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民：纳兰成德在辑编《通志堂经解》中的作用
《通志堂经解》是清代最早出现的一部阐释儒家经义的大型丛书，收录先秦、唐、宋、元、明经解138种，纳兰成德自撰2种，共计1800卷。它一经问世，就引起人们的重视。从内阁武英殿到厂肆书籍铺，一版再版。经师、通儒都以拥有这么一部大型丛书为幸。尤其是乾隆皇帝，认为“是书荟萃诸家，典瞻赅博，实足以表彰六经。”因此，他借助编修《四库全书》之际，命令馆臣将《通志堂经解》“版片漫漶断阙者，补刊齐全，订正讹谬，以臻完善。”并作为《四库》底本刊布流传，用以“嘉惠儒林”。
然而乾隆皇帝对这部书署名“纳兰成德校订”却存有异议，乾隆五十年五月二十九日他颁布上喻曰：
朕阅成德所作序文，系康熙十二年，计其时成德年方幼穉，何以即能淹通经术？向时即闻徐乾学有代成德刊刻《通志堂经解》之事，兹令军机大臣详查成德出身本末，乃知成德于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举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进士，年甫十六岁。徐乾学系壬子科顺天乡试副考官，成德由其取中。夫明珠在康熙年间，柄用有年，势焰熏灼，招致一时名流，如徐乾学等互相交结，植党营私。是以伊子成德年未弱冠，即夤缘得取科名，自由关节，乃刊刻《通志堂经解》，以见其学问渊博。古称皓首穷经，虽在通儒，非义理精熟毕生讲贯者，尚不能覃心阐扬，发明先儒之精蕴。而成德以幼年薄植，即能广收博采，集经学之大成，有是理乎？[1]
但军机大臣的详查多有不实，事实上纳兰成德生于顺治十一年，中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举人，时年十八岁；明年参加康熙十二年癸丑科会试，时年十九岁。越三年廷对成进士已在康熙十五年丙辰，时年二十二岁，病故于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五月三十日，终年三十一岁。当时，调查纳兰成德的行年并不难，有《八旗氏族通谱》可查，有纳兰成德《墓志铭》、《神道碑》可考。而调查出的结果与事实如此不符，使人不得不怀疑军机大臣所为，是迎合乾隆皇帝的意图。
由于纳兰成德的父亲明珠曾结党营私、弟弟揆叙曾卷入皇子争夺储位斗争中、女婿年羹尧又因犯下重逆之罪被雍正帝处死等原因，乾隆帝一向对纳兰家族怀有成见。他否定纳兰性德《经解》的校订权，有其个人成见作祟。这样的异议难以使人信服，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就说：“然则《通志堂经解》一书，或不尽为徐氏代刻之，百年公论，后世自有知者。”[2] 笔者查考了纳兰成德、徐乾学、朱彝尊等人的著述，审其情实，纳兰成德应是辑刻《通志堂经解》的倡始者、资助者、和参与者。
一、倡始者。
清朝统治者定鼎北京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笼络民心，消除满汉隔阂，实行了开科取士、推崇儒学的文化政策。康熙皇帝亲政不久，就开经筳日讲，诏辑《四书》、《五经》，学习儒家经典。他下令将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理学确定为官方哲学,用以统一社会意志,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将朱熹倡导的“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确定为各民族和各界社会成员必须共同遵循的公共道德规范。由于皇帝提倡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八旗官员便上行下效,让其子弟努力攻读儒家经典,当时,还出现了竞相攻读经书、积极参加科举考试的局面。身为武英殿大学士的纳兰明珠，深知清庭的政策，为迎合康熙皇帝的旨意。他聘请多位汉族士子入府，课子读书，讲授汉族文化，以期他们成材，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由此纳兰成德渐染汉习，“才舞象勺，已通六艺”，后经正黄旗都统“开送礼部”，移送顺天学院。经过考试，“补诸生，贡入太学。”康熙十二年成德中举后，拜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徐乾学为座师，在徐乾学的悉心指导下，纳兰成德“益肆力经济之学”，他广泛收集《经解》书籍，曾“属友人秦对岩（松龄）、朱竹垞（彝尊）购诸藏书之家”，[3]又钞得徐乾学“传是楼”藏《经解》一百四十种。也就在这个时候，朱彝尊在帮助成德收购《经解》过程中，见“雕版既漫漶断阙”，“抄本讹误尤多”，深感宋至元明以来，谈经者局守一家之言,导致先儒的遗编失传很多,说经之书十不存一。于是劝告徐乾学“若《经解》仅有存者，弥当珍惜矣。”徐乾学因“感竹垞之言”，与纳兰成德“谋雕版行世”。[4] 徐乾学在《通志堂经解序》中称成德“尤怂恿此举，捐金倡始，同志群相助成，次第开雕。”；成德在《经解总序》中亦自称 “请捐资经始，与同志雕版行世”，二人表述是一致的。
