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文军：四十年来萧启庆教授的蒙元史研究
当今台湾蒙元史学者中，现任教于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萧启庆教授无疑是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位。萧教授出生于1937年，祖籍江苏泰兴，60年代初毕业于蒙元史前辈姚从吾、札奇斯钦先生主持的台湾大学辽金元史研究室。在姚、札奇两先生的指引下，确立了以蒙元史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1966年出版了第一部学术专著《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台湾大学文学院出版）。此后负笈哈佛，在著名汉学家柯立夫（F.W.Cleaves）和华裔学者杨联升指导下，于1969年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修订后于1978年在哈佛出版（英文）毕业后，萧教授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台湾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校任教，尽管以讲授中国近现代史为主，授课之余仍专注于蒙元史研究。
1983年出版了第一部论文集《元代史新探》（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以下简称《新探》），收录自大学时代以来重要中文论文11篇。1994年第二部论文集《蒙元史新研》由台湾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以下简称《新研》），该集收有1984至1994年十年间所撰论文11篇。寓客海外近30年间，萧教授同澳大利亚学者罗意果（Igor de Rachewiltz）、香港学者陈学霖（时在美国工作）合作，编撰了《蒙元前期名臣传论》（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Eminent Per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1200-1300），1993年在Wiesbaden出版。另外还参加了《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6，1994年剑桥大学出版，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的写作。1995年起，萧教授执教于台湾清华大学，讲学与研究范围始合拍，1999年允晨公司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论文集《元朝史新论》（以下简称《新论》），收录了他近五年来发表的文章13篇。
本文拟以笔者拜读过的萧教授的论著为基础，向读者介绍他40年来蒙元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并略加论述它们在元史研究学术史上的意义。需要说明的是：（一）笔者远未能通读萧教授迄今为止的所有论著，如《蒙元前期名臣传论》至今未得一睹，另外萧教授尚有不少用中、英文发表的论文未结集，笔者多方寻觅，但所获不多，因而本文的评述肯定不够全面。（二）限于笔者学力，对萧教授论著的理解难免同其原意有所偏差，文中有些论述就很可能纯出于笔者个人的妄加揣测。这些不当之处，还望萧教授和读者见谅。
一、萧教授的蒙元政治史研究
蒙元政治史是萧教授很早就开始涉及，以后也一直注重的研究领域。其学士论文《忽必烈“潜邸旧侣”考》（《新探》）通过对忽必烈潜邸幕府旧臣的定性分类分析，探讨了忽必烈政权扬弃蒙古传统而倾向汉化的来龙去脉。文章认为忽必烈的潜邸旧侣，依据他们的学术、言论、进用途径和相互关系（包括同忽必烈的关系）可分为邢台集团、正统儒学集团、以汉地世侯为中心的金源遗士集团、西域人集团和蒙古人集团，他们中的多数主张采行汉法，正是他们导演了草原本位的蒙古帝国向以汉地为重心的元朝的转化。《西域人与元初政治》详细考述了从成吉思汗建国到元世祖晚年90年间西域人（色目人）政治势力的消长。作者认为在这90年间，除窝阔台初年和忽必烈即位初年外，西域人始终得势；论著分析了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和产生的后果。
《元代四大蒙古家族》（《新探》）和《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新研》）是萧教授研究元代统治菁英的两篇力作。前文从四个最为显贵蒙古家族（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和赤老温家族）的历史分析蒙古统治阶层的成分、性质及演变。文章认为元代这四大家族的子弟不仅保持了封建主的身份，而且大多成为最高级的官僚；忽必烈的中央集权官僚制未能减弱蒙古草原传统的封建家产制色彩，而且官僚制本身也因此发生变质。后文则以六个显赫的汉军世家（天成刘氏、真定史氏、保定张氏、东平严氏、济南张氏、藁城董氏）为研究对象，重点论述了忽必烈推行集权化与官僚化政策之后各家仕进的情况。文章指出六家后裔势力发展尽管各异，但都能维持世家身份于不坠；在仕进唯论“根脚”的元朝，“汉军世家的荣枯全系于蒙元政权的盛衰”（《新研》346页）。
