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从王元化的清园客厅里，思想传向全国理论界

昨天，作者（左）在加州大学视频参加导师百岁诞辰纪念学术研讨会会 储德天供

十大门生后学发起80岁论文集，首肯钱谷融、夏中义

1999年11月，王元化80岁生日，学术界、思想界一连串的生日庆祝活动。华东师大文学院、王元化的学生们倡议编印学术论文集，以志先生的寿诞。由王元化的门生后学朱杰人、吴琦幸、洪本健、胡晓明（执行）、陆晓光、巢宗祺、傅杰、蒋述卓、钱文忠、钱钢十人发起，组成编辑委员会，历时一年多的沟通联系，海内外鸿儒硕学惠赐学术论文，钱仲联撰写序文，撰稿者有季羡林、汤一介、张灏、庞朴、裘锡圭、李学勤、饶宗颐、王运熙、冈村繁、葛兆光、余英时、朱维铮、林毓生、周策纵、章培恒、李欧梵、罗多弼、墨子刻、成中英、马悦然等，结集为《庆祝王元化教授八十岁论文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庆祝王元化教授八十岁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王元化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发表、出版的书籍和文章总计约79篇（部）之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纪念文章是钱谷融先生的《谈王元化》。这篇最初发表在《文汇报》1999年11月的文章，成为解读王元化心灵和思想世界的妙文。钱谷融先生在1950年代提出“文学是人学”而被打入另册，到了新时期他成为引导社会思潮的重要人物。而他的《谈王元化》就是从一个人开始的，他自王元化的眼睛谈起，将王元化的个性和内在的心灵活动写得栩栩如生，更重要的是此文得到传主王元化的首肯，在王元化亲手编定的《王元化集》专门收录他人对王元化学术思想成就的“评论集”中列为首篇，同时还收录了夏中义的《王元化襟怀解读》。这两篇可以说是此一时期研究王元化的最重要的作品。

上世纪90年代，徐中玉（左）、钱谷融（中）、王元化（右）合影

与年轻人一同游杭州，爬山游湖中度过中国意境的80岁

在王元化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他的周围除了他的学生外，慢慢凝聚起一批高校、出版界、新闻界和文化界的青年朋友。王元化喜欢与青年人对话，不仅使青年人受到教益，青年人给予王元化思想上的启迪也是很大的。他喜欢跟青年朋友谈最近思考的问题，有的时候毫无顾忌地将正在思考的问题先行披露，跟青年朋友反复讨论，以臻完善，再动笔写作。

应家庭、学校、社科院、学生等热烈要求，王元化的80生日宴会举办了好几次。他并不在乎这种形式的东西，最好的庆祝是围绕着他谈论学术和思想。但是王元化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不愿意拂了众人的意，因此前后有了好几次的生日庆祝宴会。

作者吴琦幸与导师王元化

在上海社科院庆祝生日活动结束之后，王元化兴犹未尽，应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许江、舒传曦等的邀请，组织了一次杭州之游。杭州是王元化最喜欢的地方，除了灵隐旁的云栖小径，树林清晨的鸟鸣、云起云落的写作环境，中国美术学院也是他的情有所钟，他担任了此校的客座教授，还推荐了林毓生、夏中义等来此任教。这次杭州之游得到了该学院的热情欢迎，除了蒋述卓、吴琦幸、胡晓明、傅杰４位学生以外，同游者还有赵自、林其锬、许纪霖、钱文忠、兰云、高建国、翁思再、柴俊为、王为松、陆灏、吴洪森等。王元化事先约法三章：（１）每人的食宿费用自理；（２）出发之后，不接电话；（３）纯游玩，不再搞生日宴会的活动。

同行者不管什么身份，他们属于思想、学术上有着追求和勤于思考的年轻一辈，王元化看到他们，似乎从他们身上折射出当年的自己。他们一路上畅谈学术、历史、典故，王元化讲了他青年时代的几位老师的故事，更多的则是谈他正在思考的内容。他乐于跟朋友们交往，特别在进入1990年代，他的周围总是聚着一批这样的青年朋友。一行人游西湖、登孤山、观日出、赏落霞，在美丽而极具中国意境的景色中度过了王元化的80生辰。

客厅内青年朋友高朋满座：从这里思想流向全国理论界

由于王元化家中一卧、一厅、一书房，面积都比较窄小，无法接待众多的朋友和学生，也无法安静工作，1997年３月９日，新建成的上海图书馆为他安排了一间研究室，一直使用到他去世以前，他留下的一批档案后来就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1997年至2002年，类似的书房又不断搬迁。从最早的吴兴路到衡山宾馆，再到庆余别墅，王元化的客厅一直高朋满座，《九十年代日记》中仅有名有姓的客人就达到400多人。

