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外发现”到“千里追凶”：杀害李大钊的凶手，是这样落网的 / 四六文摘

1949年2月，在北京功德林监狱中，公安机关意外发现了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随后开始追查杀害李大钊的凶手：1951年吴郁文落网，交代了有关罪情与雷恒成相关情况；同年6月，公安机关收到有关雷恒成活动的情报。经过数月追查，1952年4月，雷恒成于上海被逮捕，对过去的罪行供认不讳......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相继落网，先后伏法，这也是对李大钊等革命先烈英灵的告慰。

近期上映的电影《革命者》，以李大钊被捕入狱前后为故事主线

遭吴郁文等军警强行逮捕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城里黑云压城，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等游行组织者身处险境。1926年3月末，李大钊等人接受了苏联使馆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秘密转移，迁至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俄国兵营内。

俄国兵营中的李大钊住所

但李大钊的处境日益险恶，许多密探想方设法侦探他的住处。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阎振山和厨师张全印，某次外出后即被秘密逮捕。此后，又有密探以工友身份打入兵营内部，掌握了一些情况。该名特务因形迹可疑，很快被赶走，但他仍探到李大钊尚未离开北京, 并将兵营绘图报告。于是，东交民巷口和苏联大使馆周围假扮成“ 东洋车夫” 的暗探增多了。

敌人除派暗探外, 还从叛徒身上找寻突破口。一日，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接到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命令，令他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审理共产党的案子。侦缉二队队长王景有和四队队长杨恩华带人赶到警署，见警察正在审问拷打街上散发传单时被抓捕的一个长衫青年。

经过严刑拷打和利诱劝导，长衫青年招供了自己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叛变投降后，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秘密及其他党员名单全部供出。吴郁文、雷恒成大喜过望，马上向总监陈兴亚报功，陈兴亚又报告给了张作霖。

李大钊（摄于北大任职期间）

1927年4月5日夜，按照张作霖的密令，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郁文、副处长雷恒成等人秘密开会，制订抓捕李大钊等人的行动方案。吴郁文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雷恒成是副总指挥，他们抽调来540名警察、宪兵和特务分成12个小组，按照叛徒提供的名单，分头捕人。

4月6日，吴郁文、雷恒成率大批军警如狼似虎般直扑东交民巷使馆区，强行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20多人，还抓走了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和其两个女儿。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李大钊、赵纫兰

就义之时，李大钊年仅38岁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被关押了22天。

心狠手辣的雷恒成，善于玩弄各种酷刑，故有“雷锤子”之称。他见李大钊绝不招供，令打手对李大钊施用了多种酷刑，百般折磨。电椅、老虎凳、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李大钊的指甲，鲜血淋漓，十指穿心，李大钊忍住剧痛，绝不屈服。

临刑前，李大钊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在《狱中自述》中自信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1920年，李大钊、胡适、蔡元培、蒋梦麟（自右至左）合影于北京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突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血腥政变，蒋介石撕下革命伪装，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指派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何丰林为主审法官，颜文海、王振南等为法官，在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客厅中进行了军法会审，经过70分钟的“法律”过场后，判处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死刑。

4月28日下午，天空阴霾，风沙蔽日。六辆警车鸣笛将李大钊等一行押至西交民巷京师警察厅看守所行刑，由奉军宪兵队营长高继武监斩，雷恒成率侦缉队参与执行。

李大钊身着灰色棉长衫，面容浮肿憔悴，留着浓密的八字胡，步履蹒跚地走向绞刑架，面对刽子手的绞刑架，李大钊和其同仁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血腥屠杀自下午2时起，一直持续至5时。尤其是对李大钊用刑，连续施刑达40分钟，其间雷恒成三次逼问李大钊：“投不投降？”李大钊坚贞不屈，神色不变，微笑摇首。绳索勒颈前，李大钊三次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就义前的李大钊

英勇就义之时，李大钊年仅38岁。

行刑绞刑架意外现身

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带领8名民警和1个班，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功德林监狱。当他们走进一间大房内，朱文刚看见靠墙处摆放着一座庞大的绞刑架，便询问在场的旧警察：“你们用这个洋玩艺处决过死刑犯?”

一个留用的旧警察回答：“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

朱文刚闻听“李大钊”三个字，对在场的旧警察厉声命令：“你们把它给我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说罢，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往市公安局汇报。

北平市公安局长谭政文听完朱文刚的汇报后，马上报告了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彭真意识到，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绞刑架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物，应当妥善保管。当即指示谭政文，由市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把绞刑架从功德林运送到北平历史博物馆。这座绞刑架被编为0001号文物，摆在陈列室最醒目的位置。

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器被意外发现，引起市公安局民警追查杀害烈士凶手的念想。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察处长冯基平收到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信中写道：

“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郁文，化名吴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菖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经过北京市公安局侦察处侦查员缜密侦查，1951年6月20日，化名为吴博斋的吴郁文，被抓捕归案。吴郁文对策划、抓捕李大钊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交代了副处长雷恒成等人的罪行。