元中期史向来是元史研究中的薄弱之处，萧教授对此则较为擅长。他参加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同《剑桥中国史》其它各卷一样按专题撰写，每一专题作者都是对该专题颇有建树的西方学者。萧教授承担的《元中期政治》一章译成中文长达六万字，是迄今为止所有通史或断代史著作中对这部分内容着墨较多的一章。作者以皇位继承和文化取向为线索对元朝中期政治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述。作者认为，“帝位继承危机的不断出现，权臣和官僚派系的兴起，加剧了元中期政治的紊乱和政策摇摆，并且削弱了元朝政府”（《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译本640页）；元中期政府还受到官僚队伍膨胀但效率低下、财政紧缺、军队衰弱等问题的困扰，几次的改革并没有推动国家性格（源自蒙古的家产封建制和源自汉地的官僚制这两种传统的混合）的基本转化。
蒙元政治史方面，萧教授还有几篇重要文章。《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认为“大朝”是大蒙古国在汉地使用的国号，同“大蒙古国”一样都是蒙文Yeke Mongghol Ulus的汉译，后者是直译，前者为简译，而“元朝”则是“大朝”的文义化，两词意义完全相同。“从'大朝’到'元朝’名号的嬗变，反映出蒙古从游牧国家到中原王朝转变的完成”（《新研》45页）。《元丽关系中的王室婚姻与强权政治》认为在元朝和高丽间主宰与被主宰的强权政治体系下，两国均以王室联姻作为“促进自身政治利益的工具”（《新探》234页）《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对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解释作了较系统的评价，认为单从一两个角度分析这一极复杂的历史现象难以把握到真相。作者融合各家学说，归纳出游牧民族侵略农耕地区几个一般因素后，又指出“游牧君长的对内政治设想和帝国意识，也是触动他们对外侵略的原因”。（新探316页）《蒙古帝国的崛兴与分裂》（《新研》）除分析了造成题示两项史实的客观形势外，作者还认为成吉思汗树立的政治体系本身中君主专制与氏族公产观念的矛盾、帝国发展方向的争议以及各汗国与当地土著文明的涵化等都是导致帝国分裂的因素。
二、萧教授的蒙元军事史和军事制度研究
元代军事制度是萧教授留学哈佛期间着力最多的研究领域。他的博士论文《元朝军事制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全盘检讨了元代最主要的两项军制，即宿卫制和镇戍制，后来发展成两篇重要论文《元代的宿卫制度》和《元代的镇戍制度》；后一部分是《元史·兵志》一、二的英译，于注释中含许多创见。《元代的宿卫制度》（《新探》）指出元廷宿卫军由源出蒙古传统之怯薛和源自中原传统之帝王卫军组成。文章分析了两者的演变和相互关系以及这一制度在元代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作者认为在蒙元机构采行汉法组织过程中，怯薛是受影响最少的一个。元代后期，“怯薛的衰败象征着蒙古统治集团的颓废，而卫军的变质则表示元代帝王已无法维持中国式专制帝王的绝对权利”（《新探》93页）。《元代的镇戍制度》（《新探》）则详尽考察了决定这一制度形成的诸多因素、镇戍军队的分布与建制、轮戍制对军户的影响以及整个镇戍制度之崩溃等内容。
90年代萧教授又发表了两篇元代军事史论文。一是《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文章认为至元十一年以后蒙古灭宋的几次战役中，元朝水军已成为攻击主力。作者进一步探讨了以弓马称雄天下的蒙古人之所以能够建立强大水军而覆灭凭藉水军立国之南宋的原因，指出“战争的胜负又与双方整体政治、军事情势密不可分”（《新研》377页）。另一篇为书评《宋元战史研究的新丰收——评介海峡两岸的三部新著》（《新研》），作者在分析了《宋元战史》（李天鸣著）、《宋元战争史》（陈世松、匡裕彻等著）和《宋蒙（元）关系研究》（胡昭曦、邹重华编）三书的各自优点和不足之处后，对蒙宋战争中几个重大而有争议的史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指出今后宋元战争军事层面有待研究的空间已经不大，研究者或可自两国之政治、外交、财政、文化等角度来探讨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
