让她存起来，准备以后在农村修房子用。其余大部分钱，他都用来公关。他决心从梅主任那里打开未来的局面。
梅主任年龄比张书超小。但张书超每次去梅主任家，他都管他叫‘梅大哥’。时间长了，年纪轻轻的梅主任看在权力的份上，也就慢慢地习惯了张书超叫自己大哥了。对于他隔三差五送上门来的土特产，梅大哥并不稀奇。那些东西，你张书超有，他家也有。他的父母常住在农村，也会隔三差五地给捎些土鸡、土鸭、绿豆、南瓜之类的东西来。但梅主任喜欢见到张书超，觉得这人实在，没有多少花花肠子，见人就笑，看上去还和蔼可亲。他俩虽不是亲兄弟，但他一口一个大哥，叫得他心里暖呼呼的，比自家亲兄弟喊得都还亲。梅主任慢慢地接纳了张书超这个弟弟。
通州县政府的确是要新修一栋办公大楼。梅主任把政府办公会议上讨论的方案，悄悄地给张书超说了。这让张书超少睡了很多瞌睡。那段时间，他经常失眠。他觉得自己是傍上了一棵大树。而且这棵大树正枝叶繁茂，可以乘凉！
张书超日思夜想，自己该怎样才可以拿到县政府那栋大楼的修建权呢？那个时候，新上一个项目或者政府部门要修建一栋房子，完全是单位上某一个人说了算。那个说话算话的人，在单位就十分地关火和吃香。他想自己傍上的这个梅主任，究竟在单位上关不关火呢？如果他关火的话，那通州县政府这栋楼自己就十拿九稳的了。他根本就不知道梅主任上面还有些什么人？谁在决定着新办公大楼的修建权？
张书超为了获得新的项目，经常失眠，人也憔悴了很多。平常他爱跟工人们坐在工棚里打扑克玩儿。现在他不参加了。他独自一个人趁黑溜达出去，在黑漆漆的通州县城瞎逛。偶尔，他路过一家街道居民的门前，见围了一大群民工，也悄悄凑过去，伸长了脖子看热闹。他看见门市里摆了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里正播放着《霍元甲》。他索性停了下来，往里面使劲儿挤了挤，用脚在石板上探，他探到一块石头台阶，便迅速站了上去，把先前站在台阶上的人向旁边挤了一下才完全站稳。他站稳了脚，可被挤过去的那个民工却张口骂了句：“狗日的，哪个在挤我？”他也准备回骂一句的，但他看了那个人一眼，忍住了没有骂出口。旁边的人喊了一句：“不要吵，声音都听不到了！”
他踮着脚尖，看起了电视节目来。看着看着，他突然灵光一闪，我何不买一台电视机送给梅大哥呢？此时，他仍惦记着县政府新修办公大楼一事。他想，梅大哥家他都去了好几十次了，自己每次去虽然都不是空着手去的，但那些绿豆、大米和土鸡之类的东西，自己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他家至今还没有买电视机，也许是真买不起。因为他听别人说，梅主任的工资也最多不过五十几块钱每月，而自己一个工程下来，除去工人的工资，少说也还得剩个几百上千块钱吧。
买一台电视机送给他！就这样定了。他边看电视边这样暗下了决心。
《霍元甲》放到第二十五级的时候，店老板见门口的人越来越多，就站起来，‘嘭’的一声关掉了电视机。围在门口的人群开始骚动。有悄声骂老板抠门儿的，有议论霍家拳厉害的，更有人站在街道中间学起了霍元甲的鹰爪拳，当然也还有站在门口赖着不想离开的。他们在等待店老板再次打开电视机。绝大部分人群开始渐渐地散去，边走边议论着明晚的节目。张书超因为平常没有来看，对霍元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还比较模糊。他又独自向着来的方向返回。一路上他掰着手指头，把带回给老婆的钱和这个工地要赚得的钱，认真地相加了一遍，便信心满满的回到了工棚。
回到工地上，其他人都已经入睡，只有电焊工郑富贵还没有睡觉。他独自一人正围着电焊机转来转去。他在仔细研究电焊机的内部结构，并手拿钢钳把白天出现问题的焊机接线柱，反复地检查了几遍。他紧了紧接线柱的螺丝，确保第二天上工时，不再出现故障。