听王元化谈思想、谈文化、谈他自己最近的新的课题等，是上海文化思想界的一件盛事。从这里传送出去的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脉动，王元化的思考在小小的客厅中向社会传播，“五四”精神、意图伦理、功利主义、顾准、杜亚泉、张中晓、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卢梭、鲁迅、第三次反思等，从这里传入上海，乃至全国的思想界。青年朋友们都有一种体会，在清园中听王元化畅所欲言，上下纵横，广征博引，都是随兴即发，彻底放开思路，往往比读他的文章更具有深刻性，此是围坐在元化身边的人都知道的。

王元化所著的《九十年代日记》，内含其1990至1999年撰写的日记

1990年代的沪上清园，成为当年上海思想文化界的一道风景线，王元化给了青年朋友很多思想理论上的教诲和指导，同时青年朋友们也反馈着很多最新的理论、思想、学术动态，这种双向交流，构成了王元化晚年反思不可缺少的资源。清园客厅中，王元化如涓涓泉涌的讲话和闲聊，不仅充溢着人文的关怀，而且通过互动，形成了学术和思想的各个领域的支援意识，为青年学子积累了宝贵的思想理论资源，而时代的脉动和理论的更新在这种互动中更加贴近现实。除了他的亲炙弟子之外，还有不少青年学者后来成为思想界、文化界的骄子，如夏中义、许纪霖、邵东方、汪丁丁、朱学勤等。

对鲁迅的评价颇有新意：过于看到人性阴暗面

今举笔者所闻之一例：王元化曾经发表多篇文章谈鲁迅，已颇具新意。但听他在客厅中谈的看法，更值得一提。

他说：自己年轻时崇拜鲁迅那种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喜欢鲁迅那支犀利而深刻的笔。但经历过一系列残酷斗争之后，重读了鲁迅的著作，才看出了鲁迅自身的众多自相矛盾之处。他说，鲁迅追求个人自由，但真不懂什么是自由，不懂自由需要制度化的保障。鲁迅的每一次变化都是“自我否定”或“自我嘲讽”。比如，鲁迅早年极力张扬个性的解放和独立，鼓吹尼采哲学，但经过一系列挫折和失望，他却像当时的革命青年一样转向左，当上了左翼文坛的帮主。他大部分骂人的杂文，都是左转后的产物；再后来，他又与周扬等左翼文人分道扬镳，大骂“四条汉子”，但有一点始终没变，那就是满腹的怨毒和好斗。鲁迅更愿意看到人性阴暗的一面，这方面看得准，打得狠，对国民性的批判深入骨髓。但鲁迅的怨毒也导致了他的好斗和不宽容。鲁迅说，我活着，不为爱我的人，而为恨我的人，我和恨我者斗，到死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其他诸如谈“五四”、谈教育、谈国家学说、谈哲学等，莫不是在这里先有大量的谈话，逐渐酝酿成熟之后再作文。总的说来，王元化谈话粗放，下笔严谨；谈话使人获得启迪和思想解放，文字则具有深刻的内容，表述也平和中道，其中经验性和理论性交融在一起。他因时而发的观点，结合个人的感触和史实，像黑夜中的闪电一样，给人深刻的启迪，同时也有很强很久的生命力和穿透力。

晚年为自己武汉人的暴躁脾气难以克制而感自悔

有喜悦也有烦恼。王元化对青年朋友有着真诚的友谊和关怀，但他对于学生的要求颇高，尤重做人之品格和学术研究之方法。但是有的时候免不了出现误会、冲突，甚至也会偶尔反目。王元化待人尤其是年轻人和蔼可亲，熟知他的人知道，王元化最看重的是人品。年轻人学术青涩、思想不深没有关系，他都以海量包容，但是对于人品的高低，他往往是最在意的，有的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而直言不讳，甚至得罪了一些人。

这一点，在王元化的晚年，他也认识到，并常常会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后悔，在日记中多处记载了“中午事不快”“年老易发怒，当控制”“引我不快”种种情况。颇有感受的许纪霖撰文说，如果王先生对你发脾气了，那就说明他不把你当外人了，是值得可喜可贺的。

