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民国的汉奸数不胜数，最著名的有两个：汪精卫、郑孝胥。他们都是日本人在华统治时期的傀儡。从留下来的资料来看，他们都自诩“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反正总要有人承担骂名，好人做强似坏人做。诚然，他们都有着良好的个人修养，但归根到底还是权力欲作祟，贪婪的人一定会是无耻的。

1860年5月2日，郑孝胥生于福建闽侯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郑守廉是1852年的恩科进士，交游极广。他四岁入私塾，聪颖异常。母亲林氏为继室，在他七岁时亡故，他随即被接去北京。九年后父亲也过世了，他旋即回乡读书。郑孝胥与陈衍、陈三立等推出了一种“同光体”诗风，即主要学宋，也学中唐，而“不墨守盛唐”，这种诗风在同治、光绪年间引领一时潮流。

1882年，郑孝胥高中福建省乡试解元，从那时起，他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坚持了56年之久，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及谈资。后世出版的《郑孝胥日记》，记载了他与叔祖郑世恭的情状：“叔祖素喜余谈，往往至深夜不已，忽尔玄渺，忽尔切近，甚可乐也。余无足语者。”他特别怀念这段美好的日子，忆道：“门中从祖虞臣老，最叹《东坡生日》诗。欲得旧闻无白发，诸孙牢落涕空垂。”

郑孝胥的母舅林葵曾任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书记官，对他的影响很大，可能是这个缘故吧，他在1885年给李鸿章做了幕僚。1891年他东渡日本，任大清驻日使馆书记官，后升任大阪总领事。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张之洞自强军监司。

有一次，有人对张之洞提起郑孝胥对当朝人物的评点：“岑春煊不学无术，公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张之洞拈须笑道：“余自问迂拙，郑谓我无术，诚然。然'有学’二字，则愧不敢当，不过比较岑、袁多识几个字。袁岂仅有术，直多术耳。至谓端有学有术，则未免阿其所好。学问之道无穷，谈何容易，彼不过搜罗假碑版、假字画、假铜器，谬附风雅，此乌足以言学耶。”把端方说得跟假文物贩子似的。

有了这些背景，郑孝胥的经历可谓丰富至极，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兼汉口铁路学堂校长、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及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他曾参与戊戌变法，与唐才常交往甚密。

辛亥革命后，他避居在上海海藏楼，平时长辫在头，房中插着黄龙小旗。他每天黎明即起，以“夜起翁”自号。起后散步用膳，不久遗老遗少们纷至沓来。郑孝胥所有的诗文题识，仍沿用宣统年号，从不用民国年号。民国那会儿，书法界向有“北于南郑”的说法，与郑孝胥相提并论的只有一个于右任，但郑惜字如金。

郑孝胥对外每个字1000大洋，中国“交通银行”四个字，代价就是4000大洋。1915年郑题写初版《辞源》的书名，给了优惠，两个字要了润笔费500元。他在书房桌面玻璃下压着八个字：“亲友求书，概照润例。”不给钱是不行的。但有一次，为商务印书馆写好了馆名，对方要求题款时应注明“民国某某年”，这可不成，他当场将墨宝烧了，得，5000银圆也随之变成了灰。

袁世凯、黎元洪曾先后请他出山，但郑孝胥均以“不事二主”为由拒绝。段祺瑞组内阁，电请郑孝胥任交通部部长，他回电：“家有小事，不能前去。”无论哪位朋友做了民国的官，都会被他谩骂：“群盗如毛国若狂，佳人作贼亦寻常。”

郑孝胥书法

他的这些举动赢得了陈宝琛、庄士敦等保皇派人士的一致叫好，称之为“有骨气，道德文章、才干魄力在中国找不出第二个人”，并将他举荐给了溥仪，使其成为末代皇帝最亲近的大臣。郑孝胥在给溥仪讲《资治通鉴》时，为其描述说：“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

1924年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郑孝胥陪同溥仪，一起出逃天津。此后，他负责起溥仪身边的内外事务。

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以“在东北建立帝国”为前提，与土肥原贤二达成协议，秘密将溥仪诱来东北。但溥仪放不下皇帝的架子，不愿屈任共和体制的总统。郑孝胥一边跟日本人拍胸脯，一边威胁溥仪说：“日本人说得出做得出，眼前这个亏不能吃。何况日本原是好意，让皇上当上元首，就和做皇帝一样。臣伺候皇上这些年，还不是为了今天？若是一定不肯，臣只有收拾铺盖回家！”郑孝胥对于屈从日本人，内心有没有挣扎呢？应该是有的。1932年，郑孝胥出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在这之前写过两句诗：“何事与人说时命，残年犹遣待苍苍。”

汉奸肯定是不好做的，郑孝胥感到压力山大。爱新觉罗家族总有怨尤不说，而且举世骂名滚滚，有的老朋友都与他公开绝交，追求自我人格完美的他内心是苦闷彷徨的。就因为对日本来访使团发了几句牢骚话，“日本之扶持满洲国，有如父母之对子女，过于娇爱保护扶持，不肯让他自己练习走走。满洲国已经成立三年了，也可以放手，让他走两步了”，第二年就被日本人免了职，奴才命永远定格了。1938年，郑孝胥在长春过世，终年78岁，很多人认为他是被日本人毒死的。

1929年，郑孝胥（左）与溥仪、庄士敦（右）在天津留影

郑孝胥虽是一副老夫子做派，却屡有妙论。有一回，杨度在颐和园讲宪政，谈到中国将何以自强，郑孝胥忽发冷笑，说道：“只两字便足。”问之，答曰：“借款。”见众皆不解，继续道：“外国以款借我，则彼穷而我富；人穷我富，安得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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