郑富贵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他这人总爱琢磨，对什么新鲜事物都想搞个清楚和明白。自从工地上买回来新电焊机后，他利用休息时间，早已把整台电焊机进行了拆卸和重新组装，对焊机的工作原理和内部构造已了如指掌，一旦焊机出现故障，他都会辨别得出故障出现的源头在哪里。
张书超见他还没睡觉，也走过去问道：“焊机出问题了？”
郑富贵说：“没有啊。我只是拧拧螺丝，顺便研究一下这接线柱怎么老是松动？”
张书超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早点儿休息吧，这个工地干完了，马上就有新工地干了！”
郑富贵听说马上又要有新工地了，心头也一阵激动，笑着问道：“工地在哪里？大不大？”
张书超很神秘地回答道：“大呀，这一次是修一栋摩天大楼啊！”
郑富贵听说张老板要修建摩天大楼，咧开嘴笑了。他知道张老板在跟自己开玩笑。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张书超就去了县百货公司。由于去得早，百货公司还没有开门。张书超就蹲在门前的石阶上打起盹来。直到上班时间到了，百货公司工作人员才一块一块地取下门框中的木板，并把木板整整齐齐地堆码在门框的一边后，才爱理不理地上下打量了仍然蹲在门口的张书超。“起来，起来，你干什么的？别挡在门口。”
“我，我买一台电视机。”
工作人员上下打量了张书超一番，觉得这人洋不洋土不土的，张口就说要买电视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哦？电视机这高档货，不是随便那个人就可以买的。
“买电视机吗？有上面批的条子吗？”
张书超见工作人员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便满脸堆笑地给他递上了一只红塔山香烟，说：“大哥，我哥在县政府工作，想买一台电视机回家给老父亲看，他特别喜欢看那个什么甲的。”
“是霍元甲！”
张书超说：“哦，是是是，是霍元甲，他的功夫可好了。”
工作人员接过香烟，满脸堆笑地说：“你也喜欢看霍元甲？他的鹰爪拳可厉害啦！”说着，工作人员站了起来，伸手做了一个鹰爪的样子，他把手指啪啪啪地掰了几下，在张书超面前晃了晃，吓得张书超笑呵呵地把头往后缩了回去。张书超傻傻地站着。双眼紧盯着柜台内的售货员在那里比划。只见那售货员挥舞了几下鹰爪拳，索性抬起了一只脚，学着霍元甲的螳螂腿，猛地踢飞了一只木头小板凳儿，板凳飞向了柜台的另一头，吓得柜台那一边的女性服务员惊叫了起来。大家站起来就往墙角落跑。
张书超咧开嘴嘿嘿地笑了。他对售货员说：“好功夫，好功夫！真像霍元甲！”
“呵呵，老子就是霍元甲！”
“嗯，你是霍元甲！”
“那你要买什么？”
“电视机啊。”
“有条子吗？”
“什么条子？”
“这个你都不懂？我这里是见条子才卖电视机！这玩意儿现在紧俏着呢。”
张书超没有条子，他扭头就往回跑，径直去了梅主任的家，等他下班回来给自己亲笔写一张购买电视机的字条。
第二天一大早，张书超手握字条。他边走边看，心里美滋滋的。那字条上的内容大致是：县百货公司某某领导，兹有吾弟张书超想购买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请同意为谢。落款是通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梅某某。落款年月日是1984年8月19日。到了县百货公司，碰巧昨天那个比划霍元甲的营业员今天不在，他只好再次给柜台里面看报纸另一位售货员说想买一台电视机。售货员是一名上了年纪的老人，他听说张书超要买电视机，十分感兴趣地把身子趴了过来。他趴在柜台上，慢慢地摘下眼镜，用熬了夜的略微带血丝的双眼紧盯着张书超上下打量，突然问道：“你像是买电视机的吗？”。
