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经典 | 小梨园（下）
1996年的夏天，梨园戏申遗成功，整个清濛都沸腾了。从此以后，我和范鸿艳每次绕到内城河后面的后面，只听到里面一阵叮铃哐啷的响。在装修，范鸿艳说，这里很快就会焕然一新的。每天清晨，那些演员缓缓踱步走出来练功，声音异常清铿嘹亮。因为装修，大门几乎是半开着，有一天中午，范鸿艳带我溜进了练功房，还有办公室。这次她没有指着道具和服装给我看，而是领着我一一看了玻璃柜里的奖杯。这是梅花奖，她说，是那个最厉害的女演员的。我只是问她，你怎么懂得这么多。那个红角，那个艺术家……我试图回忆起她的长相、身段或者穿戴，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太热了，我靠着墙坐下来。
范鸿艳说，我不想再读书了，我想唱戏。
哦，我说，唱戏好啊。
范鸿艳说，可是我妈妈说，只有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我仰起头，喝了一口水。我想起她母亲，又想起我妈妈。她母亲抬起头，一双又大又温柔的眼睛，还有一双粗糙的手。
她本来直直地站着，突然低下头问我，为什么你都不上学，还能考得那么好？
我说我不知道。
后来我上中学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范鸿艳了，我对身旁的这个男人说。是吗？他很惊讶地说，那么我正好是她的初中同学。
你考上了重点中学了是吗？然后一路成为了好学生。陈述句，他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一点戏谑的语气，又点燃了一根烟。
我想起那天下午，范鸿艳在我们家玩，她突然说，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吗？拿来给我看看。我爬上梯子，拿下来，她拿在手上，看了又看。忽然笑起来，你们的设计真的好丑哦，她说。她并没有像当年站在那棵榕树下，对我眨眨眼睛，没有顺便说，你也来看看我的吧。她没有发出邀请。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她结婚的时候没有邀请我，生了好几个孩子，就为了最后生到一个男孩子，这些我都一无所知。在漫长的时间里，连同那条被掩埋的河流，范鸿艳像是完全消失了一样。我在上海，常常刻意地想要忘记清濛，忘记母亲对我怀抱的巨大期待。在父亲的葬礼上，母亲终于看到了我，走过来，用双臂挤压我的肋骨，她说，宝贝，我现在只有你了。
父亲去世的那年，城西县后村也面临拆迁。我考上了中学，母亲说，我们要搬家了，你从此就要住校了。所有这些重大的事件交杂在一起，以至于我完全忘记了我是如何和范鸿艳分手的。也许，我们之间的分手还要更早一些。冬天还没有过完，医生说，父亲可能撑不住了。母亲的表情早就已经麻木了，她只是用一种命令的口吻告诉我，不要到处乱窜，尽可能多地待在医院里。于是，梨园剧团失窃的时候，我正百无聊赖地坐在病房里。第二天晚上，家里出现了一个戴着帽子的中年男人。母亲说，这是剧团里的叔叔，就是这附近梨园剧团的团长。母亲的解释是多余的，其实我们早就熟识了，他摘掉了帽子，蹲下来盯着我看。
那天一定有哪里不对头。在我进屋之前，他们曾经热烈地交谈过，母亲的脸憋得通红。我把书包放在墙角，想去洗洗手坐下来吃饭。可是灶台上没有饭，甚至厨房里的灯都没有打开。在舞台上，他专演老人。脱下了戏服，我才发现他并没有那么老，目光精明，就是不说话。母亲要开口了，他做了一个手势，然后他说，小音，你叫小音是吗？昨天中午，你还记得你在哪里吗？
我说，在医院。
你一直都待在医院里吗？
我有点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他的脑袋圆滚滚的，转来转去。
他又问我，小音，你昨天中午，是不是见过范鸿艳？
我没有马上回答，那天一定有哪里不对头。在他身后，是没有开灯的厨房，客厅里一半是黑的，只有在门廊这里，亮得通透。母亲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我避开了他的眼睛，也避开她的，但我能感觉到她灼灼的目光。那天家长会，我站在窗外，忽然之间，母亲转过头来，死死地盯着我看。像被钉在了原地，没有商量的余地，有一种冰凉的东西使我凝固。母亲说，老师和我说你总是逃学，从来不写作业。母亲的话听起来没有起伏，没有温度。那天傍晚，越过她的肩膀，我看到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
我说，我这一整个礼拜，每天中午都待在医院里。范鸿艳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爸爸就要死了。
