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沉潜《三国》，探求真知 ——我的古代小说研究（下）
二
深入探讨《三国》文本
除了版本整理，我对《三国演义》文本也进行了全面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观点。
（一）关于思想内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国演义》研究日趋活跃，百家争鸣，新见迭出。其中，关于《演义》的思想内涵，包括主题的争论，便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热门话题。
1985年，我撰写《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一文（始载《天府新论》1985年第6期，当时尚为内刊，继而发表于《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先后收入本人与段启明、陈周昌合著之《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及本人所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对当时已有的关于《三国》主题的各说予以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
《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段启明、陈周昌、沈伯俊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此后，我继续深入研究《三国》的思想内涵。1996年，我应邀参与李保均教授主编的《明清小说比较研究》一书的撰写（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承担第二章《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比较研究》。在第一节《中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中，我这样论述《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
《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１．对国家统一的向往。……
２．对政治和政治家的选择。
人们常常谈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有人还把这称为“封建正统思想”。其实，“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调，罗贯中只是顺应广大民众的意愿，继承了这种倾向。罗贯中之所以“尊刘”，并非简单地因为刘备姓刘（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贬抑和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挞的对象），而是由于刘备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屈奋斗，不懈努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群众所追慕；另一方面，这个集团的领袖刘备的“仁”、军师诸葛亮的“智”、大将关羽等人的“义”，也都符合罗贯中的道德观。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罗贯中把刘备集团理想化而予以热情歌颂。另一方面，罗贯中之所以“贬曹”，是因为曹操作为“奸雄”的典型，不仅不忠于刘氏王朝，而且常常屠戮百姓，摧残人才，作品对其恶德劣行的描写大多于史有据，并非有意“歪曲”；而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巨大功绩，对他在讨董卓、擒吕布、扫袁术、灭袁绍、击乌桓等重大战役中所表现的非凡胆略和智谋，罗贯中都作了肯定性的描写，并没有随意贬低。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对此不应作片面的理解，更不应简单地斥之为“封建正统思想”。
３．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三国演义》以很大篇幅描写了汉末三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总结了各个集团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突出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视谋略这三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刘备、曹操、孙权三大集团在这三方面各有所长……：因此，在众多政治军事集团中，刘、曹、孙三大集团得以脱颖而出，形成三分鼎立的局面。
４．对理想道德的追求。
在艺术地再现汉末三国的历史，描绘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时候，罗贯中不仅表现了对国家统一、清平政治的强烈向往，而且表现了对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在这里，他打起了“忠义”的旗号，把它作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标准。……就主导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
对《三国演义》思想内涵的四点概括，我在后来的论著中多次加以申说。
到了2011年，我又发表《〈三国演义〉思想内涵新论》（载《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4期），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作了更加全面的论述：
当今一些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诚然，《三国演义》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方面，就是擅长战争描写。……千变万化的谋略确实是全书精华的重要部分。
然而，谋略并非《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更非书中精华的全部。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层次的东西。“道”有多义，首先是指自然和社会的根本规律，通常指正义的事业，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因此，它也是处事为人的基本原则。谋略则属于“术”，是第二层次的东西，是为“道”服务的，必须受“道”的指导和制约。……综观全书，罗贯中从未放弃道义的旗帜，从未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谋略；对于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各种阴谋权术，他总是加以揭露和批判；对于那些愚而自用者耍的小聪明，他往往加以嘲笑。可以说，《三国演义》写谋略，具有鲜明的道德倾向，而以民本思想为准绳。后人如何看待和借鉴《三国演义》写到的谋略，则取决于自己的政治立场、道德原则和人生态度。……
那么，《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对国家统一的强烈向往。……
2、对封建政治和政治家的评判选择。……
3、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4、对中华智慧的多彩展现。……