“难道我不像吗？”张书超反问道。
那售货员又问道：“有条子吗？”
“你别狗眼看人嘛，我没有条子，还敢来买电视机？”张书超不紧不慢地从上衣口袋里摸出梅主任给写的批条，慢慢地打开，递到售货员眼前。售货员伸手接过条子，重新戴上了眼镜，仔细阅读了一遍批示的内容，然后站起来对张书超说：“哦，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你稍等一下，我要请示领导再说。”说完，售货员起身进了里面一间办公室。大约一刻钟过后，办公室的门打开了，走出来两个人，一个人是刚才送条子进去的售货员。另一个人则挺着大肚子，上身穿了件短袖白衬衫，衬衫领子上打了条红色的领带，领带上还夹了根金光闪闪的领带夹。他下身穿了一条天蓝色卡机布裤子，脚上穿了双擦得呈亮的黄牛皮皮鞋。张书超想，这人应该是条子上写的那个百货公司的经理吧？经理的脸，方方正正，大披头，梳得油光光的，还打了摩丝，或者是发胶，头顶的三片叶子的吊风扇正唰唰唰唰地吹，头发就是固执地保持一个形状，纹丝不动。
经理走到柜台面前，伸出肥大宽厚的熊掌样的右手，跟张书超握了握，然后满脸堆笑地对他说：“梅主任的弟弟买台电视机，还用得着你亲来自跑一趟啊？来打个招呼不就得啦？一会儿我安排人给你送过去？你看电视机送到哪里比较合适呢？”张书超没有想到百货公司的经理会亲自跟自己握手，还十分热情地要安排人给自己送货上门。来这里之前，他根本就没有思考过电视机要送到哪里？是先放到工地上看几晚上呢？还是直接就送到梅主任家里去？他略微思考一会儿，便对经理说：“就送到县政府大院南楼一单元三楼702房吧”。经理立即叫站在旁边的售货员把送货地址给记录了下来，他拿着地址一看，压低了声音说道：“这不是梅主任家吗？”张书超又一次骄傲地昂起了头，对胖经理说：“他是我哥。”
经理吃惊地上下打量了张书超一番，说：“我有眼无珠啊。真没看出来，你俩长得还真像啊？幸会！幸会！”他再一次伸出手，激动地握了握张书超的手，并把嘴巴附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钱你就不用付了！电视机就算我送他的了。跟你哥说，平常还是多关照关照我！”
张书超坚持要付钱，被经理死死地挡住。经理说他要是收了他的电视机钱，自己的位置估计都会不保，以后还怎么有脸去见梅主任呢？！以前梅主任又不是没有关照过他。这人一定得知恩图报吧？张书超见经理说得情真意切，也就不再坚持了，顺水推舟地收回了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回工地的路上，张书超简直像是腾云驾雾，走起路来轻飘飘的。他大脑是晃的，两只脚像是踩在棉花上，软绵绵，还高一脚浅一脚的。他真想不明白，梅哥写的那张条子就那么管用？他更想不明白，自己就随口说了句是梅主任的弟弟，人家就既不收钱，还非要把电视机送上门去？难道一个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有这么关火？难道梅哥要当县长了？不然，这些人是不会对一个办公室主任那么毕恭毕敬的？他想趁晚上去梅哥家一趟。趁给他送电视机的功夫问一问梅大哥，想了想，又觉得不妥。他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便用手使劲掐了一下大腿，痛，没有做梦。他又伸手摸了摸裤子包里的折得整整齐齐的钱，还在，一分未花，电视机就到了手。他心头一阵窃喜。看来，今天真是走运了，这本来是要破财的，财没有破，反而像是捡了一大捆人民币似的，令他心花怒放。
