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女儿的反叛:我偏要画出女人的“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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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春天,Iago发现自己新添了一个小动作——擦嘴。不是因为吃过东西,也没有不舒服,而是下意识地抬起手来,抹过嘴唇。

手总是趁着脑子没注意,就完成了一次擦嘴的动作。她偶尔注意到这个细节,一次又一次,终于想起这个动作的缘由。那是去年秋凉时候的一次聚会,某位相识的男性喝得醉醺醺,凑近,Iago没来得及躲开就被亲到了嘴。旁边的人眼神惊愕。

她当然知道应该当面表达不快。但身体的反应远远快过大脑,她笑了笑,擦擦嘴,就走了,还在心里已经为对方找到了理由——喝多了。但身体记住了这次令人不快的妥协,打了个结,一次又一次地重现当时的场景。

半年之后,Iago找到这个结,也顺着绳结找到了更久远的记忆。那是作为潮汕农村的女儿必须遵守的准则——做一个舒舒服服的、让大家都愉快的女人,即便被什么人冒犯,下次与对方见面也得是和和气气的,个人感受则被忽略不计。人的身体有那么多细节与动作,她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细节与这个社会的规训相呼应。

左图是波提切利笔下的维纳斯,右图是Iago所画的维纳斯,她流着经血,因生育而乳晕变大、出现妊娠纹。

Iago是九零后,她学了四年古典油画,两年表现主义绘画,毕业后的两年一直在做策展人。在过去的两年里,她办过三场“身体形状与拒绝”的工作坊,与朋友们探讨人的行为如何在规训中被塑形。最近半年,她因疫情而无法回国而一直在泰国居住,与此同时,她开始画传统意义上“不美”的女性,“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女权主义的议题很细碎地嵌入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

以下是她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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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看我的眼神,像是是看一碟黑乎乎的腌萝卜”

我最近画了不少女孩,夜里在灯下一直画,一晚上就可以更新一期公众号。她们几乎全是黑黑的皮肤,只有一个是白的。

她们的肤色与我相似。“怎么这么苦啊,”我妈总是对我这么说,看我的眼神像是看一碟黑乎乎的腌萝卜,她觉得这会让我很难嫁人。她的焦虑传递给我,哪怕后来觉得白人刻意晒出的蜜色皮肤好看,也没法承认自己的肤色是好的。海边风吹日晒,对肤色的不满是我和其她女孩共同的焦虑。等上了大学,哪怕是很白净的女孩依然在敷美白面膜,后来被曝光,新闻里说面膜里有荧光剂,而敷过的脸则在灯下一片蓝光,很惨很好笑。

不只是肤色。我男孩子气的脸型,吃过饭会鼓起来,有时候会比胸还要鼓的小肚子,这一切都让我觉得焦虑。学习油画让我变得更苛刻,我不喜欢和上半身相比更粗壮的下半身——如果胖得匀称些也就罢了,我怎么能这么不协调?

她身上集合了女性的烦恼:皮肤黑黄粗糙、头发稀疏、颧骨高、肿眼泡单眼皮、身材胖。Iago以自己的着装为她搭配衣服,她没穿文胸,外面是一件日式衬衫,里面是针织竖纹背心。(图源:Iago的公众号 Mundanus)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动手搜索女性的照片,那些女明星的照片肚子都凹着,拍照的时候在努力吸气,神奇女侠的剧照蜂腰肥臀,我上过解剖课,受过人体结构训练,看一眼就知道这不是正常人的体型,连接胸和腰之间的是两道直线,肋骨被强力的束腰约束起来了。普通女性的照片很少——而那些正常的身体特征或者生物性状,被冠以不同的称号,“乳房下垂”,“假胯宽”,好像不长成芭比娃娃的样子就是有病、不正常。

但问题在于,你哪怕意识到了这些错误的存在,也很难有勇气纠正它们——我出门以前即使不化全妆,也会画个眉毛,口红也有三四支。

改变有外在的契机。我和男朋友小泽在一起之后,他经常会夸奖我,“你这样看起来好帅”,他并不追求所谓的“女人味”、美白和网红脸,他说我的身材很正常。这个态度缓解了我的焦虑,也让我更能接纳自己了——现在吃饱了,肚子凸出来有什么关系,我还要拍一拍。

我决定画真实的女性,她要有所有不受人喜欢却真实存在的特征。她几乎有我身上的所有特点,下半身胖过上半身,黑皮肤,有男性气质的方脸,骨节粗大的手。

但我学了这么多年的油画,肌肉已经记住了女性的画法,我要时刻小心,才不会把一个女性画得线条玲珑。回想起来,女性在美术史和当代美术里太边缘了,画下维纳斯的,都是男性艺术家。

我画她们,就是在画自己,也是在画过去我在街上看到的,心里想过的却从未出现在画作里的所有女性。我甚至不用找图片,她们就在我脑海里:或者剪了短发,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地去送外卖,或者在小吃摊上动作灵活地工作;还有那位在泰国难民营里居住的克耶族女人,她织了很多色彩鲜艳的围巾,站在挂满织物的小摊上,我说“好看”,请她戴上自己的围巾,为她拍了一张照,你不觉得,她整个人都在发光吗?