1997年４月２日王元化日记中记读易中天《武汉人的脾气》，他联想到自己的脾气：“我祖籍江陵，生在武昌，也算是个武汉人，我觉得，除了作者所没有提到而应视作楚人（也包括武汉人）最大毛病的暴躁和冲动性格等等之外，他所说的也都是或多或少地接近事实的。我自己的身上就可以印证这些特征的存在。我自己就为自身的这份家乡遗产深感苦恼。我很不喜欢这种自己也无法控制的脾气，但是要克服却十分困难。它是遗传基因在人的气质上所发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脾气使人对武汉人也是讨厌的。”

他还会多次在公开的场合将自己的脾气不好，冲动和暴躁等等说出来，以获得友朋的谅解。

王元化与他的《清园论学集》

一生性格素描：“耿”“疙瘩”“飙”

笔者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王元化一生的性格，那就是“耿”“疙瘩”“飙”。

“耿”，是指他的倔强，凡认准的事情和观点不容易扭转，最好的例子是1955年时，只要他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就可以免去厄运，可以从隔离审查的黑暗中走出来。但他认准胡风不是反革命，当时胡风集团中甚至有人还并不完全认可他是自己人，他却在那厢为胡风不是反革命付出代价，直到临终前才吐露：“我对于胡风这个人可以说是很不喜欢的。但是后来说胡风是反革命我是不同意的，我始终不认为。”

“疙瘩”，王元化对事对人的极度认真、极度的严格和挑剔。他在学问上是“疙瘩”的，为了一个问题可以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地思考，他晚年在其论文集《清园论学集》上题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用夏中义的话来说：“王元化自年轻时起便有‘精神洁癖’，他绝不愿让一个未经独自思考且认可的观念永驻其大脑，否则他在40年代初就不会有第一次‘反思’了。但问题是，作为精神血肉，已在其身心活了半世纪多的既定观念，一俟经不起历史证伪，晚年元化依然不屈不挠地将它‘呕吐’掉，哪怕因此承受撕心裂肺式的痛楚。”王元化对人也是“疙瘩”的，他坦承待人，希望朋友之间也必须真诚相待，对真诚的执着，使他无法忍受师生、朋友之间的虚伪和欺骗，与有的人反目也都是这个原因。

“飙”，就是王元化所独有的自信心。自从事学术研究开始，王元化对于自己花精力做的学问，他都有这种自信。从孩童时期起他就是一个真挚诚实的人，到了老年还保持着一贯的正直、诚实、自信，当然他认为人总是有缺点的，因此他也会为自己一时兴起而发脾气或者误会而道歉。

对知识分子从政的思考：以鲁迅和胡适为例

2003年５月，笔者在清园与王元化谈知识分子的从政问题。

王元化说，关于知识分子也卷进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这个观察是对的。今天的知识分子没有自觉其为知识者的公共声音，而甘于与一般人群一样地贪图享受，甚至出现了很多虚假的、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的现象。熊十力说过的，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今天的知识之败，正在于不务潜修，这个潜修，就是要人静得下心来做学问。至于浮名的问题，我也想过的，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一点呢？保持自己的名节是好的，但是追求名声，却往往使人变得虚伪可憎。在过去的士大夫和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都可以找到利欲熏心、追求功名的人。很多读书人直到今天还在热衷当官。虽然，从真正的荣誉来看这也并不一定光彩。

17岁参加革命的王元化（左）和古稀之年的王元化（右）

王元化说，鲁迅曾称他对于地位、名声都不要。可是胡适晚年谈到鲁迅的一些政治表态时，却说他除了认识的原因之外，也含有追求名声的成分在内。鲁迅如果后来也能够像他早期在《野草》中所说的，“欲知本味，剖心自食”一样地去解剖自己，就一定可以在中国杰出的知识分子灵魂中，看出最隐秘最不容易被人察觉的奥秘。

至于胡适本人，他为了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不惜做出许多干犯众怒的事情，例如批评学生反对“二十一条”的游行，反对将溥仪驱出清宫等，似乎是我行我素，不在乎世人的毁誉，但是熟知他为人的学生却说他是很看重后世名的。从他日记准备给别人看，写信留底稿这方面来说，固然是出于一种喜欢整齐有序和细心谨慎的性格，但恐怕也是给人一种良好印象的出发点吧。

我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没有决断，没有做出最后的结论：需要否定追求名誉带来的负面作用，还是应该肯定？

李念编摘自《王元化传》第八章《欢乐颂》中《莘莘学子每怀靡及》《对名声和地位的思考》

【文末链接】

许江悼王元化：守望文化的传灯人，理性批判的启蒙者

作者：吴琦幸

编辑：李念 刘郑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