张书超一路小跑了起来，嘴里还哼着沙家浜。路上遇见了工地上一个工人出来拉砖。他跑过去，挽起袖子，就帮忙推了起来。工人回头看了一眼，见是张老板，吃惊地驻足将人力板车停了下来，笑呵呵地问道：“张老板，这怎么要得呢？你还是走你的路好，免得弄脏了你的衣服。”
张书超笑呵呵地说：“老子帮你一下忙不可以吗？今儿个咱真高兴！”
工人说：“你为啥高兴呢？好久没看见你这样开心的笑了？平常你在我们面前都是板着脸的。”
张书超：“哈哈哈，专心拉你的车，我要发财了。”
工人吃力地在前面问道：“你捡钱啦？”
张书超在后面边推车边唱道：“找了棵大树，好乘凉啊——！”
他搞不明白城里人的真实想法，居然有人见一张条子就吓得钱都不要了！看来，他以前的想法是对的。梅哥这棵大树生命力旺盛。
张书超回到工地，脸上仍堆着笑。他一口气爬上了正在施工的顶楼，碰到郑富贵，便顺手扔了一包还没有打开的红塔山牌香烟，说：“送给你抽，别成天抽那树叶子。”他把郑富贵抽的叶子烟，叫作枯树叶子。郑富贵说：“今天捡钱了？这么大方？”张书超说：“是啊！真的捡钱了！哈哈哈。”
张书超在工地上，逢人便给他们发烟，荷包里装的一条香烟，很快就发完了。工地上所有的工人，都觉得张老板今天怪怪的。他们私下都在议论，张老板今天怎么这么大方了起来呢？
县政府新办公大楼果然被梅主任安排给了张书超来修建。正式签订施工合同的那天，张书超在县城郊外一个叫杨柳亚地方找了一个吃鱼的地方叫天池鱼，办了一桌，宴请梅主任和建委主任。酒桌上，张书超为每一个人准备了一个红包。红包里面分别装了一百二十元钱。他说这叫月月红。只图个吉利。他还给每人发了一包大重九过滤嘴香烟。自己马上又掏出一包，打开，为每人再点上一支，然后，落座。桌上的人收了红包，都笑呵呵地说：“哎呀，你这兄弟太懂事了啊！”
杨柳垭天池鱼庄的鱼，在全通州县城是很出名的。鱼庄租用了当地一村民的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老板在屋子外面搭了一个塑料棚子，塑料棚子下面摆了十几张桌子，桌子四周各摆了七八把彩色塑料椅子。一到夜晚，天池鱼庄车水马龙，室外彩色塑料棚子下面人山人海。来吃鱼的人，如果来晚了，就不得不站在棚子外面排队等候。鱼庄的室内装了几个包间。包间的地板，铺了花色各异的瓷砖。包间是用民房的卧室改建而成的。包间临街的一面装上了玻璃，便成了招待贵客的雅间。那时候，吃鱼要坐雅间是需要条件的。坐在雅间吃饭的人必须是有身份的人，消费金额要高，并且要提前预订。
张书超是这里的常客，老板娘老远就看见他来了，一路小跑地冲到马路边儿上，热情地跟他打招呼，生怕怠慢了张老板。张书超笑呵呵地跟在老板娘身后，去养鱼的池子后面点菜。他一口气点了八斤花鲢，八斤草鱼，八斤野生黄古头，八斤野生长江沙利。这野生长江沙利，肉质鲜嫩，正值繁衍产籽。一条沙利的肚子里足足有两斤鱼籽儿。老板娘建议用凉瓜红烧，只吃鱼籽儿，营养十分丰富。张书超问了问价格，没有开腔，还是要了八斤。他想就图个吉利吧！反正这钱不花也没什么用。不一会儿功夫，鱼做好了。两盆麻辣鱼，两盆红烧鱼，两盆清汤番茄鱼。最后端上桌子的是压轴菜，两盆长江野生沙利鱼籽儿。那顿饭，吃得梅主任和建委主任心花怒放，脸放红光，心里头美滋滋的。见客人吃得高兴，张书超也十分高兴。他想，这签合同吃鱼也是要有讲究的。这鱼代表吉祥喜庆，年年有余的意思。他觉得在这方面花点儿钱，值得！