5、对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
（二）关于人物形象
对于《三国演义》人物形象的研究，是我着力最多的一个方面。三十余年来，我发表的有关《三国》人物的文章，至少在60篇以上。贯穿这些文章的主导思想，首先见于我1984年发表的《深入底蕴，实事求是——古典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研究之我见》一文（载1984年8月7日《光明日报》）。文章提出：
拿古典作品人物形象的研究来说，我认为应该做好这样两项工作：一是根据作品产生时代的历史条件，如实地指出作品的思想内涵，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历史生活依据和作家对各个人物形象的爱憎褒贬，分析每个人物形象的性格特色和美学价值；二是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分析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认识意义及其给予我们的种种启示。这两项工作不能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但二者又有明显区别，不能划等号。要使二者互相补充，在研究中构成一个整体，前提是要深入作品的底蕴，关键是要实事求是。
深入底蕴，就是要认真琢磨作品的情节，把握人物的全部语言、行动和心理，从全篇或全书描写的总和中，仔细地揣摩作家的创作意图，发现作家的真意所在，领会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那样写，从而找准人物性格的基调，发现人物性格发展的脉络。……只有这样，才谈得上人物形象研究的科学性。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取其一点，不计其余，只能使研究工作失去坚实的基础，导致架空分析，偏执一端，那就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
实事求是，就是在深入作品底蕴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其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恰如其分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分析，既不片面拔高，也不随意贬低；既不是用自己的思想去代替作者的构思，也不是毫无见解地罗列现象。……
黑格尔曾经指出：“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哲学史演讲录》卷一，第42页）这种以今绳古，“改变古人”的作法，乃是科学研究之大忌。事实上，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当作“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随心所欲地予以解释；套用时髦的术语，把人物形象纳入自己主观认识的框子；观点摇摆，忽左忽右，片面追求新奇而不管是否符合作品的实际……诸如此类不实事求是的现象，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还时有表现。……
这篇论文，得到学界许多同行的赞同。《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发表许建中、杨凌芬《1984年明清小说研究中的新特点和新方法》一文，对本文予以好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年鉴》1984卷、《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5卷均对本文予以肯定。
在我的《三国》人物论中，以下诸篇比较突出：
1．《智慧忠贞，万古流芳：论诸葛亮形象》，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2．《明君与枭雄——论刘备形象》，载《文学与文化》创刊号（2010年第1期）。
3．《用市民意识改造的英雄——论张飞形象》，载《中国文学研究》第八辑，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4．《论赵云》，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２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5．《再论曹操形象》，载《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
（三）关于创作方法
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过去数十年间，学者们提出了四种观点：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主要是浪漫主义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是古典主义的。
1996年，在为李保均教授主编的《明清小说比较研究》一书撰写的第二章《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比较研究》中，我指出：“在创作方法上，《三国演义》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
在1999年出版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一书中，我重申了这一观点（沈伯俊《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4页）。
《三国漫谈》，沈伯俊著，巴蜀书社1995年版
此后，我进一步深入思考，于2006年发表《现实精神·浪漫情调·传奇色彩——论〈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一文（载《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3期），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其一，既是现实的，又是传奇的。一般认为，作为一种文艺思潮，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成熟于十九世纪的欧洲。然而，作为一种基本的创作态度、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精神很早就出现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创作中。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由于生存环境和民族性格的原因，现实主义长期居于主流地位；同时，中国文学很早便形成了“好奇”的审美心理，以“奇”为美，以“奇”为胜。在小说、戏曲等非正统文学中，人们更追求“奇事”、“奇人”、“奇情”。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一方面以综观天下、悲悯苍生的博大胸怀，直面历史，努力寻绎汉末三国时期的治乱兴亡之道，表现出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他又竭力突出和渲染那个时代的奇人、奇才、奇事、奇遇、奇谋、奇功，使作品洋溢着浓郁的传奇氛围，全书也就成为“既是现实的，又是传奇的”这样一部奇书。