当年报纸关于李大钊就义的报道

密件追查“了明禅师”

1951年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接到居民赵某的一封检举信，其内容是：

“谨向政府举报，数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露面的'了明禅师’，实系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他率领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致大钊和先烈数十人惨受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觅取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北京市公安局迅速上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遵照三人指示，查询“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和下落。

1952年4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集中抓捕了一批特务、兵痞和反革命分子，大镇反运动犹如狂风扫落叶一般，将浮在社会面上的特务恶霸、散兵游勇、反革命分子等恶势力扫荡得干干净净。同年9月，上海的镇反运动又进行了“补课阶段”，此时此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新成分局（今属静安分局）接到了一封市局转来的漆封、挂号检举信。

信中检举了一个叫“雷恒成”的人，系残害共产党早期领袖李大钊的主凶。检举人似乎对雷恒成的历史颇为熟悉，他曾历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沈阳宪兵司令部侦缉处处长等职，后又充任日寇侵占的宛平县伪县长，曾亲率侦缉队逮捕革命先驱李大钊、抗日将领赵尚志等共产党重要人物，以及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检举信最后提供了一条线索：雷恒成可能隐藏在上海跑马厅附近马立斯路（重庆北路）一带，听说他以“卖卜”谋生，此人有两个特征：其一是瘦脸、蓄山羊胡、大黄牙；其二是脖子上始终挂着金色的挂表，挂表盖上刻有“御像”，据说是清末皇帝亲自赏赐给他的，故此，他特别自豪，从不离身，时常向人炫耀。

新成分局局长马益三反复看了检举信，知道这封检举信的分量。他抓起电话叫来了六股股长王天杰，不由分说地下了死命令：限三天时间查个水落石出，如果属实，一定不能让他跑了，否则，拿你是问!

王股长岂敢怠慢，回到股里，立刻找来了鲁全发、夏咸俊和潘澄三人。王股长先让他们看了来信，反复叮嘱他们：根据检举信的内容，找个理由上门去摸一下情况，记住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走出王股长办公室已是傍晚时分，但秋老虎余威不散。他们先来到了马立斯路所辖的南京路派出所，向所长布置了查找雷恒成的任务。所长立刻找来了内勤小陈，关照她马上查找一下此人，查了半天却不见这个名字。

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海市档案馆藏）

三人大失所望地回到分局，匆匆吃罢晚餐，当晚又来到马立斯路附近的公寓和居民区，分头打听有无算命先生。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马立斯公寓（今重庆北路612弄）打听到了有个年近古稀、留山羊胡子的北方老头，住在马立斯新邨46号二楼，平时以算命为生，自称“了明禅师”。

此人平时深居简出，大门紧闭，房间里不时飘出喃喃自语的念经诵佛声，并伴有敲击木鱼的清脆声。这对老夫妻从不与邻居打招呼，更不来往，性格有点怪癖。但请老先生算命，他却能说会道，上知天文地理，下知历史掌故，一套一套的，讲一口京片子普通话，是个北方人，他老婆是个小脚老太，这对夫妻颇为神秘。

翌日吃罢早饭，又匆匆来到派出所，请派出所小陈继续查找住在马立斯公寓46号二楼的那个算命老头。此人户口内册上登记的名字叫赵志安，照片上的肖像留有山羊胡子。1948年8月，与老婆一起从台湾迁到这里。

对象有点似是而非，不知此“赵志安”与彼“雷恒成”，到底是否属同一人？只有上门观察一下，是否符合检举信上写的，满口黄牙和脖子上挂金怀表的特征，才能最终确定，故此，鲁全发自告奋勇地主动承担重任，上门打探虚实。

乔装登门探明虚实

鲁全发来到分局化装室，望着满屋各种服装和道具，他开始琢磨，以什么名义上门呢？检举信上说，对方以“卖卜”算命为生，于是挑选了一套灰色长衫，戴上配套的黑色铜盆帽，脚蹬圆口布鞋，揽镜一照，活像个乡下阔佬。

步行二十多分钟，鲁全发来到马立斯公寓46号二楼，敲了几下门，一个身着黑色对襟衣服的老太打开了门，好奇地问：“你找谁？”

鲁全发脱下帽子笑着说：“想请了明禅师算一卦。”

老太热情地迎客，小脚迈着碎步，对着屋里大声说:“老头子，有客来了。”

只听到“唰”的一声，挂在窗前的蓝粗布帘子突然掀开，写字台后面的藤椅上端坐着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瘦长脸、尖鼻子，头发和胡子已花白，皱纹交错，脸上点缀着老人斑，显出老态，但一双眼睛却颇为犀利。因天气炎热，他身着一件白色乔云沙圆领汗衫。老头瞥了一眼来者，便知是个乡下进城的阔少，赚钱的机会来了，便操着京腔拖着声调问：“小伙子，坐坐，是来求签的，还是来算命的？”

鲁全发（前排右一）与同事

鲁全发毕恭毕敬地说：“老先生，我刚从乡下来到上海，是来找您看相排八字的。”