新办公大楼破土动工的那天，县政府的领导依次上台讲了话。等领导们离开了工地过后，李半仙登场。他身穿红黑相间的道袍，手拿一把明晃晃的的宝剑，点了一捆火纸和几对蜡烛，在工地四周东跳跳，西转转。他闭上眼睛，嘴里念念有词。突然，他放下手中的宝剑，顺手抓起一把菜刀，口含一口清水，照准身旁的一只大红公鸡，‘扑’的一声向着鸡冠子上面喷了一口水，然后大喊一声：“啊—！天灵灵，地灵灵！各路妖魔鬼怪啊，快快离开此地，此地要建办公大楼。是妖，就要滚开！是神，就要保佑！保佑施工过程中不出现任何意外！保佑今后住进这栋楼的人，顺顺利利做官！平平安安发财！”半仙念完咒语，拿刀对准鸡头猛砍下去，顺手一扬，将一只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大红公鸡给扔了出去。没了鸡头的大红公鸡在天空中翻转了几下，翅膀猛烈地扑腾了几下就重重地落了下来。那带血的鸡头“咚”地一声滚落在地上，公鸡的嘴巴还在使劲儿地张开着，发出一声‘嘎—噶—’的惨叫声。鸡身在空中划出了一道惨烈的弧线，从半空中落地，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没了鸡头的两只鸡脚，在工地上使劲儿地乱蹦乱跳起来。鸡身想努力站起来，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在工地上跑了几步。然后，突然倒下。鸡脖子向着天空正喷射出鸡血。鸡脖子扭动了几下，朝着鸡头的方向伸过去，仿佛想要接上头。鸡血像一股喷泉，四面飞溅。半仙站在那里，紧闭双眼，一动不动。他在观察着鸡头落地的方向。张书超也站在半仙身旁。他看着鲜血淋漓的鸡头，心头一阵害怕。他悄声地问半仙：“鸡头落地的地方，是不是有鬼？”
李半仙大声回答道：“有鬼不要怕！有我半仙在，小鬼大鬼死鬼都得给我滚远点儿！”
半仙手持宝剑，牵着张老板的手，绕工地四周跑了一圈。他取出一张事先画好了的护身符，塞给了他。并叮嘱他一定要随时带在身上。这样，鬼魂就不会附体了。张书超接过半仙塞给他的护身符，小心翼翼地揣进了贴身内衣的口袋里，这才小心翼翼地走出了工地。他送走了来参加开工典礼的县政府的领导包括梅主任后，再折转身回到工地上。李半仙已经跳完。正筋疲力尽地坐在板凳上喘着粗气。见张老板过来，他又伸手抹了一点儿鸡血，在张老板的额头上，身上，手臂上，和大腿上，胡乱地抹了一通后，这才伸手对张老板说：“红包呢？这个是少不了的哦？”
张书超立即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早已准备好了的红包，递给了半仙。李半仙接过红包，当着张书超的面，数了数里面的钱，一共八十八块八角八分。他重新装好钱，揣进裤子包里。半仙满意地笑了。
按照设计要求，办公大楼采用了挖孔桩基础。张书超先前只是做泥瓦匠的，对于整个工程的施工管理，他不是很懂。于是他经人介绍，高薪聘请了一名施工人员，叫陈久云。陈久云也没念过多少书，属于半路出家。他以前在农村只给生产队修过猪圈。他对怎样使用卷尺和吊线锤比较在行，大家都夸他眼力好，凡他吊了线，砌出来的墙，不会倒。陈久云给张书超做了施工员。张书超给他下了好几道命令，他都一一服从。但有一道命令，陈久云是不同意的。张书超要求他把每一根柱子的钢筋都减少一根，而且钢筋搭接也不要太长了，最多搭接几公分就够了。久云坚决不同意，还跟张书超在饭桌子上大吵了一架。久云扔掉饭碗，差点儿离开工地。但他担心自己这一走，就再也拿不到工资。思前想后，他还是决定留了下来。他想，吃人的口软，拿人的手短。自己一打工的，老板儿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嘛！反正以后出了事，追查起来，自己又不担任何责任。
