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斌：在求是与创新中书写自我——写在《王辉斌学术文集》即将出版之际

期盼已久的《王辉斌学术文集》（以下简称《文集》），近日终于进入了制板、印刷的工序，如果不出意外，只要顺利地过了“装订关”，其发行全国，便指日可待。

这对于终年在书海里遨游的我来说，自然称得上是一件人生中的大事，因此，有朋友建议我写点什么以为纪念，而我也正有此意，于是，便有了这篇小文。

王辉斌教授

事情还得从2016年说起。这一年的9月，“中国唐代文学会第十八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会议期间，有朋友提出了为拙著编《文集》的建议，并就某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初步谋划，如以中国孟浩然研究会的名义组织编辑，组建“王辉斌学术文集编委会”等。

大约两个月后，我又就此事与有关方面进行了协商、沟通，如于出版社的选题报批、出版形式、合同签订，等等。

2018年 8月，趁在复旦大学参加“中国唐代文学会第十九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机，我又于会议期间对属于唐代文学方面的编委会成员（含有关海外成员）进行了逐一落实。

就这样，所有与《文集》相关的各种各类事项，在2018年12月前得以全部解决。由是，《文集》的编辑、文字录入、排版、清样校对等，即因此有序地向前推进。

但在去冬今春，因疫情所致，却又耽误了不少时日，这实在是有点人算不如天算的！

《王辉斌学记》

《文集》为十六开本，精装，十卷十册，约800万字，基本上是对我40多年（1977—2019）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份学术总结。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在《文集》所选收的22种著作中，并不包含一种约200万字的“别集校注”书稿（将另行出版套装本）。

这22种著作的时间跨度，由夏商周而清末民初，上下三千年，内容则涵括了商周逸诗研究、先唐诗人研究、唐代诗人研究、唐代诗人婚姻研究、《全唐文》研究、唐宋词研究、宋金元诗研究、明清小说研究、明清戏著史研究、唐后乐府诗研究、乐府诗批评史研究，等等。

这一系列的研究，即构成了我所倡行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成果最直接的反映。也正因此，三千年的“文学史打通关研究”，使得我数十年的研撰之所获，即因了这次《文集》的出版，而得以较全面、充分之展现。

我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是建立在这样的一种学术前提之下的，即每个朝代或者每个时期都要有至少是一种著作问世，除研究内容相衔接外，还必须立足于求是以为，即便是热点问题，也无不如此，如《文集》中的《唐宋词史论稿》一书，即可为例。

《唐宋词史论稿》

在西学东渐之前，人们之于唐宋词的研究（主要为词话著作与作品选评），已是粗具规模，而自西学东渐以来，这一研究即成为了一种专门之学。

我之于唐宋词的研究，既非是考察与勾勒其发展脉络，也不是对其中若干“知识点”做平面或立体之介绍，而是以“史”为线索，对存在于其中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属于文献学范畴的求是（可具体参见该书修订本卷首所附《修订本前言》），而此，即导致了我的唐宋词研究，与时人的唐宋词研究之大不相同。

所谓“求是”，虽为我所倡行的“三求原则”之一“求”（说详后），但说到底，其所强调的乃为研究对象中的问题意识（我将研究李白的一种著作取名为《李白求是录》，其意即此）。

《李白求是录》

比如，在已行世的各种词史或文学史著作中，几乎都认为“苏轼是宋词大量用典的第一人”，且从无人对此提出过异议，而我在《唐宋词史论稿》中，则以确凿的内证材料，首次对这种千篇一律的宋词研究进行了求是考辨，认为真正在宋词中“大量用典的第一人”，是有“浪子”之称的柳永而非苏轼。并认为：苏轼的“豪放词”在当时遭到了“苏门六君子”等人的极力反对，其本人也几乎成为了词体创作中的孤家寡人；被尊称为“英雄词”的辛弃疾词，其实是一种词的“变调”，一种仅供阅读的案头文学；凡称之为词者（无论是什么词），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缺一不可，等等。