二、资助者。
纳兰成德的父亲明珠是当朝宰辅，货贿山积，日进斗金，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纳兰成德经常从家里拿出重金来，帮助一些侘傺困郁的汉族士子脱危解难。辑编《通志堂经解》时，他又一次主动请求“捐资”，据说当时“畀徐健庵尚书费资四十万金”。[5]这笔钱主除了用于置办纸、墨、和刻印工具外，主要用来组织刻工队伍。《通志堂经解》原版版心下端镌有刻工姓名，粗略统计一下约有四五百人，单凭徐乾学当时的力量，是难以组织起如此规模的刻工队伍，只有纳兰成德父亲明珠才有此能量。而且这些刻工，大都是来自江南的名手。据专家鉴定，《通志堂经解》为清初软体字写刻本，所书字体优美端秀，所用纸墨莹洁光润，颇有宋椠遗韵。[6]这种字体，非欧非颜，非柳非赵，当时称为“馆阁体”，非精工良匠难以刻成，清初武英殿刻本（俗称殿本）用的就是这种字体，笔者由此怀疑《经解》的刊刻与时任武英殿大学士的明珠有直接关系。据王士禛《分甘余话》卷四记载“昆山徐氏刻《经解》，多秘本，仿佛宋椠本，卷帙亦多，闻其版亦收贮内府。”《经解》倘若为徐乾学组织刻工刊刻，刻板应收贮在“传是楼”(徐乾学的藏书楼），何以竟在内府出现？这说明《通志堂经解》的刊刻动用了武英殿刻工。《经解》完工后，刻板被这批刻工带到内府。《经解》的刊刻明里是徐乾学主持，暗里实由明珠在操纵。
三、参与者。
纳兰成德参与部分《经解》书的校订，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证之于他的好友朱彝尊的著述。朱彝尊也是辑刻《经解》的参与者，他曾向纳兰成德提供了“曝书亭”所藏“经解”书，如吴澄《今文尚书纂言》，据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卷二载：“曝书亭旧藏明嘉庆己酉顾应祥刊本，通志堂即依此付雕。” 卷首有朱彝尊题识云：
是书购之海盐郑氏，简端所书犹是端简公手迹也。会通志堂刻《经苑》，以此畀之。既而索还存之笥。壬申岁归田，检椟中藏本，半已散失，幸此书仅存。又七年，曝书于亭南，因识。竹垞七十一翁。
朱彝尊还为部分《经解》写了序言，如《周易易海撮要序》、《易璇玑序》、《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雪山王氏诗总闻序》等，均出自朱彝尊之手。[7]但在“通志堂”诸书初刊时，这些序跋却“刻在成德名下”[8]，惟有《刘公是春秋权衡序》后还署有“康熙甲寅十月后学秀水朱彝尊序”的落款。[9]作为参与者，朱彝尊对《经解》成书情况了解的最清楚，尽管他对徐乾学将自己写的序跋刻在成德名下的做法很有意见，（他曾把这事透露给理学家陆陇其，陆陇其在日记中添油加醋，一笔抹杀纳兰成德辑编《经解》的功绩），但他还是实事求是地对待纳兰成德在辑编《经解》中的贡献。他在康熙四十四年编成的《经义考》中，就著录了纳兰成德写的部分《经解序》，如《石涧俞氏大易集说序》（见《经义考》卷四十）、《王鲁斋诗疑序》（见《经义考》一百十）、《书张文潜诗说后》（见《经义考》卷一百四）、《东岩周礼订义序》（见《经义考》卷一百二十四）等，在这些序文开头，均醒目的标出：“成德曰”云云，这就肯定了纳兰成德也参与了对部分经解书的修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收入到《经解》中的纳兰成德自编书《合订大易集義粹言序》和《礼记陈氏集说补正》，在编著权问题上存有更大的争议。而朱彝尊在不仅在《经义考》卷六十八著录了纳兰成德《大易集義粹言序》全文，而且自己也写了一篇《合订大易集義粹言序》，收在《曝书亭集》卷三四。朱彝尊在《序》里叙述了《大易集義粹言》成书经过，帮我们廓清了争议的迷雾。他说：
吾友纳兰侍卫容若，以韶年登甲科，未与馆选，有感消息盈虚之理，读《易》渌水亭中，聚《易》义百家插架。于温陵曾氏种《粹言》、隆山陈氏友文《集传》精义一十八家之说有取焉，合而订之，成八十卷。择焉精，语焉详，庶几哉有大醇而无小疵也乎。刑部尚书昆山徐公嘉其志，许镂版，布诸通都大邑，用示学者。