挖孔桩基础挖好后，浇筑混凝土的那天晚上，张书超去大北街的卤肉摊子上买了十几斤猪头肉回来，叫伙食团师傅切了几斤朝天椒，把猪头肉和着朝天椒混合着炒好，再买了几斤散装白酒，叫郑富贵他们几个先吃肉，喝酒。一直等到下半夜，甲方代表实在是坚持不住了，要回家睡觉，他才开始安排工人往基础孔里下钢筋笼子和灌混凝土。
张书超和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酒边吹牛边吃肉。而挖土的工人在慢慢的挖，都不着急。他对工人说，你们先别流口水，肉还多着呢。下半夜有的是肉吃，有的是酒喝。而且第二天还可以不上班，睡懒觉。工人们便都懒散地蹲在基孔里抽烟。上面的人也边干活儿边在抽烟。
甲方代表酒足饭饱之后，离开时，对张书超说：“我瞌睡来了，今晚基础浇筑，就只有辛苦你们了，明天上午我来验收。”说完，他站起身，歪歪斜斜地离开了工地。
张书超送走了甲方代表，心头一阵窃喜。心想，这个老于，狗屁不懂，还来管工地！他在心头骂了句脏话，便盘算起下午甲方代表老于验收基础桩孔，测量尺寸这一项上，他多测出了五十多米。原来，张书超事先自己买了一把软尺，他把软尺的中间先剪断了两米扔掉，再把软尺接上，这样下去测量的人虽然软尺的低端触地，可上面测出来的孔的深度自然就多了两米。每一个桩基础多测出两米，几十个桩，加起来就多了几十米啊。甲方现场代表在单子上一签字，混泥土往桩基础里一灌，等凝固后就什么也就说不清了，只得按照收方验收时的实际数据给施工方付钱。这是张书超这一辈子挣到的第一笔昧良心的钱，有好几万元呢。
张书超十分担心陈久云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那天晚上，浇筑桩基础时，他就亲自蹲守在工地上，一个桩一个桩地安排人下笼子和往里面浇灌混凝土。郑富贵用电焊机焊接好基础铁笼子后，张书超就安排人往基础孔里放，反正甲方代表不在，他就叫四个人抬着钢筋笼子不松手，其余十几个人一边抄混泥土，一边往里面浇灌，每浇灌一点儿混凝土，他就喊抬钢筋笼子的四个人往上拉一下，这样桩基础孔洞下面就全是混泥土，钢筋也就活生生地短了一截。这样，张书超又在桩基础钢筋这一项上挣到了第二笔昧良心的钱。
郑富贵觉得十分奇怪，怎么图纸上的笼子尺寸上都是标注的十五米一个的，而施工员反复给他强调，笼子只焊十二米，有几个还只要求焊接十米。他根本不知道张老板这是在基础隐蔽工程方面偷工减料。他还是认真地遵照现场施工员安排的去做。
郑富贵人很老实，干活也很踏实。工地上发生的事情，他从不多言多语。他起早贪黑地干活，从不喊累，也从不跟老板讲价钱。只要老板喊他干活，无论天晴还是下雨，不管什么时候老板叫到他，他都会雷厉风行地去干，从不抱怨，活像一头牛。他干活几乎是在卖命，为了图快，图方便，他烧电焊跟其他的电焊工不同，他从不戴面罩，而是经常戴一副地摊儿上买来的墨镜。由于没有防护面罩的保护，他的脸经常是红色的，额头上、下巴上由于电焊强光的长期炙烤，上面的肉皮脱了一层又一层。他没有电焊防护方面的知识，更没有任何人告诉过他该怎样保护自己。建设主管部门也没有相关的安全培训机构。他完全把自己除了眼睛外身体的其余部分全都暴露在电焊条燃烧时发出的辐射之中。
县政府梅主任官运亨通，办事干练，很讨上级的喜欢。他由办公室主任的位置就像上台阶一样，一步一步地爬上了副县长、副书记和县长的位置。
梅主任一下子摇身变成了梅县长。张书超也由最开始的一个泥瓦匠，摇身变成了通州县城最有名的建筑大老板。梅县长的成长，促成了张书超的成长。张书超的成长同样也滋养了梅主任的仕途。
