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一：“三言”与“二拍”——《明刻三言二拍珍本丛刊》总序
有明一代，小说艺术已蔚为大国。明代初年横空出世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标志着一种时代风尚。它们几乎都是气势磅礴，恢宏雄健，给人以力与勇的审美感召。
《三国演义》邮票
明代中后期又有了新的发展，神魔小说《西游记》俏比幽托，揶揄百态，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丑恶现象。
世情小说《金瓶梅》展现了堕落时代市民王国的全景图，并把现实的丑引进了小说世界。从而引发了小说审美意识的又一次变革。
这些被鲁迅先生称之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的长篇小说，充分显示了它们的作者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对历史与生活的特殊的人生感悟。
与此同时，另一个引人瞩目的小说现象是：一些有远见的通俗文学的爱好者，不仅将原来流传的话本加以改写和润饰，汇集刊刻；有的人还运用话本形式创作新的白话短篇小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把这些作品称之为“拟话本”。
话本和“拟话本”都是白话小说，不同的是，后者已不单纯是说书艺人讲说用的底本，而是供阅读的案头文本了。“拟话本”的创作高潮，正是出现于明代中后期。其中代表人物冯梦龙和凌濛初就将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推到了另一个峰顶。
冯梦龙画像
明末天启年间（1621-1627）被人称之为“全能”通俗文学作家冯梦龙“因贾人之请”，先后编辑了《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见绿天馆主人《喻世明言·序》）。小说史家一向把这三部集子合称为“三言”。
《警世通言》刊行于天启四年（1624），《醒世恒言》刊行于天启七年（1627），而《喻世明言》的出版，又早于两书。“三言”虽非同时刊刻，但是它的编印，却无疑是一个有计划的工程。
传本《古今小说》扉页上有书铺天许斋的三行题识，中云：“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分之一为初刻云。”而在《古今小说》目录之前也题有《古今小说一刻》。
这说明《古今小说》本来是编者给自己篡辑的几部通俗小说选集所拟的一个总名。当《古今小说一刻》增订再版时，书名已改为《喻世明言》。而二刻和三刻正式出版的时候就都各自标明了自己的书名，即《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结果《古今小说》反而成了《喻世明言》的一个异名了。
冯梦龙不是一个普通艺匠，而是个心底有生活的独具只眼的文史大家。他对于这一百二十篇小说，并不是单纯的收藏和交付书商刻印，而是进行了一次谨慎的去芜取菁的遴选工作。
人们只要拿早于冯氏的洪楩编选的《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除独具艺术魅力的优秀之作《快嘴李翠莲记》未被收进“三言”中以外，其它冯氏书中没有入选的，大多是一些平庸之作。
因此，我们不妨这样看，尽管“三言”还不是宋、元、明三代话本小说的全集，但它几乎把当时广泛流行的脍炙人口的作品网罗无遗了。正因为如此，冯梦龙的同时代人，另一位著名小说家凌濛初在他的《拍案惊奇》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
独龙子犹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
事实上，“三言”一出，就不胫而走，其流传之广，读者之多，以及影响之深远，在古代短篇小说中几无与其相颉颃者，也是明证。
《警世通言》
冯梦龙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正当明代盛极而衰的时候。他的生平，在《苏州府志》卷八十一“人物”中，有简明记载：
冯梦龙，字犹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崇祯时，以贡选寿宁知县。
他约卒于南明隆武二年（1646）。他的一生只有那短促的四年游宦生活，而主要精力都用在编辑、创作方面。已知著述不下六七十种，堪称宏富，所涉猎的范围极为宽广，经、史、子、集，无所不治。尤精于戏曲、小说、俗曲等通俗文学。