老头审视了一下来者，嘴对着紫砂壶嘬了口茶，眯缝眼睛，不紧不慢地说：“把你的生辰八字和生肖报来。”

鲁全发虔诚地说：“姓李，木子李，名雪畴。下雪的雪，范畴的畴。19岁，属猴。”

见过世面的老头，一听心里有了底，便摆出一副料事如神的架势，套他的话问：“你是来上海找工作的吧？”

鲁全发一听频频点头，感叹道：“老先生真是料事如神，是来上海找工作的，打算到新闸路桥去报名，先来听您算一卦。”

鲁全发仔细观察老头，见他口开露出了一口黑牙，里面还镶有金牙，这种黑不是一般抽烟熏的黑，而是抽大烟，或鸦片所熏。

雷恒成案件相关档案

老头用枯瘦的指头捻着稀疏的胡须，摇头晃脑，念念有词：“小伙子，放心好了，你命里有双运。何为双运？就是财运和官运。你不但有财运，能找个好工作，而且还有官运呢。”

老头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鲁全发瞪着双眼洗耳恭听，虽然他是漫无边际地瞎侃，但这家伙确实是肚里有货，天南地北，人情世故，无所不知。鲁全发在其谈话中，仔细观察其面貌特征，长相、年龄、口音，尤其是那口黑牙，与检举信里反映的全部吻合；另一个特征，其布满皱纹的细脖子上确有一条黄澄澄的链子，但不知是否系怀表，上面有无清末皇帝的头像？

为了证实是否系怀表，鲁全发灵机一动，故意将掏出的硬币掉在地上，老头热情地低头弯腰替他捡了起来，圆领汗衫里面的那个怀表顺势掉了出来。鲁全发乘机一看，果然是块金色怀表，上面有人像，但看不清楚是谁。

目的已达到，鲁全发找个理由问时间。

老头掏出了汗衫里的金色怀表，随手取出写字台上的老花镜，打开盖子看了一眼。

只消老头看怀表的一刻，鲁全发早已看清了上面确有戴御帽的皇帝头像。这下可谓是铁板钉钉，没错，就是他！

元凶归案告慰先驱

鲁全发匆匆回到分局办公室，兴奋地告诉小夏和小潘：“这个赵志安果然是雷恒成，两个特征全部证实了，就是他，没错！”

那时分局只有一辆吉普车，还没有摩托车，也没有自行车，三人只能疾步赶往马立斯公寓。敲开门后，老太一看愣住了，虽然鲁全发换上了粗布黄军装，但老太一眼认出他就是刚来过的那个长衫青年。还没等她反应过来，三人不由分说地冲进屋内，老头正躺在藤椅上闭目养神。听到动静，睁开双眼，见是刚才来算命的小伙子，立刻明白了一切。

逮捕雷恒成后，三人一边一人押着对象，鲁全发走在前面带路，路上行人见状，好奇地驻足观看。

对雷恒成的调查表

回到分局，马局长亲自审讯这个罪大恶极的对象。马局长没有声色俱厉地训斥，而是平心静气地请他交代当年是如何残害李大钊的。任你和风细雨，还是狂风暴雨，老头就是一言不发，沉默到底。

经过一个多月的耐心教育，生活上给予优待，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老头明白大限已到，再沉默下去也是死路一条。10月20日清晨，他平静地对审讯人员说：“我原本想将这些历史都带进棺材里去的。一个月来，你们给予我生活上照顾，没有像我们那样严刑拷打阶下囚，令人感动，所以我还是决定向你们道出一切。”

雷恒成在历届北洋政府中一直供职于警界，1927年4月6日，任“安国军总司令部”侦缉处副处长兼侦缉队队长。他随侦缉处处长吴郁文一起，率部下直接执行了“四六”大逮捕，此后雷恒成又对被捕人员进行了残酷刑讯。东北易帜后，雷恒成担任东北军宪兵司令部侦缉处长，曾于1930年4月12日参与破坏中共满洲省委，并在审讯中对赵尚志等被捕人员使用毒刑，受到赵尚志的严词痛斥。

对雷恒成的拘捕搜查票

“九一八”事变后，雷恒成随东北军警撤退到北平，不久叛国投敌，追随殷汝耕组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靠日军作恶多端，因汉奸罪被国民党第29军逮捕并判处死刑，执行前脱逃。华北沦陷后，雷恒成又追随王克敏、王揖唐等大汉奸，投靠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河北、山东等地历充专员、道尹等伪职，最多时曾管辖22个县，双手沾满人民鲜血。抗战胜利后，雷恒成化名“了明禅师”，一度隐匿于北京，后潜逃台湾。

雷恒成不但参与了捕杀李大钊等革命领袖，还直接指挥和参与了多起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惨案。民国十七年三月（1928年），雷恒成率侦缉队员，将共产党北方局全部破坏，捕获了张铨林等中共骨干六十余人，将张铨林等18人处死，其余均被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