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文艺青年”乾隆皇帝的自我修炼
提到中国历史上最高产的诗人，大家会想到谁？
是诗仙李白，还是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的陆游，又或是被誉为一代诗宗、一生作诗两万多首的杨万里呢？很遗憾，都不是。
有一位“诗人”，他一生写作了约43580首诗词,不仅能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高产的诗人，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产量最多的诗人。
这位资深“文艺青年”就是我们的乾隆皇帝。
43580首诗词是什么概念？要知道《全唐诗》也就收录了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乾隆一人就写了四万三千多首，这数量快赶上整本《全唐诗》了。
既然如此高产，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品品皇阿玛都写了些怎样的诗。
先来一首被收录进小学课本里的诗吧。
呃这……毕竟是出现在小学课本里的诗，可能内容相对简单，再来看看别的诗吧！
吃个黄瓜也要作首诗，还以《黄瓜》作为诗的标题，皇阿玛真是有够直白的...
再来看一首诗吧，此诗出自《乐善堂全集》，是乾隆皇帝创作的一首五言诗。
这首诗赞美劳动人民，也是非常直白。
是的，看完乾隆皇帝写的诗，大家内心可能都在os“这……这是皇帝写的诗吗”、“怎么感觉皇帝写的诗有点水呢”。比如知乎上就有网友吐槽：
不光网友吐槽，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就曾对乾隆的诗词作过评价“清高宗（乾隆皇帝）亦以文为诗，语助拖沓，令人作呕......兼酸与腐，极以文为诗之丑态者，为清高宗之六集。”
吐槽归吐槽，看到乾隆写了数量如此惊人的诗，我们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皇阿玛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呢？
在《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与内心世界》一书中，台湾大学陈葆真教授作出了解答。原来，乾隆皇帝之所以如此努力作诗，是因为想立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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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形象我做主”
乾隆皇帝所作的御制诗文并非在偶然兴起时所作，而应是他有意为之。他的目的乃在于借那些文字资料昭告后人，他是怎样的一个明君。
心写治平图 乾隆帝后图卷 郎世宁绘
因为他熟读过中国历代史书，深知史家如何褒贬各代君主。他在自己所作的《乐善堂全集定本》和许多御制诗文中，也有许多评论历代君主的作品，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由此也反映岀他是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人。
也因此，他常借文字和图像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能文能武、才学兼备的圣主仁君。
《乾隆刺虎图》局部
乾隆皇帝那么积极而勤奋地为诗作文，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的兴趣使然，但另一方面也可看作是他由于充分了解文字的力量，但又担心史家之笔在他身后不能对他公平持论，因此他才会那么刻意地利用文字来为自己发言和抒情，好让后人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君主。
乾隆御笔赐奉天将军永玮
不论他岀现在何种活动中，他的形象永远都是适当而完美的。简言之，他充分利用文字和图像等媒材，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形象，意图掌握历史的发言权，为自己在历史上定位。这应是乾隆皇帝最在意的一件事。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乾隆皇帝的形象，有一部分是他有意为之、自我形塑的结果。纵然如此，它至少反映了他希望自己“是”，或”想成为”一位敬天法祖、遵守祖宗家法、孝顺父母、忠于伴侣、严格教子和关心民瘼的仁君。这应是他的人生理想和生命的核心价值。
乾隆(1711-1799) 行书《石矶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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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比我更优秀”
自我肯定与自我理想化，可以说是乾隆皇帝个性的特质。
郎世宁绘 《乾隆古装像轴》
由于他认为自己禀承天命，为史上最受上天眷顾的君主，因此，内心充满了自信、自得与自满。
大概说来，乾隆皇帝的这些想法，约从他五十岁左右开始，逾老而弥坚，常流露在他的御制诗文中。他对自己的一生充满幸福感，且认为自己所有的幸福都是天意独钟的结果。
郎世宁等人创作 《乾隆皇帝围猎聚餐图》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个信念主要的依据，来自于他五十岁（乾隆二十五年，1760）寿诞时，钱陈群（1686—1774）所进献的那套“‘五’与‘十’相生”的理论（二者为《易经》中的大衍之数）：简单地说，当乾隆皇帝登基时，年二十五岁（五的倍数）；当乾隆五年（1740）时，他正好三十岁；而当乾隆十年（1745）时，他正是三十五岁。
换言之，每当乾隆纪年为“五”时，乾隆皇帝正好逢“十”的正寿，而每逢纪年为“十”时，他的岁数也正好逢“五”，依此类推皆准。由此可证，乾隆皇帝实为天命所钟的君主。