规模宏伟的“三言”，更使他获得了不朽的声誉。已故友人魏同贤先生经多年搜集，选择海内外最佳版本，审慎整理，影印出版的《冯梦龙全集》共二十七种，约两万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这说明冯梦龙绝非轻材小慧的作家所能比肩。他把自己编选的小说分别题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同本人长期形成的小说观念特别是对小说功能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说冯氏“酷爱李氏（卓吾）之学，奉为蓍蔡”。
《冯梦龙全集》
李卓吾文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特点是敢于突破正统文人鄙视通俗小说戏曲的偏见，把通俗小说中的《水浒传》等和《史记》、杜诗并列，并认为至文无古今。冯梦龙也是如此。
在“三言”的各篇能体现冯氏小说观念的序文中都一致强调了小说的社会教化功能。他把小说当作严肃的“经国之大业”，治世的手段。在署名“绿天馆主人”的《喻世明言·序》中就说：好的小说能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
他重视小说所以能吸引人的原因，是它的艺术感染和它激励人、影响人精神的作用。在《醒世恒言》的序文中，除了反复强调小说的教化作用以外，甚至还把小说的意义提高到了以为有国者借鉴！这就同那些把小说当作雨窗寂寞、长夜无聊的消闲解闷的传统观念相悖。
《醒世恒言》
他公开为自己的小说选集命名为《喻世》《警世》《醒世》，用冯氏自己的话说，就是“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很明显，冯氏是想通过小说来劝谕世人、警诫世人、唤醒世人的。
当然，今天看来，这些提法是过分夸大了小说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不免有失之偏颇之处，但他提出的却是属于具有反传统观念的为人生而艺术的理论。
冯梦龙的“三言”堪称中世纪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这一百二十篇故事的题材极为广阔，几乎涉及了当时各个阶层，反映了生活的各个侧面，特别是对于城市市民的生活，有着更多的精彩的描绘。
其中有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有揭露官场罪恶的作品；有写诉讼案件的，也有写朋友友谊的作品。其中不少写文士风流韵事的故事，也有写神仙灵怪的作品，还有一些涉及少数民族苦难生活的作品。
而这一切的表现多又是出于市民的思想意识和市民的视角。这从一个方面来观照，正是市民日益强大并在小说文化领域寻求表现的反映。
冯梦龙邮票
在“三言”中，人物创造堪称群像罗列，相互辉映，即使一些次要人物也能写得十分传神。在编织故事上既有紧张激烈的冲突的营造，又有气象万千、惊心动魄的纽结。
而在节奏处理上，又善于在错综交织的矛盾中，用抒情的笔调进行点染，从而获得荡气回肠的诗意效果。至于艺术手法，既有大笔勾勒，也有工笔细描，繁笔简笔交错进行；而且在作品的许多节点上，都倾注着作者的强烈感情。
冯氏“三言”的编纂正处在一个狂飙突起的时代，正是一个思想世界跌宕起伏的时期。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交替之际，随着明王朝命运的日薄崦嵫，朝政专横腐败到了极点，社会风气淫靡堕落到了极限。上上下下一片混浊污秽的空气。
但是，理学家们却仍然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架势，括出“理”来窒息社会生机和人性的生机，以维系他们在政治上摇摇欲坠的统治。而当时一些头脑清醒、富有叛逆精神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史大家，如徐渭、李贽、汤显祖、袁氏三兄弟无不通过其作品吹起一股股强劲的心灵之风，来涤荡这恶俗浇漓的世道。
在这狂飙时代中，再次是个性发展思潮在文艺创作和美学思想中形成怒涛澎湃的时期，一反前一个时期僵化古板、扼杀性情的颓风。冯氏的“三言”产生在这样复杂的社会和思想氛围中，必然表现出相当复杂的思想内容。
连环画《杜十娘》封面
即使同一部选集中，思想倾向也颇不一致，甚至在一篇作品中，往往也有彼此矛盾着的思想观点。这又是我们客观认知“三言”时不容否定的事实。