铺开纸,不费多少工夫就画好了。以往我在教室里画过很多女模特,她们很美,可是我当时注意的是色彩对比、是笔触、是画面整体的美,那是属于油画本身的语言,离具体的人是很远的。可现在我意识到,具体的人、具体的经历和遭遇,她们的经血与妊娠纹,皱纹与肚腩,都是很美的。

难民营里的克耶族女人。2000多克耶族人因缅甸内战来泰避难,至今已经有三十年,他们住在难民营内,无土地可耕种。(Iago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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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工作坊”:改变毛孔里的顺从

在2019年夏天办的“拒绝工作坊”上,话题打开,类似的经历就像水一样流出来。

我谈起以前母亲的语言暴力——她总是用“嫁不出去”威胁我,不会做饭,或者做错点什么小事,就嫁不出去了,“没人要的东西,还是个垃圾东西”,偏偏不是个人。

可是嫁出去又能怎么样呢?我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想过她那样的生活。一个潮汕农村的女人就是大清朝的奴隶,我父亲每天睡到中午12点,她就把粥做好。我放学回家,用小桌子把粥端到他的床前,还要帮他捶捶背。除了料理家事,还有无数的神要拜,每个月十五都要——管土地的神,管商业的神,她要采购水果和零食,还要煎炸丸子当祭品。如果来了月经,就什么都不能碰,站在一边看着,别人看你像看一个废物。

奴隶或者废物,这就是潮汕女人的命运。

后来我从微博上接触到女权主义,才慢慢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典型的父权的家庭——就连每一个毛孔都很典型,也知道全世界一半的人口都和我有相似的命运。

可是这种理解却难抵无意识的顺从。那些从小就存在的规训,即使是我这种直率外向的人也难以完全抵制。

性骚扰是更典型的场合——在遭遇骚扰的时候,哪怕女权主义者的反应或许也可能是为对方开脱,“他是不小心的,并没有什么恶意,”这是下意识的。

一位参加拒绝工作坊的女孩画下一只眼睛,眼睛中心是一个白色的小人。(图源:Iago的公众号 Mundanus)

这一点来自于一位朋友的倾诉。她是一个真正的行动者,在任何场合下都会维护控告刘强东性侵的Jing Yao,和男性起争执的时候也会寸步不让。可是当一个男性的手放在她身体上,让她感到不快时,她依然没有当场拒绝,而是沉默了。事发后的几个小时,这个细节一直在她脑海里徘徊。

于是2019年的夏天我办了三期“拒绝工作坊”,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借一位朋友的客厅,与几个人聊天、学习并重复拒绝的动作与表情,以及画下这个主题的画。话题总是围绕着家庭展开,而大家的语气都很无奈——不情愿,也没办法。

一部分人扮演男性,对对方使用那种熟悉的眼神:油腻的打量,直勾勾地盯过来。那是男性常投在女性身上的目光,而女性在这种时候往往是不敢直视对方。我们就要一遍又一遍地接住这种眼神,表情严肃地盯回去——可是我记得一个女孩,哪怕对着我,哪怕重复多次,依然带着羞怯的表情躲避我的目光。

另一个女孩在绘画的环节画下了一只眼睛。那是一只卡通的、少女的的漂亮眼睛,有长长的睫毛和五彩的光,可是在眼睛正中,她画了一个小小的人,白色的,面目模糊。

我看着她的画,忍不住想起她所提到的母女关系。她的母亲期待她成为一个乖巧的淑女,在生活里定下很多细碎的规矩,那个像绵羊一样白白嫩嫩的身体,就是她对自己的真实描绘——在母亲的控制背后,是父权话语体系的操控。

自我了解的绘画只是个开始,而身体的记忆也不知需要多久的训练才能被改变。工作坊在夏天结束,但就在那个秋天,我被一位男性骚扰,他亲了我的嘴,而我只是抹了一下嘴,笑笑走开。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好多这样的结,而这又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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