三、萧教授对元代汉文化之延续与影响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70年代后期以来，萧教授对元代汉文化之延续与影响及相关问题，特别是对这一文化的载体——各族士人可谓情有独钟，这方面的论著数量也是至今各研究领域内最多的。《大蒙古国时代衍圣公复爵考实》据民国《曲阜县志》中《褒崇祖庙记》考述了蒙古灭金后，孔门嫡长裔孔元措恢复衍圣公爵位和取得经济特权的过程，指出衍圣公爵位的恢复更多仰赖释、道二家的扶持，“在传统文化面临空前危机时，各种汉人势力破除畛域，共同予以维系，甚为自然”。（《新研》62页）《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研究了儒户设立的由来及经过、儒户的数目、义务、权利和出路。作者认为元代儒士，略和僧道相当，尽管仕进机会较其他各代艰难——主要是元代官员铨选制度使得儒士难于升任品官，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算低，所受的待遇也不为恶。“从儒户在元代社会中的地位也可看出元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延续性和特异性。”《新探》40页）《大蒙古国的国子学——兼论蒙汉菁英涵化的滥觞与儒道势力的消长》（《新研》）探讨了大蒙古国国子学的起源、组织与功能，指出该校开始即为全真教士掌握，其儒家化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这反映了大蒙古国时期儒道势力的消长。文章以国子学的创设为例，认为蒙汉菁英的相互涵化滥觞于窝阔台时代。
《元代蒙古人的汉学》（《新研》，系综合《元代蒙古人的汉学》和《元代蒙古人汉学再探》二文并加整理而成）和《论元代蒙古人之汉化》是萧教授反响很大的两篇研究汉文化对蒙古人之影响的论文。前文“根据现存史传、诗文集、戏曲集、方志、石刻及美术史料等，考述了蒙古儒者、诗人、曲家及书画家117人的生平及造诣，显示不少蒙古学者、文人的汉学造诣甚深，足与当世汉人及色目名家争胜”（《新研》序言）。该文还探讨了这些蒙古汉学者的家世、社会背景以及汉学在蒙古族群中的普及程度。《论元代蒙古人之汉化》认为元代蒙古人虽未放弃原有之种族和政治的认同，从而难以实现真正的汉化，但是蒙汉二族日益交融，蒙古人不免深受汉文化之影响。
该文进一步从姓名字号之采用、汉人礼俗（婚葬习俗）的奉行和汉学的研习等三个方面较为具体地衡量了蒙古人所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作者认为过去学者显然低估了汉文化对蒙古人的影响。
对元代进士的研究，是萧教授在这一领域内的一个重点。1983年萧教授对现存《元统元年进士录》作了内容极为丰富的校注和补充（《食货》〔复刊〕13∶1.2，13∶3.4；《新探》收录了该校注前言）。1987年萧教授又据各种史料对《元至正十一年会试题名录》作了校补（《食货》〔复刊〕16∶7.8）。其它各科进士录的重构目前也已完成，可望近期出版。1997年萧教授发表《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新论》），以前校注为依据，从仕宦、户计、婚姻三方面考察了该科百名进士的家庭背景。此后，萧教授在《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元史论丛》第七辑）中以科举恢复后，南人中登科之进士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元朝科第之家与宋、明官宦、科第之家间的延续关系。
以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萧教授于1996年发表了《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新论》）一文。作者认为元中期以后，各族士人借助姻戚、师生、同年、同僚等关系，建立较紧密的社会网络，并通过唱酬、雅集、游宴、书画品题等文化互动，形成了文化群体意识凌驾于族群意识之上的多族士人圈。据悉，萧教授已将这一问题写成一部十余万字的专著。
文化史领域内萧教授还有几篇重要论文。《蒙元时代高昌Ä氏之仕宦与汉化》（《新论》）考述了徙居中原的高昌Ä氏家族在大蒙古国时期和整个元代的仕宦情形和汉化程度。《元色目文人金哈刺及其<南游寓兴诗集>》（《新论》）据新见《南游寓兴诗集》考察了元末色目文人金哈剌之族属、家世、科第、仕历及其诗文集的流传情况和价值。该文性质类似萧教授早期论文《苏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新探》）。《苏》文中，作者考察了苏氏生平与著作，《元朝名臣事略》的内容、价值以及与《元史》列传部分的关系。另外，萧教授在《元朝的通事与译史：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沟通人物》一文中考述了译职人员在蒙元时代的功能和政治社会地位。文章指出，蒙元时期的译职人员多来自各族菁英家庭，以对内沟通为主要职责，他们也享有不恶的政治前途，这些同汉族王朝时代大不相同。作者还认为，元朝后期，译职人员功能减少，这说明元朝之未能很好统合，“不是由于语文的隔阂”（《新论》384页）。