乾隆皇帝对于这个说法深信不疑，时常根据这个信念拿自己和中国历代有名的君主相比：比年寿、比在位期间、比子孙几代同堂等。
乾隆、丁观鹏、郎世宁等创作 《乾隆帝岁朝行乐图》
首先，他与历代君主比年寿。比如，他在七十岁（乾隆四十五年，1780）时，曾作《古稀说》。他找到中国历史中，从三代以下，年过七十以上的皇帝只有六人，包括汉武帝、梁高祖、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和明太祖。
但在这六人中，他只肯定元世祖一人；至于其他五人，他认为他们在功业和私德方面，各有不同的瑕疵，因此无法与自己相比。
郎世宁绘 《乾隆皇帝朝服像》
接着，在长寿条件之下，他又和历代君主比谁在位期间最长。这可见于他在七十五岁（乾隆五十年，1785）所作的《元旦试笔》一诗的小注中：
结果，他认为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1662—1722）,时间最久（但可惜享寿不到七十）；而上述的六个皇帝，虽都享寿七十以上，但能在位五十年以上的，却只有汉武帝一人（在位五十四年），但他并不钦佩。
至于宋高宗与宋孝宗（1127一1194；1162—1189在位）虽然长寿，但在位时间不过二三十年而己，况且两人都无政绩可言，因此根本不值一谈。
最后，他再与以上这些君主比谁曾既高寿又能享五代同堂之福。结果，他发现只有他一人享有这种福气。
其实，乾隆皇帝从七十岁以后，都一直陶醉在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想法中，如见于他七十四岁（乾隆四十九年，1784）之后所作的《避暑山庄五福五代堂记》、八十岁（乾隆五十五年，1790）时所作的《庚戌元旦》《山庄锡宴祝嘏各外藩即事二律》诗和注文，以及《八征耄念之宝记》一文等四处中所说。
而到了他八十五岁（乾隆六十年，1795）时所作的《五福五代堂识望》，和所刻的“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中，他又再度重申这种史上独有的福祉。
乾隆皇帝自认为自己是历代以来最幸运，也是唯一同时享有长寿、极权和子孙满堂的君主。总之，他对自己一生所拥有的福、禄、寿十分满意，也充满了幸福感。
另外，乾隆皇帝在文治和武功方面也充满了成就感，先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八十二岁时，作了《十全记》；后来，当他退位为太上皇之后，又在嘉庆三年（1798）,他八十八岁时，再作了《十全老人之宝说》。
碧玉交龙纽“十全老人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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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错，但不改”
唯有在面对祖宗和上天的时候，乾隆皇帝的态度才是谦虚的。当嘉庆二年 （1797）十二月底，乾清宫发生大火时，他便心存畏惧，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因而作《悔过六韵》以自责。他在该诗的序及诗中说：
在此诗中，他自责：可能是因为自己一向过于自满，所以才会招致天怒；如这属实，那么，他愿代替当朝天子受罚。
但是，他的谦让与悔过却是十分短暂的，因为他在嘉庆三年（1798）,也就是火灾过后的第二年，便又再刻了 “十全老人” 一印，并作《十全老人之宝说》。这反映了乾隆皇帝个性中根深蒂固的自信、自得和自满等特色。
然而，乾隆皇帝有时也会指岀自己的缺点，以显示他是一个具有反省能力的人。但事实上，我们很轻易地便可发现他实际上是借那些反躬自省的文字在为自己文过饰非。比如，他在乾隆十九年（1754）时，曾作《自讼》诗：
在此诗中，他反省自己的个性缺点：有时畏难而不进，作诗又求多而不精。但他对自己早己发现的这些缺点，却一直没有改进，尤其是“诗务求多定鲜精”，终究成为他一生的毛病。不过，他一点也不在意，甚至公然辩称他为诗作文，并不是为了“与文人学士争长”。
又如，他晚年曾作《知过论》一文，自责自己连年大兴土木的作为。
《乾隆御笔知过论》折叠本，尚古山房出品
在此文中，他表面上坦承了生平最大的过失，在于修建太多的宫室，但是，接下去，他马上又为自己过当的行为辩解，说那些工程并未劳民伤财，因为所有的材料和工钱，都是由他的内务府支付的。但事实上果真如此吗？有待查考。
此外，他在位期间举行了许多大型的活动，每项活动都劳民伤财，所费不貲，长久以来，对国库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对于这些问题，他多避而不提。纵使在不得不提到时，他却又将它们加以美化和合理化。
其中最明显的，譬如他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恭奉皇太后回跸至圆明园之作》一诗中特别加注：他在巡幸各地期间都不妨公务。
又如，他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他七十二岁时所作的《观射》诗中小注说:“向例，凡扈从侍卫官员，均按日赏给路费。”据此表示，他不是白白劳役属下的人。
再如，他将自己的六次南巡赋予了极高的意义。他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
《乾隆南巡图》第一卷《启跸京师》局部
纵使他的六次南巡真的如他所言，是为了治水之事，但这也只是片面之词。相对地，有关他多次大规模南巡所造成的扰民和耗财等事，他却完全视而不见，只字不提。由以上的这些事，已可看岀他擅于巧辩和借机文过饰非。
《乾隆南巡图》第十卷《江宁阅兵》局部
虽然乾隆皇帝确信自己是禀承天地“大衍之数”的真命天子，心中充满了幸福感，但是我们发现，他并非如自己所形塑的那样完美。
他过分自信、自满与自大，以至于缺乏真正的谦虚、反省与危机意识，这对于一个统治者而言，是致命的缺点。
因此，从他在位的后期开始，内忧外患已渐滋生，而他习于安乐，毫无所觉。他对自己在中国历史上如何定位的兴趣，远远大过于对那时西方科技的发展和列强崛起情况的关心。
就一个握有绝对权力的独裁统治者而言，由于他的知识、见解、才干与决策，关乎整个国族的发展与存亡，因此更应戒惧谨慎、高瞻远瞩，然而，这一点正是乾隆皇帝个性中所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