“三言”以它的思想的新颖和艺术的魅力，一经出版，即震动了当时的小说界和出版界。明末清初的文坛曾经出现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短篇小说的收集和创作的热潮，且效颦之作蜂起。其中成就最显著的是凌濛初。他的初刻和二刻《拍案惊奇》就是在“三言”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凌濛初，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生于明万历八年（1580），比冯梦龙小六岁。出身于官僚家庭。十八岁补廪膳生，三十岁寓居南京。可能因为科举失意，乃入都谒选。
久之，归南京，开始编写《初刻拍案惊奇》，天启七年（1627）脱稿，翌年刊行。崇祯五年（1632），《二刻拍案惊奇》告成。他五十五岁作了上海县丞，六十三岁升任徐州通判分署房村，甲申（1644）正月，李自成义军进迫徐州，凌濛初不降，进行抗拒，而力量不敌，遂呕血而死。
凌濛初画像
凌濛初受冯梦龙的影响，一直致力于民间文学小说戏曲的研究。而着力最多，也最见功力的是短篇白话小说的创作。“二拍”就是他整理、改编和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简称。
初刻和二刻各四十篇，唯二刻第二十二卷《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与初刻重复，第四十卷为杂剧《宋公明闹元宵》。所以“二拍”实际共收小说七十八篇，每篇篇目不同于“三言”的单句篇目，两篇成偶，而是采用了章回小说的骈句形式。这七十八篇小说中大部分是凌濛初自己的创作。由此可见，凌氏是一位了不起的、产量丰富的短篇小说作家。
凌濛初的创作意旨和动机，他在《初刻拍案惊奇·序》说的很明确，归纳起来不外以下三点：
一是由于冯梦龙的“三言”“行世颇捷”，于是凌濛初即在“肆中人”的要求下编撰起《拍案惊奇》了；
二是宋元旧篇已被冯梦龙“搜括殆尽”，剩下的又是些“沟中断芜，略不足陈”，于是便“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
《凌濛初全集》
三是他加工创作小说是“文不足征，意殊有属”。联系他写的《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所说“其间说梦说鬼，亦真亦诞，然意存劝诫，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
这就说出了他编写小说的目的有进行说教与劝诫之意，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认为“二拍”确实有“诰诫连篇，喧宾夺主”的一面。
“二拍”的贡献在于它对晚明时期新与旧错综交织的复杂生活有生动的描绘，揭示了社会矛盾的某些方面，展现了这个特定时代的一幅幅风俗画，其可读性很强。但个别作品品味不高，乃至有堕入恶趣者。因此，一般读者和研究者普遍认为“二拍”审美价值略逊于冯氏之“三言”。
《拍案惊奇》初刻本为明崇祯元年（1628）尚友堂刊本，此本国内已亡佚，现存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此外，日本广岛大学还藏有一部三十九卷本，书名题为《初刻拍案惊奇》，缺原刊本的第二十三卷，将原刊本的第四十卷重复刊刻，作为第二十三卷补入书内。
《初刻拍案惊奇》
以上两种刊本均系孤本。清代刊刻的覆尚友堂本、消闲居本、苏州松鹤堂本、万元楼本、同人堂本、聚锦本、文秀堂本、同文堂本等，均为三十六卷本，其中缺原刊本的后四卷，原文脱误亦颇多。
从“三言”到“二拍”等话本和“拟话本”小说的兴起，是中国小说文化从内容到形式向生活突进的一大解放；同时又是中国小说文化走向群众，走向艺术高峰的一道桥梁。它为中国小说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从而使小说这个中国文学上的“私生子”，在文坛上争得了不容忽视的地位。
另外，“三言”“二拍”的出版，也大大促使了各种文艺的相互渗透和影响，特别是和说唱文艺及戏曲的关系更为密切。小说讲唱文学和戏曲艺术在题材层面上的互相借用、改编，大大促进了通俗文艺的繁荣，这也算是中国古代群众文艺的一件盛事吧！
宁宗一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于南开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