四、萧教授对蒙元历史的反思
近年来萧教授较多注意对蒙元史的反思。《新论》第一部分收有这方面文章六篇。《元朝的统一与统合：以汉地、江南为中心》分析了元朝为巩固统一和促进统合（按萧教授文，意指“消弭构成国家的各部门——包括区域、民族、阶级——之间的差异而形成一个向心力高、凝聚力强的政治共同体”。（《新论》15页）所行各项政策的得失。作者认为由于元朝政权的特殊性格，其政策着重“因俗而治、多制并举以及对不同的族群给予差别待遇”，“这些分化政策导致意识形态、政治参与、民族融合与社会阶级等方面的统合程度不高。”（《新论》序言）《内北国而外中国：元朝的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进一步对元代四大种族的族群生态、族群政策（等级制、多元文化制）、族群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文化关系）以及族群心理等作了探讨，认为元中期以后在社会、文化方面，各族群有趋于融合与同化倾向，但在政治、经济方面，维护蒙古人之统治权的族群政策又导致族群间的对立乃至冲突。“元朝覆亡与族群关系恶化具有密切关联。”（《新论》59页）《蒙元统治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的反思》认为在政治上，蒙古人的统治一方面奠立了中国的版图，并巩固了她的统一，另一方面，又导致君臣关系的变化和国家对社会控制的加强。在社会、经济、文化层面，“蒙元统治的近程冲击，似乎大于远程的影响”。作者得出结论：“蒙元统治对其后政治发展的影响，似乎大于对社会、文化、经济的影响。”（《新论》80页）
《中华福地，古月还家：蒙元兴亡与谶纬》认为蒙古萨满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均有谶纬意识，蒙元之兴亡也都与谶纬有关，“谶纬与政治密不可分，汉族王朝与征服王朝时代并无二致”（《新论》序言）。《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和《元明之际的蒙古色目遗民》两文通过考察朝代更迭之际遗民的抉择来思考历史。前文综述了宋元之际江南士大夫对于朝代鼎革的种种反应，认为元朝南宋遗民拒仕新朝主要受绝对忠君观念的影响，“夷夏之辨”所起作用不大，而且，“不久之后，`遗民’型人物多转化为`贰臣’”，“宋元之际的遗民似不如前辈所说的重要”（《新论》118页）。后文则以元朝灭亡之后，蒙古、色目遗民的行为和思想为研究对象。作者认为，元明鼎革，蒙古、色目遗民的亡国之痛与眷恋故国之情甚于汉族遗民，他们“虽无强烈的夷夏观念，却成为族群政治的牺牲品”（《新论》序言）。文章还指出，蒙古、色目遗民的出现，也系受到“宋代以来盛行的绝对忠君观之影响”，就此而言，他们的产生，“也可说是汉化的结果”（《新论》154页）。
五、萧教授的蒙元史研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萧教授的研究成果解决了蒙元史上的许多问题，他的不少考订成绩和论断将成为学术上的定论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偶尔的一些史实考证和诠释也许尚有可商榷的地方，但也已成为蒙元史研究中的一家之言，启学术争鸣和继续探讨之先声。在元代儒士地位、科举之社会影响、蒙古人之汉化、元代族群关系等方面，萧教授澄清了许多学术上的成见，使我们对蒙元历史的面目有了重新的认识。他的《元代蒙古人的汉学》和《论元代蒙古人的汉化》二文，有评论者认为可和陈垣先生的《元代西域人华化考》相媲美（《新论》241页）。此外，笔者觉得萧教授的蒙元史研究在学术史上至少还具有以下三方面意义。
第一、萧教授的论著展示了蒙元史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成功范例。长期以来，蒙元史的研究似乎一直存在着微观和宏观间的不协调，不少论著成为纯粹的史实考订，也有小部分作品则多有缺乏根据的空谈。一些蒙元史知名学者，曾多次呼吁该研究领域不能只满足于名物、制度的考订（蔡美彪：《中国元史研究的历程》，载《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南京，1986；另参见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各期《元史研究通讯》上相应文章），但成功之作不是很多。萧教授的论著多能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首先有一通盘考虑之背景，再从一些具体问题切入，广泛搜集并仔细考订资料，弄清史实；于此基础上引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然后将它们再置身于时代的背景，得出更为宏观的认识。其论证之严谨，分析之精辟常常让人拍案叫绝。此外萧教授常将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引入蒙元史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第二、萧教授的学术研究启示了今后元史研究的新方向。