当然，随同张书超一同进城的郑富贵和其他一群工友，却没有他那样幸运。他们的成长是缓慢的，痛苦的，充满了汗水和泪水。同样是一群来自太阳山那边的男人，同样是刚刚扔掉锄头，大胆地走进了城市的乡坝里的人，他们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却大不相同。
郑富贵进城挣钱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养家糊口，供三个儿子上学，回美边大院子为自己和三个儿子各修一间房，供自己养老，和儿子们娶媳妇，传宗接代。他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用。他把挣来的钱，夜晚全部藏在枕头下面，白天就揣在贴身的口袋里面。偶尔回家一趟，那一定得是农忙季节。他还要在农忙的时候，回家帮助家人收割稻谷和抢播秋粮。他完全不知道什么叫疲倦，整个身体就仿佛一台永不停息的发动机，突突突地运转过不停。
郑富贵和张书超不同，他进城后关注的是如何挣到钱。挣到钱后的想法他却没有想明白。他还想回到农村，回到他祖祖辈辈生活过的美边。他的内心其实是矛盾的，他供养三个儿子读书，幻想着有一天儿子们都很有出息，至少要实现抽签上所说的结果，那就是一文一武，二儿子给老两口养老送终。可他却把挣来的钱，花去了绝大部分购买了木料和砖头瓦块，用来修建了一栋青砖瓦房。瓦房连着修了四间，条石基础，一楼一底，木楼板，阳台和梯步是自己用钢筋水泥浇筑的。他幻想着自己老了不能干活了的时候，跟着三个儿子回美边居住。
郑富贵是第一个让自己的房子彻底脱离开美边大院子的。他家的新修的瓦房，像一头高昂着头颅的公鸡一样，高高地站立在大院子旁边。房子骄傲地俯瞰着院子里其他的十几户人家，尤其是在那些刮风下雨的夜晚，其他人家的房子在风雨中痛苦地飘摇着，而他家的砖瓦房则纹丝不动，固若金汤。
美边的早期的贫富差距自此拉开了序幕。曾经一同贫困，一起饿肚皮的乡亲们，开始有了富裕的概念和成功后的参照物。他们跟郑富贵一家不再亲近，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也悄悄地划上了一根线。他们不再从他家门前经过，而是故意绕道而行。曾经的共同的痛苦，由于他家那栋青砖瓦房的出现，在其他乡亲们心中被无形地放大，深深地扎下了根。
他们绕道而行，也不是不看他家的房子，而是悄悄地偷窥着那栋小洋楼，期盼着哪天在一场特大暴风雨中不堪一击，轰然倒下。那样，他们内心才会平衡。郑富贵一家才会重新回到美边大院，重新过上跟大院子所有人都过的一样的生活，他们才会感到高兴。
对于郑富贵来说，自己的举动和变化，他毫无察觉。他只顾自地辛勤劳动着，不停地挤干身体上的汗水，用汗水去换取一砸一砸的白花花的钱。他挣钱几乎是到了不用脸的地步，他的脸漆黑漆黑的，脸上起了皮，他就直接把皮撕下。他不顾脸面，换来的却是内心的快乐。他实现了三个目标中的两个，全家人已经吃饱喝足，冬暖夏凉了。他开始为第三个目标而努力。
郑富贵这一代农民进城，完全属于中国最原始最无知和最看不到未来的一代农民。几千年来的封闭农耕生活，像一团厚厚的乌云，紧紧地遮裹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完全是自发的和不自觉地走进了城。他们把对于他们来说十分陌生的体力劳动，当成了牛的活来干，还倍加地珍惜。他们是一个群体，没日没夜地辛勤劳作的一个群体。城里人管他们叫农民，他们管自己却叫工人，他们不想当农民，而城里人根本就不接受他们是工人。为了能够在城市里活下去，他们就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城里人和他们自己都愿意接受的称呼：农民工。
