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散记 | 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
我主要阅读了本书序言及第1-7章、13-14章。目前我很少读关于定量研究的著作，选读谢宇教授这本关于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里的相关文章后，一个最大的感受是，尽管许多社会学家立场、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很不相同，但是在社会学研究认识论、方法论层面上的许多观点是非常一致的。“定量与定性研究之间存在本质性差异”这一说法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伪命题。最应该做的是相互借鉴，相互启发。
1.我们需要设计出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框架，专门用于研究中国当代的社会现象，而盲目地将美国式的西方社会科学照搬到中国，不仅是天真的，而且注定会失败。
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与主体性问题。
2.在《当代社会学的文化矛盾》一文中，Irving Louis Horowitz为社会学描绘了一幅荒凉的图景。这幅图景大致是这样的：（1）社会学已经失去了学术关怀的中心和力度，听任其他更具应用性的研究领域（比如刑事司法学）占据了它在社会政策讨论中的位置；（2）社会学已然成为政治激进分子的避难所，他们经常把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凌驾于对学术的忠诚之上；（3）社会学在与极端的自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过从甚密的同时，也使自己疏离了主流社会，从而失去了自身在公众中的合法性和可信性。
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毫无疑问确实存在上述问题，正如谢宇所总结的，这些学者“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趣超过了对理解社会的兴趣。”不仅是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许多学者对自己所抱持的意识形态/价值立场/个人情绪都或多或少影响了他们对理解社会的追求。不过话说回来，那些“没有心肝和灵魂”的所谓的专业研究者在做的往往也并非是理解社会的研究。
3.同其他任何人相比，已故的OtisDudley Duncan （1921-2004）对当今定量社会学的贡献要更大。除了他在社会分层、社会人口学和统计方法上的典范性研究外，Duncan最重要的影响是在社会学中确立了一个新的学术传统。一些早期的社会学家试图让社会学以自然科学为榜样，而Duncan公开蔑视这种模仿自然科学以寻求有关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做法。Duncan的定量社会学新范式的核心原则，是强调实证现实的首要性。定量工具不应用于发现可以描述或解释所有个体的行为的普遍规律；相反，定量分析概括组间（between-group）差异的实证模式，而暂时忽视组内（within-group）的个体差异。通过逐步在分析中增加复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科学家必能提升他们对世界的理解。
和田野调研这种所谓的定性研究其实是贯通的，并不存在本质上的方法差异。
3.变异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没有一种定量的方法，我们就无法表述这种变异性。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比如思辨、内省、个人体验、观察和直觉，确实也能增进我们的理解。不过，我大胆地提出，它们能够起到补充作用，但不应取代定量方法成为当代社会学的核心。
有失偏颇。“饱和经验法”也可并视为社会学核心研究方法之一：通过广泛的经验研究，研究者形成经验质感，这种经验质感不同于个人体验和一般的观察与直觉，而是一种深度的经验感、一种经验研究方法。此外还有“拓展个案法”等研究方法也值得深入探讨。
4.类型思维和总体逻辑是两种科学哲学观点，它们为统计分析——尤其是回归分析——提供了两种途径。回归分析至今仍是量化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最广泛的工具。我将这两种方法分别命名为“高斯方法”和“加尔顿方法”。我们可以采用以下方法来形象地对其加以区别。
高斯方法（类型逻辑思维）：观测数据=固定模型+测量误差
加尔顿方法（总体逻辑思维）：观测数据=系统差异（组间差异）+残余差异（组内差异）
对经验研究也非常有启发！
5.如何处理总体异质性已经成为当代量化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研究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有没有可能量化研究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能在经验研究中处理呢？
6.邓肯：经济学家从错误的假设中正确地推理；而社会学家却从正确的假设中错误地推理。因此，他们成了两个无知的互补体。
吐槽到位、扎心！
7.我认为只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有深刻的理解，我们才能具体地运用统计的方法。如果没有这种基础知识支持的话，统计方法是没有太大用途的。
在这方面，贺雪峰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目前处在“大循环-小循环”的大循环这一阶段，应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具体经验中把握经验，形成对中国总体性的认识与基础性的理论。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8.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中，真理是永恒的而不是变异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就是柏拉图自己也知道变异是存在的。物理学中的伟大成就就是遵循柏拉图的类型逻辑思维的结果。类型逻辑思维就是说类型是最重要的，真理存在于物与物之间的差别上，而不是存在于量化的差别上，也不存在于具体的物的差异上。柏拉图的哲学也同样解决了科学和宗教的潜在矛盾。
来源于达尔文的总体逻辑思维，变异是真实的，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在于研究为什么个体和个体有差异，而不只是比较平均数。社会科学的变异性比生物学的变异性更复杂，也更重要。——行动的复杂性、理性与情感、历史路径依赖。
