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昌神到阿尼尤拉——一位道教神灵在雪域藏地的本土化考察
文昌神，亦称为文昌帝君，是道教神灵，在汉族地区被广泛信仰和崇拜。在道教中，文昌神是主管人间禄籍之神，成为众多文人士子的崇奉对象，也得到老百姓的广泛信仰。
据笔者实地调查发现，在安多的部分西藏普遍信仰道教神灵文昌神。在安多西藏，称文昌神为“阿尼尤拉”。“阿尼”意为“爷爷”或“男祖父”，一般是对老年人的尊称。“尤拉”意为地方保护神或地域守护神。藏语“尤拉”是藏族对地方保护神的总称，而非某一神灵的名称。在安多西藏，称呼地方保护神时一般在其名称前冠以“阿尼”，表示敬意。我们分析文昌神的这一藏语称谓，可以看出其蕴含的两层文化含义：
一，从“尤拉”即地方神这一称谓中发现，当地藏族民众视文昌神为地方保护神，把他纳入地方保护神灵体系之中；二，称文昌神为“阿尼”（即祖父），体现了藏族民众非常尊敬、崇拜他，视其为“阿尼”，在一定意义上是当作祖先的象征来看待。此神在安多西藏的传播过程中，不仅以本土化的方式融合到藏族文化之中，而且整合了多种不同形态的文化，成为多元文化融合的典型个案。
一、文昌神在藏地的本土化
文昌神作为道教神灵之一，传播到安多西藏后，与藏传佛教巧妙融合，并以藏族传统文化的面相和符号在藏民族中流传。藏族民间以文化的本土化路径，有选择地对道教文化进行了藏传佛教化改造。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道教神灵接纳为藏传佛教神灵体系之中。在西藏，有许多地方保护神，它以山神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在西藏，任何一座山峰都被认为有神灵居于其上。在西藏，关帝以护法神、战神和财神的形象展现在藏族民众面前，因此藏族民众就给关帝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藏族名字“格萨尔杰布”，当然民众无需引经据典考证关帝与格萨尔的历史渊源，只是两者相似、功能相同，并且能以自己熟悉的英雄形象格萨尔对待、接纳陌生的关帝即可。同样的道理，陌生的文昌神出现在藏族民众前，人们起了一个既恰当又易记的藏族名字“阿尼尤拉”，如此，藏族民众很容易接受这位陌生的异地神灵。
地方保护神离藏族民众的生产生活最近，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此，将文昌神作为地方保护神，更容易得到普通百姓的了解和崇拜而没有陌生感。在西藏的这种定位，加剧了道教神灵藏族化的进程。据《莲花生大师本生传》记载，在藏传佛教前弘期修建桑耶寺时，赤松德赞王邀请莲花生大师前来吐蕃扶正压邪、降妖除魔，以便为创建佛教道场，弘扬佛法鼎立相助。莲花生大师一踏上雪域藏土，就遭到了以吐蕃十二丹玛（女仙）为首的千千万万妖魔鬼怪的阻截，但都被莲花生一一降伏。并在雅鲁藏布江畔的海保日山上，召集了当时吐蕃境内的所有山神妖魔，命令“非人二十一居士，永宁地母十二尊，雪山崖苯之神鬼、食香、瓶腹鬼、龙王和夜叉、八大曜星、二十八星宿，各从山谷与河水中打捞搬出土石来”，遵照佛陀的十善法行事，协助赤松德赞创建佛寺。这些山神妖怪不敢违背，各个应允奉行，后被莲花生收伏，成为佛教的护法神。这些充斥着神话气味的史料说明：莲花生大师为了让陌生的佛教以熟悉的面孔出现在藏族人的眼前，把藏族地区流行的山神、鬼怪、妖魔以及祭祀它们的仪轨、制度统统纳入了佛教的庞大体系之中，使之成为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加速了佛教藏族化的进程。对关公的认可和改造，与其他藏传佛教大师们改造高原土著神灵为佛教护法神的模式基本上是相同的。这一方面表现出藏传佛教的一种博大、宽容和融合精神，即藏传佛教的神灵体系中，并不排斥那些影响巨大的原始的地方神灵、由人的冤魂而变成的赞神，以及其他民族的地方神，只是仅仅要做的是对这些神灵按佛教思想加以改造，净化其精神中的恶的一面，使其止恶行善，服务于佛教，成为佛教的护法神。文昌神也是在这种文化发展模式的影响下，自然而然地成为安多西藏的地方保护神。