仅此，即可见出我的唐宋词研究，确乎是与时人之研究大不相同的，原因则是求是乃贯穿于全书之始终。

谈到对唐宋词的研究，自然要涉及被称为“百代词曲之祖”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与著名的《忆秦娥》。这两首词是否为李白所作，历来颇具争议。且争议者又自行分为了两大“阵营”，即研究唐宋词者，几乎皆认为李白是这两首词的作者；而研究李白者，则几乎皆认为这两首词非李白所作。这是一种很有趣的“学术对立”。

《李白研究新探》

记得在一次“李白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有研究唐宋词者作大会发言，当其大谈李白这两首词的学术价值与词史意义时，主持人兼评论人即插言道：请先弄清这两首词的作者后再谈价值与意义。发言者脸色骤变，尴尬无比。

所以，我在撰著《唐宋词史论稿》时，即着眼于求是的角度，用了一整章的篇幅，对传世的全部“李白词”进行了逐一考察，最后得出结论，李白是诗人而非词人，现所存见之“李白词”全为后人伪托。

其实，真正能凸显我在“文学史研究打通关”中之求是特点的，是《文集》中的唐代诗人研究系列，如《孟浩然研究》、《孟浩然新论》（由《孟浩然年谱》、《孟浩然评传》、《孟浩然论丛》三者组成）、《王维新考论》、《李白研究新探》、《杜甫研究新探》、《唐代诗人探赜》、《唐代诗人婚姻研究》、《全唐文作者小传辨证》等。

《全唐文作者小传辩证》，王辉斌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版。

而其中，被我视为最具求是特点之精华者，则为54万字之众的《全唐文作者小传辨证》。本书是《文集》中唯一的一种单行本超过50万字的著作。仅从书名看，便可知这是一种以求是为准的的专书。

全书原为一摞6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始于1984—1988年我通读《全唐文》之际，前后历经35年而修订梓行，书中所辨证的作者小传数以百计，仅就专题辨证而言，《全唐文作者小传辨证》堪称《全唐文》问世以来的第一书。

虽然，在此书出版之前，清人劳格与今人岑仲勉都曾撰著各自之《读全唐文札记》，但二者之札记合计也不足万字，且辨证的作者小传也只有50篇左右。至若错误，两《札记》皆有。

对于劳、岑二氏《札记》之错误，我在《全唐文作者小传辨证》中，亦对其进行了程度不同之辨证。

从这一意义上讲，我的这一54万字的研究成果，其实是具有双重特点的，即其既考辨了《全唐文》作者小传之误，又辨证了劳、岑二氏《札记》之讹，而此，则皆与求是的关系密不可分。

《中国乐府诗批评史》

除了唐代诗人研究系列之外，《中国乐府诗批评史》的求是特点也甚为明显，如开篇第一章第一节《“前乐府”的文献依据》，即属如此。

长期以来，人们之研究乐府诗者，皆将颜师古《汉书》注之“乐府之名，盖始于此”八字奉为圭臬，且从无人对其产生过怀疑，于是，乐府诗始于西汉说，即因此而代代相传，并被写进了现当代的各种文学史教科书。

而本书之本章本节，则以求是为切入点，并将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互为关联，首次对“乐府始于西汉说”进行了全面、系统而翔实之辩驳，从而还“乐府诗肇始期”以历史真实。

同样的求是之况，亦存在于《唐后乐府诗史》之中。传统的说法，乐府诗至唐而止。而事实上，宋、辽、金、元、明、清六朝的乐府诗，才是乐府诗史上的一座真正的文学颠峰。

这一时期的乐府诗，以新乐府、拟乐府（即唐人所说的“古乐府”）为主，而新乐府中之即事类乐府、竹枝类乐府、歌行类乐府、宫词类乐府等，即为此期乐府诗之最重要者。

《唐后乐府诗史》

正因此，这一时期的乐府诗，无论是诗人数量抑或作品数量，都是数十倍、甚至是百倍于汉唐乐府，故而，其创作规模、文学影响、时间跨度等，都较汉唐乐府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所有这一切，即皆为《唐后乐府诗史》之求是所获。至于《文集》中的其它方面之求是，这里就不一一自数“家珍”了。