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原理：变异性原理。变异性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真正本质。社会科学不是研究类型的，而是研究变异和差异的。当然，差异也有可能是组与组之间的差异，类型之间的差异也是差异，只不过是一个特例而已。社会分组原理。从统计的观点来讲，分组的意义在于它有利于研究社会结果的差异。社会分组能够解释的社会差异越多越好，但是组内差异永远是存在的，你永远不能把组内差异穷尽，这是社会分组所不能解释的差异性。简化会有代价，在社会科学当中就体现为误差。社会科学中的误差是一个真实性的、理解性的误差，是知识上的缺陷。社会情境原理。群体变异性的模式会随着和社会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社会情境常常是由时间和空间来界定的。也就是说，社会情境不一样，变异性就不一样。正因为存在总体变异性，科学抽象才成为必要。
定量与定性研究的对立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在社会科学领域，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方法上的许多原理都是共通的。例如在经验研究中，贺雪峰依据历史与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差异提出中国村庄的南中北、东中西分类。其依据的也可以说是变异性原理、社会分组原理与社会情境原理这三个原理。贺雪峰基于广泛的经验调查提出的这一理论对解释中国的诸多社会现实很具解释力。
9.在统计分析的时候，我们总要做假设，所以说理论是很重要的。理论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对以前经验的总结概括，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以前的经验知识可能会变成理论的东西，比如说为什么教育对人会有收入的回报，这就是对以前的经验的概括。另一个要点是，理论是一个逻辑的思维过程。有了理论的思考才能做一个比较好的假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假设。
所以社会科学要有“大量经验调查——形成概念理论——大量经验调查——修正概念理论——大量经验调查”这样的大循环才行。
10.社会学的学习是培养一种批判性的思维。知识是变化的，社会是变化的，尤其是中国社会现在变化得那么快，你今天学的东西到明天可能就没有用了。但你应该知道什么样的知识是对的，什么样的是错的，你要能对它作一个评价，评价它的结论是不是有道理。
求学阶段读书的目的首先在于训练思维而不是汲取知识，经验调查也是首先要训练思维而不是收集资料。敢于质疑权威，敢于独立思考、批判性思考。
11.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体论差异：我认为自然科学是以“发掘”本质的世界中的真理为最终目的，这也是其精华所在。而社会科学是以“了解”形成的世界为最终目的。历史上很多人想在社会科学领域找到一种真理，能够适用于各个方面，并且做过许多这方面的尝试。我认为社会科学不应该是这样的。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的目的是要去了解现实社会，而不是去挖掘永恒的真理。这可能和你们想像的不一样。
社会学是要去寻找一定程度上的客观真相、戳破各种社会幻象而非寻找终极的人类与人生的真理。
12.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差异：你怎样认识世界，这是认识论的命题。自然科学的关注点是什么?既然它追求的是永恒的、真理性的东西，那么它的关注点就在于一些典型的现象。你知道了一个圆就可以把它应用到很多地方，你知道一个分子也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甚至知道一个疾病也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所以，你需要的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通过这个典型的例子可以使你了解一个类别的东西。因此你的重点并不在于了解具体的现象，而在于了解典型的现象。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科学的关注点在于所有个案组成的总体的状况。你了解一个典型的例子并没有太大的用途，你最好能够了解所有的个体，对所有个体的了解就是对总体的了解。你最终要了解总体，但你是通过了解每一个个体来了解总体的。
所以社会学必须要进行广泛的经验研究，以形成对社会现象的一般认识与判断，然后才能在某一个领域深耕。
13.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差异：自然科学寻求平均值，社会科学寻求差异。一个是类型逻辑思维，一个是总体逻辑思维。社会科学之间虽然有差异，但是他们都会用到达尔文和Galton的总体逻辑思维，并且他们都要用到统计的方法。我们一方面要把事实描述得准确、全面，另一方面又要重视整体下面的每一个个体。把整个过程、事实、变量描述得准确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是有限的，当样本数量增加时，为了使我们对事实的描述更准确，我们就要运用到统计方法和统计工具。
我讲的总体逻辑思维就是强调理论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对事实的准确把握必须通过较大规模并具有代表性、科学性的调查研究，无论是统计研究还是田野访谈。
14.真正的因果关系是很难找到的，它有几个潜在的危险：一个是伪相关；一个是表面上的时间顺序，不要以为知道了事情发生的前后顺序就能找到因果关系，发生在前面的不一定是原因，发生在后面的也不一定是结果；另外一个是忽略变量偏误（omitted-variable bias）；最后一个是抽样选择性偏误（selectionbias）。
第五章《因果推理》、第六章《研究设计和抽样理论的基础》、第七章《忽略变量偏误和生态学分析》非常值得认真学习体会。
15.Jann对我们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批评之所以误入歧途，恰恰是因为他的批评仅仅局限于统计方法本身，而缺乏对实质性研究问题和其背后的社会过程的理解。凭心而论，Jann并不是唯一掉入“统计至上主义”陷阱的人，因为“统计至上主义”在当前社会学中如此普遍，以至于它常常导致定量研究变得毫无吸引力。Jann的评论体现出了一个普遍存在于做定量研究的社会学者中的倾向，即依赖于程式化的统计检验，而不是实质性的知识。因此，我们愿意借此机会，为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人总结一条普遍经验：只有对社会过程有实质性的理解，统计方法才能够产生富有成效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