历史上，文昌神既是儒释道三教尊奉的大神，又是四川梓潼的地方保护神，其职能是一位文神。在安多西藏，藏族民众称他为“阿尼尤拉”，认为是黑文殊菩萨的化身，是安多藏族部分区域的地方保护神。形成了文昌神→梓潼地方神→道教→文神；阿尼尤拉→西藏地方神→藏传佛教→黑文殊菩萨的结构体系。这种恰如其分的称谓和功能上的相似点，涵盖了文昌神和阿尼尤拉的基本特征，这种比附和转化达到了契合无间的程度。
其次，对神灵形象的改造。在安多西藏，文昌神形象的塑造与道教神灵迥然不同，直接受到了藏传佛教神灵的影响，甚至成为藏传佛教神灵的翻版。文昌神身着藏族服饰，形貌酷似藏传佛教神灵。有些文昌神的形象与莲花生大师一模一样。这种文化的发展模式，在藏族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循的。佛教在藏地的本土化过程中也选择了对神灵形象改造的方式。据《贤者喜宴》载：赞普等在商议修建桑耶寺时，“雕塑佛像的工匠说：‘印度、汉地之中选哪国风光修建？’堪布寂护说：‘佛法出自印度，故按印度风格修建。’赞普说：‘若按照吐蕃风格修建，对喜好苯教的吐蕃民众转而信奉佛教有好处，所以按吐蕃风格雕塑佛像。’这样便召集全体蕃民，按照吐蕃风格雕塑，雕塑吐蕃人形象。找模型时召集蕃民，从中选出了体形较好的库·达察为模特，修建阿利叶巴洛州喀热萨波尼；以塘桑达伦为模型，右造六字真言；以玛桑贡为模型，雕造马头明王门警；以天女形象的窈窕妇女觉热王妃拉布曼为模型，右塑度母像；以觉热妃为模型，左造具光佛母像”。这段话表明，道教与佛教在西藏的本土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藏族群众用自己熟悉的格萨尔的形象来对待、接纳关帝信仰，而且这一文化现象被藏族高僧智者和能工巧匠升华、提炼后塑造成藏式关公形象，即格萨尔化的关帝塑像。以藏族本土的文化资源来连类、比附内陆的儒释道文化，以此为思想铺垫，让藏人接受关帝信仰。这表现了藏族人民接受、融合外来文化的一种方式和路径，这也是异质文化本土化的一个规律。文昌神在安多西藏的本土化颇具典型性。
第三，道教信仰和仪式的藏族化。文昌信仰传播到安多西藏后，藏传佛教高僧将其供奉为护法神，撰写了各种祈愿文、酬补经和占卜书。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搜集了十几种不同版本的祈愿文。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篇：
１．《酬补祈供上神尤拉法》，作者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
２．《赤噶尤拉祭祀文》，作者嘉木样二世晋美旺布（1728-1791），为拉卜楞寺寺主。
３．《祭祀、会供瑜珈厉神赤噶尤拉法·圆满时之祥云》、《祷祀、佑护佛法众战神之王—厉神尤拉·新圆满时之祥云》，作者阿嘉洛桑加央嘉措（1767-1816），为塔尔寺寺主。
４．《大神赤噶尤拉现观忏悔、礼赞、敦请仪轨·如意至宝》，作者堪钦格敦嘉措（1679-1765），为隆务寺高僧。
５．《大神尤拉祭祀文》，作者色康巴洛桑丹增嘉措（1780-1848），是夏琼寺高僧。
在安多西藏，每新建一座文昌庙，就要请藏传佛教高僧为其开光加持。普通僧人经常念诵各种文昌经文，从事文昌信仰方面的宗教法事和仪轨。一般信徒按藏传佛教的仪式祭祀、祈祷文昌神，并且在藏传佛教的羌姆和唐卡中也出现了文昌神的形象。
在仪式的藏族化方面，以安多西藏的贵德六月会最为典型。文昌神信仰在藏族地区传播的过程中，汉地的文昌迎神会也以六月会的面孔出现在藏族人的生活中。比较这两种仪式，就会发现整个仪式的过程基本相似。只是举行的时间、服饰、道具等细节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在六月会的仪式中添加了许多藏传佛教文化的因子。这种嫁接移植，巧妙地吸收外来文化的方式，使汉地的文昌神仪式藏族化、藏传佛教化了，也丰富了藏文化。也就是说，文昌神信仰的两个基本范畴，即信仰和仪式，都是在藏传佛教的影响下得到了当地民众的信仰，并且在日常的宗教生活中付诸于实践。
文昌信仰在安多西藏的传播过程中，与藏传佛教文化从开始的冲突、碰撞，逐步地相互采借和吸收，到最后的重构与整合，实现了道教神灵的藏族化。在安多西藏，道教吸收、采借、仿照佛教的话语系统、经典文本、神灵体系、寺院道场、仪轨制度等文化事项，从而实现了比较彻底的本土化。这不仅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藏族对待外来文化的一种姿态和范式。