求是与创新，在我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中，既互为关联，又贯穿始终，因而在《文集》中随处可见。所谓“创新”，以我个人的理解言，主要指的是研究成果的原创性特点。

而我40多年的研究经历与经验又表明，原创性与求是，其实是具有很强的内在联系的，如上所举《中国乐府诗批评史》，即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此书之所以取名为“中国乐府诗批评史”，所表明的是其为乐府诗批评的通史而非断代史，而此，无论是于乐府史研究抑或批评史研究来说，都是属于一种具有原生态特点的本真研究的，前人所言“开山伐林”、“采山之铜”，即此谓也。虽然如此，但此书的第一章《“前乐府”批评》，却又属于地地道道的求是之作。

《王维新考论》

2008年，我曾在《王维新考论》的《自序》中，首次提出了“求实、求是、求真”的“三求原则”，而这一“三求原则”，即在《中国乐府诗批评史》第一章中得到了很好地落实与体现。

同样的情况，《文集》中的《乐府诗通论》、《宋金元诗通论》、《明清戏著史论》，以及《唐后乐府诗史》等著作，亦皆具有这种原创性特点。

拙著《乐府诗通论》出版之前，虽有一种《乐府通论》问世，但我之《通论》与该《通论》却迥然有别。对于该《通论》，拙著《乐府诗通论》第六章第二节之《王易及其<乐府通论>》已有评说，读者自可参看。

我的《乐府诗通论》，就其原创性特点而言，主要表现为：

《乐府诗通论》，王辉斌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1）全书之“通论”，在时间的跨度上是由夏商周而清末民初，凡三千馀年，绝非是只局限于汉魏乐府的《乐府通论》可比。

（2）在乐府诗史方面，首次将三千年的乐府诗分为“前乐府”（即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前的乐府诗）、“汉唐乐府”、“唐后乐府”三大阶段，并进行了论析。

（3）对三千年乐府诗史之“乐府演变论”、“乐府专书论”、“乐府批评论”、“乐府研究论”等，首次进行了多角度之立体观照。

这些“通论”内容，不仅自西汉扬雄《琴清英》问世以来的唐、宋、元、明、清无人关注，而且当今研究乐府诗者，也无只字之及，则其“开山伐林”特色之鲜明，仅此即可见其一斑。

《宋金元诗通论》

《宋金元诗通论》一书，为本研究领域中的第一书，因为在千年的宋诗研究史上，将宋诗与金诗、元诗作为一个“文学单元”以研究者，舍本书外别无他作。至若《商周逸诗辑考》、《唐后乐府诗史》、《明清戏著史论》等，亦皆属如此，此不赘言。

在我40多年的学术历程中，力主求是与创新，是我所遵循的两大学术原则，而提倡并践行“文学史研究打通关”，则为我所追求的一种具有宏大格局的学术目标，且穷年累月而不舍。

二者的相互交织与相互作用，不仅成就了《文集》所收入的这一系列成果，而且也使得我彻悟了人生中的学术“百味”，其中最关键者，就是只有一以贯之、持之以恒，才能成就一番事业，舍此别无它途。

王辉斌教授

我深感庆幸的是，自从步入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这道学术之门后，既不曾徬徨，更不曾退缩，而是数十年与其日出日落，相伴并行，因而才有了这套约800万字的《文集》的问世。

800万字的学术著作，对于我本人而言，可算得上是一份沉甸甸的成果，其所表明的是我40多年来，并没有虚度年华而辜负自我，辜负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2020年5月10日于古隆中求是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