所谓“消息盈虚之理”，指的是论述事物的盛衰变化或行为的出入进退。《易·丰》有“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等句，它辨证的启示着读者：人在吉顺时，常常会因此而得意忘形以至于招致灾难；反之，人在困逆时，又往往会因警惕自守而带来吉顺。纳兰性德十九岁参加会试，适患寒疾，未与廷对，心情当然不会好受，曾写下“紫陌无游非隔面，玉阶有梦镇愁眉”的诗句。但他很快调整好心态，因为他从《易经》中感悟 “消息盈虚之理”，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潜心向学，刻苦研读。由此他对《周易》发生了兴趣，在广泛收集《易》义的基础上，取宋陈隆山《大易集义》六十四卷、曾种《大易粹言》七十卷合而订之，刪去二书之重復，补陈书之《系辭》以下，且于陈书所集之二十家中，刪八家而补六家，间以“臆见考其原委，定其体例”，编成此书。其书“理”、“数”兼陈，不主一家之说。宋儒微义，略备于此。与朱彝尊《序》表述一致，纳兰性德在《大易集義粹言序》中亦说：“书成，请正于座主徐先生，先生曰：'善’。命梓之，附诸《经解》之末。”已经很请楚地说明了《大易集义粹言》成书的前因后果，《大易集义粹言》全书虽有八十卷，但编多著少，依纳兰性德的才华完全可以胜任，书成后，纳兰性德才出示给徐乾学，得到他的称赞，并作出收入到《经解》中的决定。可是偏偏有人在纳兰性德去世以后，生造出此书稿本是出自陆元辅的传言。许多人怀疑纳兰成德年少博植，非穷经皓首之通儒，难能成就此书，也就接受了这个传言。朱彝尊也闻知此言，所以他在《合订大易集義粹言序》中特举了魏晋时期少年奇才玄学家王弼的例子：
昔王辅嗣（弼）注《易》，每取旧解所悟者，多深斥阴阳、灾异、小数、曲学，专明人事。论者谓其独冠古今，出荀、刘、马、郑之上。顾官止尚书郎，年仅二十四而夭，说经者恒惜之。容若清才逸辨，兼工风骚、乐府、书法。即其会粹二书，不专言理，变占象数并收，补《大传》训注之阕，虽老儒亦逊焉。岂意短命而终，读其书，不禁兰摧而蕙叹也。
王弼少年即享高名，好谈儒道，辞才逸辩，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开玄学风气，竞事清谈。其注《易》偏重哲理，扫除汉代经学烦琐之风。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等。历史上已有少年才子独冠古今的先例，纳兰性德荟萃二书成巨帙也就不奇怪了。朱彝尊以王弼比拟成德，是对纳兰成德编著权的辩解与肯定。
收入到《经解》中的纳兰成德另一自编书《礼记陈氏集说补正》三十八卷，有人说亦为陆元辅著，“徐氏（乾学）以三百金买之，刻在成德名下。”而在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四十六，不仅著录为“纳兰氏成德著”，还引用了纳兰成德另一好友严绳孙对此书的评价：
《礼记》不以卫氏《集说》颁诸学宫，而专用陈氏《集说》取士，此苟且之图也。容若为补正之，习《礼》者试一取证，非小补矣。
由此合证，《礼记陈氏集说补正》的编著权也应归到纳兰成德名下。
当然，纳兰成德在编校《经解》过程中，得到了徐乾学、朱彝尊、严绳孙、顾湄、陆元辅的悉心指导和大量帮助。他写的《经解序》有许多是在师友们讲授指点下完成的。纳兰成德也不否认这一点，他在《经解总序》已经说明这部书是“与同志雕版行世”而成的。也就在这个时候，成德将其藏书室“花间草堂”改葺为“通志堂”，又冠为《经解》之名。所谓“通志”者， 志相通也。即有徐乾学在《经解序》中所说的“同志群相助成”和纳兰成德在《经解序》中所说的“与同志雕版行世”之义。
综上所说，纳兰成德是辑编《经解》的倡始者、资助者、参与者，并非坐享其成,假人代刻，而是但任着主编之一的角色。署《通志堂经解》为“纳兰成德校订”未尝不可。
注释: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7
[2] 叶德晖.《书林清话》[M].中华书局,1957.1
[3] 纳兰成德.《通志堂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
[4]徐乾学.《儋园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版）[M].齐鲁书社，1997.1
[5]邹弢.《三借庐笔谈》卷十一（《笔记小说大观》本）[M].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出版社， 1983
[6]王桂平.《家刻本》[M]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12
[7]赵秀亭.《纳兰性德著作考》[J].《满族研究》，1991年第2期
[8]陆陇其.《三鱼堂日记》（《丛书集成初编》本）[M].中华书局,1985
[9]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十著录《春秋权衡》十七卷（《通志堂经解》本）云：“納喇容若得宋四明史有之本重刊，朱竹垞彜尊因爲之序。”
该文曾发表于《满族研究》2005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