文昌信仰在安多西藏进行本土化的同时，也选择性地保留了道教的部分信仰特征和仪式过程。如果从形式到内容不加任何改变，就不可能得到当地信仰藏传佛教的广大藏族老百姓的接纳和信奉。没有当地老百姓的接纳、煨桑、抽签算卦、顶礼膜拜，就很难谈得上汉地道教信仰真正传播到藏族地区，也很难保证在广大藏族人民心中流传至今。
二、阿尼尤拉——多元文化整合的典型个案
文化整合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重新组合。原来渊源不同、性质不同以及目标取向、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经过相互接近、彼此协调，在内容与形式、性质与功能以及价值取向、目标取向等方面不断被修正、发生变化，特别是为共同适应社会的需要，往往渐渐融合，组成新的文化体系。文昌神在安多西藏传播的过程中，与藏传佛教、苯教、地域文化进行了广泛的互动和调适，并逐渐整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显示出了多元文化整合的特征。
（一）神灵形象的整合
在安多西藏，文昌神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田野调查资料，文昌神的形象大致可分为：藏式、汉藏合壁式和汉式，其中汉藏合壁式最为常见。汉藏合壁式文昌神的相貌基本未变，但身穿藏式袈裟、头戴皮帽、手持藏传佛教法器等，颇具藏族特色。关于文昌神的形象，在藏传佛教大师的笔下是这样描述的：金脸厉神尤拉，神情庄严，华丽而矜骄，两手扶膝，上身着黄色披风和锦缎美衣，汉式装扮，脚穿汉式黑鞋。座于金榻，姿态优美。意之化身厉神翰巴尤拉身姿白里透红，威严而愤怒，右手高举闪火花的剑，左手握绳套和敌人的心脏；腰间挂装满箭的箭袋和豹皮弓袋；上身着黄色披风和锦缎神衣，脚穿汉式黑色粒皮鞋；骑瞬间转三千世界的白骡飞翅，在其上空的白云间，有父罗刹和母龙女的装扮者，座于有蛇之水的坐垫；右边是翰巴梓潼，左边是翰巴拉果；前面是四位大臣；周围是干事十二日郎，侍从三十，屠夫一千，另无数化身围绕。显然是一副佛道融合的众神图。
文昌神的属神魁星，藏语称为翰巴梓潼，这个名字就是汉藏合壁式的。魁星的形象，在藏文化的影响下，俨然一副藏传佛教神灵的模样。翰巴梓潼一身黑色或黑色，生有一面、三眼（有的是双眼）、二手。他的右手高举毛笔，左手呈于胸前，持一本长条经书。面孔呈怒相，眼睛大而圆，张着大嘴，獠牙龇露，头发直立，呈红色，有骷髅头冠。两耳佩带大耳环，戴有白色或黄色项链。胸前挂一块铜制的胸镜，胸镜的中央写有“宏”字。右脚踩一只鳌头，左腿朝后翘起。而道教的魁星右手高举朱笔，左手执“富贵花”，右脚直立鳌头，左腿朝后翘起。魁星赤发怒目，面部凶恶狰狞，青面獠牙，上身着红色短披，胸前挽结，下体着红色短裤，胸、腹、腿裸露，肌筋暴胀。蓝色风带从头顶飞绕脚下，大鳌尾部有腾起的海浪和五色祥云，右膝盖上为方孔金钱。比较两者，容易发现魁星塑像整合的过程。
（二）庙宇建筑风格的整合
根据实地调查的资料，安多西藏的文昌庙一般由独立的文昌庙、与佛教寺院合建的庙宇、与玛尼康等合建的庙宇和神庙等四种形式组成。其中，独立的文昌庙的建筑风格汉藏融合，颇具特色。
贵德文昌宫是安多西藏规模最大、时间最早的文昌庙，其建筑主体具有道教道观的特征，而且与文昌祖庭——四川绵阳七曲山大庙非常相似。笔者与其庙管访谈时了解到，他们曾经两次去过七曲山大庙，并详细了解建筑风格，贵德文昌宫是仿照七曲山大庙修建的。虽然是模仿，但没有全盘复制，而是加入了许多藏文化特质，如经幡、金顶、煨桑台等。热贡地区隆务镇的苏乎日村建有一座神庙，称为“诸金刚降魔神殿”。其中有文昌神、关帝、二郎神及其他守护神。神殿位于苏乎日村中央，两层，绿色琉璃瓦，藏传佛教的特色不明显。据村里的老人讲，这座神殿主要供奉文昌神，因此神殿也颇具汉式建筑风格。一层为地方神或地域守护神，楼上是藏传佛教诸神灵。
关于文昌宫的建筑特点，在藏文祈愿文中写到：祭祀位于缓缓流淌的大河之滨、位于巴则雪山之巅、位于果拉斗拉沟的汇合处、位于八部神殿的上空、位于白色宫殿之内、位于蓝砖青瓦的宝座、位于翠绿色宫殿的、赤噶翰巴之王——阿尼尤拉！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佛教大师笔下的文昌宫也具有汉藏文化结合的建筑风格。