其二，以传奇眼光看人物。以诸葛亮形象为例。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平话》中的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删除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之类的神异描写，使诸葛亮形象复归于“人”本位——当然，是一个本领非凡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人物。书中对诸葛亮智谋的描写，大都有迹可循，奇而不违情理。在明清以来的某些“三国戏”和曲艺作品中，诸葛亮动辄穿上八卦衣，自称“贫道”，言谈举止的道教色彩越来越重，其计谋的神秘意味也有所强化。如果有人从这类作品中得到诸葛亮形象“近妖”的印象，那是不能记在《三国演义》的账上的。
其三，以浪漫情调观情节。在古代章回小说特别是早期作品中，“讲故事”乃是第一位的任务，塑造人物则是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顺便完成。于是，故事的新奇、曲折、出人意表、扣人心弦便至关重要，而符合这些要求的故事情节，往往也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浪漫情调。对于《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情节，应当以浪漫情调观之。在有关诸葛亮形象的一系列情节上，这一特点更加突出。以浪漫情调观情节，就会感到《三国演义》充满奇思妙想，满目珠玑，熠熠生辉，令人读来兴会酣畅，从中得到美的享受、智的启迪。反之，如果简单而生硬地以历史事实来规范小说，以日常生活逻辑来否定那些浪漫情节，那就违背了基本的艺术规律，有意无意地导致一种倾向——以史实来颠覆《三国演义》。
三
对《三国》研究史的回顾与展望
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都是在逐步积累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只有充分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谈得上发展和创新；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前人看得更远。因此，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应该充分重视对其研究史的把握。在《三国》研究史方面，我付出的努力大概也是学界同行中最多的。
《三国漫话》，沈伯俊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81年底开始研究《三国演义》后，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系统搜集有关的研究论文和资料，逐篇阅读。1982年夏，我撰写了自己研究《三国》的第一篇文章——《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新华文摘》1982年第9期转载）。这篇文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三国》研究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介，使自己的研究立足于“心中有数”的基础上。
1984年，我发表了《近两年〈三国演义〉研究情况述评》（载1984年3月13日《光明日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4年第8辑转载），及时反映了《三国》研究的发展动态。
1986年，我发表了《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成都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87年第2期转载），1987年又发表其续篇《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再述》（载《成都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7年第4期转载），对1982－1986年间的研究情况作了概括评介。
从1983年起，我撰写了多届《三国演义》研讨会（全国性的、国际性的）综述。1987年起，又撰写了多篇《三国》研究的年度综述。这样做，既是为了及时反映研究的新进展、新问题，扩大其影响，也是为了为国内外提行提供参考。
《三国演义新探》，沈伯俊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996年，我发表了《八十年代以来〈三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稗海新航——第三届大连明清小说国际会议论文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概括了十六年来《三国》研究发展的基本轨迹，并就进展较大的八个问题分别予以评述：（1）关于罗贯中的生平籍贯；（2）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3）关于《三国演义》版本的整理与研究；（4）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5）关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6）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7）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8）关于“三国文化”研究。
1998年，我发表了《面向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入选论文集《〈三国演义〉与罗贯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成为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成绩最为显著的分支之一。短短二十一年（1980—2000）间，中国大陆公开出版《三国演义》研究专著、专书（含论文集）大约100余部，相当于此前三十年的二十倍；发表研究文章1600余篇，相当于此前三十年的十倍多。从总体上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在此基础上，我围绕“如何在新的世纪把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这一中心，提出五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略述己见：（1）新的突破必须以版本研究的深化为基础；（2）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3）必须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4）积极推进《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5）努力加强中外学术交流。
《沈伯俊说三国》，沈伯俊著，中华书局2005年版
2001年，我发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论争述评》（载《成都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8期转载），再次评述了1980年以来《三国演义》中进展较大的主要问题。