他没有再看我了，仿佛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摸了摸我的头。他把带来的点心盒子打开，让我挑自己喜欢的，我挑了一块豆沙，一口吃不完，酥饼的碎渣子落了满地。我还想再吃一块枣泥，然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我很想哭，我感到非常无助。母亲站在那里，像一棵树，父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像一根枯藤。我感觉到我好像从来就不认识她，或者他。一闭上眼睛，我就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这个男人很温和地对我笑，但这比什么都糟。我想说，我但愿从来就没有认识过范鸿艳，我也不会逃学，父亲也不要辞职卖塑料。但我说不出口，这不都是人之常情吗？
我最后一次见到范鸿艳，是在父亲的葬礼上。答谢宾客的宴席结束后，我走出来，看到她已经走到了饭馆外面，一只脚在地上画圈，半个身体倚靠在外墙上。我靠近了她，一些刺眼的光斑撒在我们中间，颜色在流动。像一根有弹性的皮尺，她直起身来，看着我，眼神中没有犹豫，没有悔恨，也没有愧疚。我看过去，什么都没有，空空的，像在我的胸口也凭空凿出了一块空洞，下雨了会漏水，就算是晴天的时候，也会簌簌地走风。
或许在第二天的早上，她还会溜到隔壁班级的窗下叫我，拍打三下，像往常一样，我一跃而起。隔着一块摇摇欲坠的木板，整个班级混乱得像一锅煮沸的饺子，大家都没有想到未来，而整个城西县后村，都在等待拆迁的文件。我们一起溜去梨园，梨园已经停止了装修，着手准备搬迁了。故事就要结束了，戏也唱完了。当天或者有戏看，或者没有，一切都要碰碰运气。城西县后村马上就会从地图上消失，在那个夏天的末尾，我咬着一根芦苇秆子，毫无意义地耗费着漫长的童年时光。长大之后，当梨园已成经典，看到一半，我还是会心安理得地睡过去。或许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梨园，只是害怕回家。我想，等父亲一死我就回家去。现在父亲死了，母亲却说，我们要搬家了。
拆迁办的人问我们，要房子，还是要钱。范鸿艳的母亲斩钉截铁地说，要钱。母亲犹豫了一下，她看了看我，还是要房子吧，房子写在我女儿的名下。
答谢宾客的宴席吃到最后一道点心的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告诉母亲实话，我没有在上海找到合适的工作，我决定回来。不用把房子卖掉了，千万不要卖掉，我留不了上海了。我已经掏出了手机，准备马上打给母亲，我怕我失去了这一分钟的勇气，又会想起她的目光。十几年前那场葬礼的宴席上，她说，宝贝，我只有你了，你不要让我失望。我力争上游，然而现在河流改道了，城市的布景，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芋头地、芦苇秆子、内城河……在这个梦境里，只有父亲是真实存在的。他的牌位竖立在那里，进进出出，逢年过节，母亲都会说，来，来给你爸爸烧炷香吧。
在他临终的那段日子里，每一天，他的脾气越来越反复无常。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昏睡。睁开眼，看到我坐在他的床边，无所事事地发呆，或者对着算术作业抓耳挠腮。他说，我求求你，你出去玩行不行？或者，你不要在这里烦我。又或者，他会直接说，滚出去，我求求你出去。母亲站在一旁，平静地把瘦肉、稀粥、鸡蛋和蔬菜用搅拌机打成糊状。母亲说，放学之后就马上过来，我不要再看到你和范鸿艳去梨园剧团鬼混，也不要再让我发现你逃学。
有一天中午，我昏昏欲睡地坐在父亲的床头，像往常一样，默默地忍受着。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抬起头，我望向窗外，忽然之间，我听到就在窗户下面，有人用手指轻轻地敲了三下，三下。父亲的病房在一楼，刚开始，我以为是猫，或者路人，可是又有了三下，我走过去，范鸿艳在窗下，仰起头，看着我。她说，梨园剧团就要搬空了，你不去看看吗？再过几天，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说，我妈妈不让我去。
哦？她是不是也不让你和我玩？
我抬起头，我想我一定露出了某种讶异的表情，我说没有。我又补充了一句，肯定没有。
于是她说，那我走了。可她没有马上走，双手交叉背在身后，在原地逗留了一会儿。然而，我们没有再说多余的话。我想她那天可能去了剧团，也可能没去。她生得又高又瘦的，有点驼背，看着她的背影，我才发现她走路是外八的。
“照你这么说，范鸿艳小时候，一定很喜欢梨园？”答谢宴结束了，葬礼收场了，这个男人主动提出开车送我回去。我在想，一会儿下车的时候，他可能会问我要我的微信。那么我一定得问问他是不是清濛人，或者是否打算在清濛定居。我想我一回到家，在喝上第一口水之前，就得告诉母亲我的决定。我用大拇指按了按自己的掌心，他又说：“她后来没有走这条路，一定伤透了心吧。”