农民工在农忙时节是农民，农闲时节他们集体涌进城，便成了工人。
跟随郑富贵进城务工的，还有大院子的王飞、尹拿娃和徐应明，他们就没得郑富贵那样幸运了。郑富贵好歹遇上了张书超这样的建筑老板，而王飞他们几个经不起别人的诱惑，脱离了张书超的队伍。去了另外一家建筑工地。由于他们是外乡人，经常受到另一泼人的欺负。他们辛辛苦苦下了几个月的苦力，最后以一场惨烈的群架而告终。在那次打群架过程中，王飞失去了一只手臂，脚筋被人砍断，成了一名残疾人。他趟在床上，找不到地方伸张正义。他痛苦，懊恼，悔恨。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沉沉地睡去，再也没有醒来，去了天国。
跟王飞一样，尹拿娃的命运同样坎坷不平。他如果不离开美边，安安心心只做一个农民，说不定命运还会被彻底改写。但是，他离开了美边，离开了他最为熟悉的农田，在城里面瞎撞。他砌不来砖，也抹不来灰，更不喜欢下苦力，连施工员安排他去干些杂活儿，他喊累吃不消。他放着一身好劳力不用，却总想在半路上捡一块金元宝。他被施工员客客气气地请出了工地，流落街头。他白天躺在别人的屋檐下睡觉，夜晚才开始出来向人多的地方窜。他把手伸进了城里人的裤包里，享受着一次次成功得手后的刺激和喜悦。他把偷来的钱，用于吃肉喝酒打牌。他白天睡觉，晚上就只干两件事情，偷盗和赌博。
尹拿娃从小就不喜欢呆在农村，他看不起农民，他不愿意劳动。他天生就学会了享受。进城后，他满眼的金钱，却又改不掉不劳而获的孽根性。渐渐地，他从一个地地道道的淳朴的农民，一步一步地滑向了犯罪的深渊。最开始，他只是简单地伸伸手，掏掏钱包。后来，由于贪恋上了赌博，他学会了爬窗户和撬门。偷盗的技术在进步，难度也在增大。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的夜晚，他从污水管上徒手爬上了县政府家属院南楼的四楼，用钳子撬开了一户人家的窗户，正欲从窗外爬进去，撞见房主起来上厕所。房主打开阳台上的电灯，突然看见窗外趴着一个黑乎乎的身影，便抓起菜刀，大喝一声，声起刀落，尹拿娃从四楼的窗户上坠落下去，当场丧命。
尹拿娃的死亡，给美边大院子带去了不好的名声，也是全村人心中的耻辱。有好长一段时间，郑富贵他们都不愿意向别人提起自己是美边的人，尤其不愿意听到尹拿娃的名字。他的名字渐渐地在人们心目中淡忘，消失，死亡。
跟郑富贵一样，农民工几乎都不懂得劳动保护和拥有安全意识。他们完全是凭借着自身的本能在活着。徐应明则是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劳动的时候，楼上突然坠落下一块竹胶板，大家都在大声喊叫，出于好奇，他也从二楼的窗户探出了头，想看个究竟。这时，急速下坠的竹胶板端端正正地砸在了他的头上。只听得他哎哟一声，竹胶板像一把锋利的菜刀，把他的头颅给割了下去。头颅咚的一声，重重地落到了地面，像一颗成熟的西瓜，在水泥板上摔得粉碎。
不戴安全帽和不习惯系安全绳，是第一代农民工典型的坏习惯。他们习惯于农村传统的束缚，却完全拒绝了工地上各种安全方面的管理。在他们的脑海里，安全完全是多余的。他们宁可相信有神或祖宗的保护，也不相信摆在眼前的那顶红色的安全帽。“那玩意儿会管用？”这是他们蔑视安全的口头禅。其实，他们更相信自己的命。生死是命中注定的，生于何方？死于何地？这些都是命中早就安排好了的，先天的注定，后天就用不着去努力了。甚至，当他们挣不到钱时，也会在心中憎恨自己的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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