2006年，我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金文京合作，撰写《中国和日本：〈三国演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7期转载）。这篇长达2．2万字的文章，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对中日两国的《三国演义》研究予以回顾，指出了其中的特点、问题与不足，并对研究前景进行展望。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2007年，我发表了Studies of Three Kingdoms in the New Century（《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一文（载Three Kingdoms and Chinese Culture（《〈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一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向美国学术界介绍了中国《三国演义》研究的基本情况。
2009年，我发表了《国际汉学热中的〈三国演义〉研究——答马来西亚〈东方日报〉记者问》一文（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概括介绍了中国及世界各地的《三国》研究情况；指出中国和海外的《三国》研究，彼此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将继续产生影响；对今后的《三国》研究，也予以展望。
《你不知道的三国》，沈伯俊著，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
对《三国》研究史的持续关注，有利于我自己从宏观上把握研究的总体面貌和发展趋势，将研究置于较高的立足点上；有助于学界同行了解研究的新进展，选择适当的研究课题，减少重复劳动、无效劳动。这应该算是我对《三国》研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贡献。
四
多方阐释三国文化
随着《三国演义》研究逐步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三国文化”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一个相当广泛的的领域，关乎《三国演义》研究内容的拓展和研究成果的应用。对此，我也付出了比其他同行更多的心血，提出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观点。限于篇幅，这里仅就三个问题，列其纲目。
（一）对“三国文化”概念的界定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人们开始频繁地使用“三国文化”一词。然而，对“三国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却并未予以明确的界定。1991年11月在四川举行的“中国四川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期间，中外学者对“三国文化”的概念仍未进行深入而集中的讨论，但初步提出了两种观点：有的史学家站在传统史学的角度，认为“三国文化”即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我则从大文化的广阔背景加以观照，认为“三国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我于1994年发表《“三国文化”概念初探》一文（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作了更深入的诠释。
我对“三国文化“概念的界定，已经得到学界同行的普遍认同。
（二）关于《三国》的改编与再创作
早在明清时期，《三国演义》就成为戏曲、曲艺等各种通俗文艺最重要的取材来源。改革开放以来，各个艺术品种的改编《三国》之作又联翩而来，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为持续不衰的“三国热”增添了许多活力。对此，我关注时间之长，介入程度之深，在学术界大概也是不多见的。
例一，关于广播连续剧《三国演义》。
例二，关于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
例三，关于电影《赤壁》。
例四，关于新版《三国》电视剧。
关注《三国》的改编与再创作，不仅是要维护《三国》的文学经典地位，而且是要帮助艺术家们更好地传播文学经典，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的参与和论说，对不同的编导所起的作用大小不一，而在学界同行和《三国》爱好者中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关于三国文化旅游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三国遗迹和相关景点为考察对象和活动场景的旅游活动日益受到重视。许多三国史和《三国演义》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项工作，在旅游规划的制定、旅游线路的营销、旅游活动的设计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过，对这项深受重视的特色旅游，却很少有人进行学理上的探讨。对此，我也付出了较多努力。
从1992年起，我陆续发表有关三国文化旅游的文章约30篇。其中，理论色彩较强、学术水平较高的有5篇。这些文章，提出了几个重要的概念，阐述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1、为“三国文化旅游”正名。
2、阐明“三国遗迹”概念。
3、对“三国文化旅游”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三十余年来，我沉潜于《三国》的世界里，洞幽烛微，探求真知。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极少出门，极少应酬，几乎没有周末和节假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读书写作上，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的《后记》中，我写过这样几句：“朝迎启明，夜伴孤灯，寒宵独坐，其累何如；青丝渐消，华发暗生，病痛袭人，其苦何如；然而，看到工作一步步前进，其乐又何如!此中滋味，可解道分享者，惟有知音!”令人欣慰的是，在寂寞而艰辛的跋涉中，在海内外学术界同行和广大读者中，我赢得了许许多多的知音！
沈伯俊先生2016年8月24日于彭州白鹿镇
在治学的道路上，我虽无大的波折，但这样那样的困难仍有不少，不如人意之事也屡屡遭遇。不过，我始终坚信，一时的得失算不了什么，人生的意义，学术成果的价值和生命力，最终都将接受历史的检验和人民（包括学界同行和广大读者）的评判。因此，我一直保持着乐观开朗的心态和拼搏进取的精神。为了推动“《三国》学”的发展，为了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我将继续努力，努力，再努力！
作者简介：
沈伯俊，男，1946年4月生于重庆，原籍安徽庐江。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1980年参加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研究人员考试，以四川省文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历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理事、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系四川省学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在《三国》研究中成就卓著，被国内外同行誉为“权威的《三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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