诚如萧教授在《新论》序言中指出的，元史研究有两条主线，“一为探讨元朝在中国史上的特殊性，一为考察其在中国史上的延续性”。“崛兴于三十年代的第一代学者偏重以语言学的方法从事于各种语文史料的比勘与译释以及名物的考证，可说是文本取向的。第二代以后之学者较为注重历史重大问题与趋势之探讨，但在择题方面比较偏重上述的第一条主线，即是横向的探讨草原传统及外来文化冲击所造成的元朝制度与文化上的特色。今后之元史研究显然应该重视第二条主线，即是注重直向的研析元朝与前后各代之异同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事实上，萧教授很早就注意到了第二条主线。他的不少论著，从元朝被统治民族汉族的观点出发把握这一时代历史，把元朝看作中国史上连接宋明的中间环节；尤其是最近的作品，更是以探讨蒙元时代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为宗旨。这些都将是今后该研究领域中应着重注意和加强的内容。
第三、萧教授在他的论著中体现了优秀蒙元史学者所具备的人文关怀。萧教授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之际，台湾蒙元史学者多注重思考汉族菁英保种存文的努力和汉文化历经危机而得以延续不坠的原因（参见萧教授几篇总结学术史的文章，下文将提及）。当时的萧教授尚不太具备思考这些大问题的条件，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于扎扎实实的考证功夫和驾驭史料与分析问题的能力，因而萧教授60～70年代的论著似乎较多以史实之重构为主要目的，同师长辈们的题旨有些不同。不过，也正如萧教授说的那样，“任何优秀的历史家都不会以考订史料、重建史实为满足，他必然会进一步地从繁复的史实中抽绎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归纳出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辙与方向”（《姚从吾教授对辽金元史研究的贡献》，收入《新探》）。待具备了史学研究的基本功底，结合对自己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历史感悟，萧教授70年代后期之后的论著中体现了比以前强得多的人文关怀；而且，同师长辈们难免有些感情化的意识相比，萧教授能够从历史发展的内在轨迹客观地探讨和省思诸如汉文化之延续与影响、蒙元的历史地位等问题。如果说萧教授早期的作品更多展现了他的史才，那么70年代之后的论著，尤其是研究重点转向文化史和反思历史趋势后的作品则更多体现了他的史识。
最后笔者想要补充的是，多年来萧教授一直为帮助提高海峡两岸的蒙元史研究水平和促进学术交流不遗余力。他始终关心着两岸学人的研究动态和成果，曾写过三篇重要综述：《近四十年来台湾元史研究的回顾》（《新研》）、《近四十年来大陆元史研究的回顾》（《新研》）、《近五年来海峡两岸元史研究的回顾（一九九二——九六）》（《新论》）在这三篇文章中，萧教授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除上文提到的一则书评外，就笔者所知，萧教授还曾写过另外两篇评介文章：《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的评介》（《新探》）和《恺撒的还给恺撒：从传记论中外成吉思汗的研究》（《新论》）。在这两篇书评中，萧教授将中国学者的论著同国外类似题材的作品进行对比，分析它们各自的优点和不足，以便中国学者参考。萧教授一贯关注和支持中国元史研究会的各项学术活动，许多会员同他还有着深厚的私人友谊。他于1999年5月会同台湾几位蒙元史同道，组织召开了“蒙元史学术研讨会”，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几十位知名蒙元史学者受邀赴会，该会学术水平之高，为以前少见。可以这么说，萧教授之所以能够成为继姚从吾先生之后台湾蒙元史学界的执牛耳人物，成为改变70年代以来台湾该研究领域相对冷落局面的最主要功臣，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他同大陆同仁间持续不断的学术交流。萧教授奖掖后学之功，也当在此提及。在台湾，除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外，他还指导着好几位博士、硕士研究生。大陆不少学人，尤其是相当多的研究生，在他们的论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过萧教授经常的指点和帮助。笔者1997年第一次拜见萧教授时，曾凭少年意气，对蒙元史上的一些问题妄加议论，萧教授耐心听完后，委婉地指出其中的错误。这令笔者一直既惭愧又感动。文章结束，笔者肯定，读者也和本人一样，深信萧教授将会有更多佳作奉献给蒙元史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