母亲说，她那个身材，怎么唱梨园？母亲说，你看过那个女演员没有，那才叫做好的身段。她？母亲伸出一根手指头，摇了摇，没有天赋。
原来母亲并不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在戴着帽子的团长走了之后。母亲打开了厨房里的灯，整个人从阴影里彻底地走了出来。她说，我不相信你会偷东西，我决不相信。母亲浑身都在发抖，范鸿艳居然栽赃陷害你，这么恶劣的事情她都做得出来。傻姑娘，你还把她当朋友。
傻姑娘。当太阳升到了一天中的最高点，门卫也坐在桌子上打起了盹。她轻车熟路地就溜进去了，路上没有撞见一个人，门没有锁，四面都敞开着，到处是搬运得七零八落的物件，在她的脚下发出碎裂的声音。一切都乱糟糟的，锅、碗、瓢、盆，过时的头饰，打翻了的胭脂盒子，前几天穿过的戏服还搁在水桶里，她捏起了鼻子，像途经一条河流。她很瘦，可以轻巧地穿过路上的障碍，而不发出什么明显的声音。整个梨园剧团都沉浸在疲倦的梦境里，没有人知道，范鸿艳曾经在这里穿行。像一条被抛甩出去的水袖，光滑的，顺着那个方向，也有一条河流，从身体里横穿而过。
她停了下来。或许她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是来向自己这一段探险经历告个别。她只是东看看、西看看，尽管现在满地都是废品，她却并不想要捡拾了。窗外斑驳的榕树树影里，她看到自己本人，左右膝盖交叉半蹲，侧头微低，嘴里咿咿呀呀地乱唱。个子过高，O形腿，还有点外八，这一切都是那么不合时宜。她的母亲对她说，知识改变命运。她看着我的那本录取通知书，突然之间，有些不可控制的东西，从她的心里面慢慢地钻出来。她不是蓄意而为，但无法控制自己，挪不开步子。那个奖杯呈现在她面前，传说中的梅花奖，一个孤零零的铜制奖杯，在这么一个恰如其分的时刻，被睡梦中的人遗忘了。周围没有了其他的声音，只有风。
她悄悄地把手伸进玻璃柜里，那一天就像一个陷阱，门没有锁，玻璃柜也开着，而我也拒绝了与她同行。她的母亲，每次去别人家里搓麻将，都会带回来一些东西。有的值钱，有的不值钱。但她母亲是她母亲，她是她。从始至终，根本就没有人看到她，也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奖杯会和那些废品一起，被埋在了大榕树下面。
傻姑娘。她心醉神迷地盯着那个奖杯看。这个故事叙述到这里，才最像一个梦境。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母亲从没提过上学的事。等她走入学校，在一班上数学课的时候，能听到木板后面，二班正在伴着电子琴唱歌。每天放学，大多数人回家都能吃上一顿热气腾腾、货真价实的饭，除了她。某天中午，站在内城河边，她用那根芦苇秆子，在地上画着圆圈，听着我的抱怨。我仰起头，我说，为什么是我。
她没有说话，躺在榕树的阴影里，把芦苇秆子咬在嘴上。另一些芦苇，在对面的河岸上飘来荡去，底部已经开始枯萎。我明白，这个夏天就快要过完了。
下车的时候，我问他，你是清濛人吗？
他笑了笑，你听我的口音，像不像呢？
我摇了摇头。那不是否认，而是不知道。
他说，今年刚好办了同学聚会，我这里有范鸿艳的照片，我发给你，加个微信吧。
我看到抖动的窗口，许多张脸簇拥着，浮出水面来。一个个子稍小的女人看着我，身形很胖，搂着她的孩子，然而显得无精打采。
她胖了些？我说。
他有点惊讶，她瘦了，瘦多了，据说有点产后抑郁。
哦？她一直都这么胖吗？
初中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她还说，因为她像爸爸，所以生下来就胖。可是她爸爸后来倒是瘦了，他2000年初就下岗了，一直都没有正式工作。
她爸爸？
怎么。
对不起。我已经走下了车，却还抓着门把手，他从驾驶座上转过头来。顿了顿，我说，范鸿艳三个字怎么写？
隔着玻璃窗，我看到范鸿艳站在一个空旷的大厅中央。那个戴着帽子的团长俯下身来问她，还是托着那一个点心盒子，她的脸憋得通红通红。她没有去接那一块豆沙饼，也一直没有开口说话。最后她说了一句什么，赢得了所有人的同情。看着她的口型，我模仿着她一字一句地说出来：“我不是坏孩子。”
她走出来，于是他们喊我的名字，叫我进去。她走到了我的面前，我能够从她的身上闻到风的味道、金属的味道、被汗濡湿的布料、铁锈，还有铜制品。她本可以从另外一个出口，直接绕到门廊上，然而她还是径直往这走了，一动不动地，僵立在门边的一张桌子旁，愣愣地望着房门。他们又喊了我一声，小音，你的名字叫小音是吗？于是她转过头来，仿佛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才看到了我。她没有回避我的眼神——我也没回避她的。我只是看向她，然后朝门内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