（三）多元祭祀仪式的整合
在安多西藏，不仅文昌神的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祭祀仪式也整合了多种文化的因素。安多西藏的道教信仰是与苯教和藏传佛教相整合的产物，人们对它的信仰和祭祀，也采用了佛苯结合的方式。在这方面，以文昌神的煨桑仪式最为典型。在安多西藏，既有煨桑，又有荤祭和素祭。有些地方还要烧汉族的黄裱纸。在藏文祈愿文中也有相关的描述，依照汉族习俗，供有画纹的黄纸钱、金银的马蹄模具、各种香、烧纸祭箭、烛火等。由此可见，文昌神传播到安多西藏后，祭祀活动吸收了苯教和藏传佛教的祭祀仪式，整合成了全新的多元的祭祀仪式。
文昌神信仰仪式还吸收了苯教的降神仪式、藏传佛教的放生仪式和羌姆等宗教仪轨。安多西藏的贵德六月会是以文昌神和二郎神为祭祀神灵，于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二日，在贵德县城附近黄河之滨举行的集体性宗教节日。其仪式活动的服装、道具，及其仪式过程与汉地举行文昌神的仪式——迎神会如出一辙。只是在贵德地区，六月会的仪式具有多元文化整合的特征。迎文昌神的全体人员着道士服，代表着道教文化，而迎二郎神的人员却穿着藏服，代表着藏文化。这两者结合到一起，便形成了佛道、汉藏融合、颇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六月会。
对热贡地区的六月会而言，其仪式更具多元性。不仅文昌神、关帝、二郎神等道教神灵和一些地方保护神是主角，而且冶道教、萨满教、苯教、藏传佛教等多种宗教的祭祀仪式为一体，从而形成多元文化共存、多种仪式并行不悖的宗教文化场景。
（四）多元供奉体系的整合
在安多西藏，文昌庙宇的供奉体系，具有多元整合的特征。如贵德文昌宫，其内神灵众多，名目繁杂。供奉有佛教、道教、苯教和民间崇拜的神灵。如佛陀、马头明王、黑文殊菩萨、火神、牛王等藏传佛教神灵；文昌神及其属神、城隍爷、王母娘娘、关公、赵公明等道教神灵；阿米加堂、八扎爷等地方神灵；护法神翰巴拉果（羊师大将）、山神等苯教神灵。还有十世班禅大师和其他一些藏传佛教高僧的唐卡和照片。形成了共同供奉佛、道、民间神灵的供奉体系。他们同处一庙，有的同处一殿，和谐相处，共同佑护着当地的山山水水和一方民众，表现出多元供奉体系的特征。
在安多西藏，一些文昌庙和佛教寺院合建在一起，形成了藏传佛教和文昌神并存的特殊神灵供奉体系。化隆的卡夏德寺由文昌神殿、护法神殿和卡夏德佛塔三部分组成。其中，文昌神殿内供奉有主神文昌神及伴神翰巴梓潼和翰巴拉果，殿门外侧是诸葛亮、关羽等四位大将的壁画。还有两位当地的地域守护神的壁画。护法神殿内主要是宗喀巴三师徒、六手大黑护法神、马头明王、大威德金刚等护法。卡夏德塔的塔底四周都建有佛堂和转经筒，主要供奉有佛陀、观世音菩萨、色康巴活佛等。可见，多元的神灵供奉体系是西藏文昌庙宇的基本特征。这种体系，显示出藏传佛教神灵和道教神灵并行不悖，和睦相处的原则。
通过考察道教神灵文昌神在安多西藏的本土化过程，可以得出如下启示：文昌信仰在安多部分西藏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藏族文化自信与宽容的气度。文昌神信仰延续、传承了藏族历史上接纳和吸收外来文化的模式，充分印证了藏族文化的包容性和不断吸收新文化的勇气，这对于探讨藏族文化的输出与输入，如何继承传统文化和应对外来文化，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问题，具有很大的启迪和借鉴意义。(作者：看本加，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原刊于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1期，转载时有删节 编辑/唐亚男（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 ）
来源：西北民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