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当代中国摄影的第一线——专访映画廊艺术总监那日松
从图片编辑到策展人
马小呆：您是怎样和摄影结缘的？
那日松：我大学是中文系的，当时最想去的是《中国青年报》，1991年毕业分配工作时，稀里糊涂就进了《大众摄影》杂志。当时我对摄影还没兴趣，想跳槽也跳不出来。但我特别喜欢做编辑，所以还是很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慢慢地也就喜欢上了摄影。
90年代末是国内媒体发展最快的时候，我离开《大众摄影》后先到了一个摄影网站做了半年，然后就去了《北京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影响力大，挣得也多，但我其实不太喜欢报纸的快节奏，更喜欢在杂志做深度专题。
《大众摄影》让我掌握了国内摄影界的大量资源；网站的工作让我了解了网络的价值；《北京青年报》锻炼了我的快速采编能力。这些本事都有了以后，我觉得应该干点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情了，于是就去了《摄影之友》杂志做执行主编。
马小呆：2004年，您策划了规模庞大的紫禁城国际摄影大展，这是您第一次做策展人吧？
那日松：对，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故宫找摄影圈的一帮人座谈，原本是想搞一个拍故宫的摄影比赛。我觉得比赛格局太小，提议做一个户外的国际性摄影展，达到能真正跟世界对话的级别，因为故宫有这个资格。后来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我就成了这次展览的策展人。
马小呆：您从这次策展经历中吸取了哪些经验？
那日松：非常多的经验。展览从策划到开幕只有几个月时间，但是想请的那些世界著名的摄影家很难，因为我一个也不认识。于是就请我的好朋友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和法国摄影家阎雷请人，这件事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头绪，但对他们来说就是打打电话而已。我负责整个展览的策划和文案，包括展览画册——《影像的力量：紫禁城国际摄影大展作品集》，当时只用4天时间就编辑、设计完成了。那次展览对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只要敢想，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2002年我在巴黎看了卢森堡公园的户外摄影展，展览作品的尺幅很大，基本是1.8×1.2米，当时据说只有最好的摄影家才能在那里办展览。
故宫这个展览应该算是受卢森堡公园展览的启发，也参照了它的规格。但我根据故宫的宏伟规模，又做了很多更大的尺幅——6×8米，展览作品的数量也远远超出卢森堡公园的规模。那次展览的摄影家是世界级的，展览制作、展出水平是世界级的，故宫这样的展览地点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紫禁城国际摄影大展上，著名战地摄影家詹姆斯·纳赫特威的巨幅作品。
马小呆：您是在这次展览之后萌生了做策展人的想法吗？
那日松：当时还没有。做完紫禁城国际摄影大展的第二年，我被猎头公司介绍到了《PHOTO》杂志中文版。虽然《摄影之友》是我非常喜欢的杂志，我也为它付出了很多，但我最喜欢的是类似法国和美国《PHOTO》这样的杂志。
当然，这本“中文版”做了三期试刊后，因为一些其他原因，一年半后就无疾而终了。之后我去全景图片库工作了一段时间，期间我和金平共同创立了映画廊。后来，因为商业图片库实在不是我想做的事，我就离开全景图片库，专心来做映画廊了。
马小呆：从图片编辑到主编，从策展人到画廊负责人，这几个身份您最喜欢哪个？
那日松：我还是最喜欢做媒体，所以接手映画廊之后就做了《像素》杂志。《像素》就是我真正想做的那种杂志，但是时代慢慢地改变了，属于纸媒的最好时代已经过去。好在《像素》还正式做了5期，算是过了个瘾。《像素》是很理想、很美好的，但即使做到最好，也不可能达到摄影杂志辉煌时期那样的发行量和影响力。过了那个时代，我即使继续做也就只能是很小众，自娱自乐，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没有差劲的摄影师，只有不好的策展人”
马小呆：作为映画廊的艺术总监，您怎么判断摄影师作品的价值？什么样的作品会让您为其策划展览？
那日松：从策展人角度来讲，没有差劲的摄影师，只有不好的策展人。举个例子：在我给刘远做展览之前，他的争议非常大。大家认为他就是一个土豪，喜欢全世界游走，还疯狂出画册。但他的画册缺乏好的编辑和策划，受到不少批评。
但我看刘远的照片，却觉得他有自己独特的拍摄想法，于是就帮他从大量杂乱的照片中编辑整理出几个专题，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专题就是“红色影像之旅”。后来刘远逐渐受到摄影圈认可也跟这个有关系。今年我刚帮他出版了《活在广州》，也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画册。
马小呆：在策展时，您比较看重什么？
那日松：第一，我策划的展览比较强调社会性。展览内容具有社会影响力，并且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传播度，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第二，对于策展人来说，整个展场是一个完整的作品。每一个展览都要在视觉呈现上吸引观众，所以我在展览的呈现方式上比较下功夫。观众进展厅以后，视觉点一定要非常丰富，决不能仅仅在墙上挂一圈照片就完了。照片的呈现方法可以多样化——大照片能在视觉上一下子吸引人；作品除了挂在墙上之外还可以垂挂在展厅中间；还可以搭配灯光做一些影像装置等。
2016年映画廊启动了“映·纪实影像奖”，旨在发现、鼓励和支持关注民生、关注环境、关注社会变迁并具有非凡艺术创造力的中国当代影像创作者。
马小呆：您自己策划的最满意的展览是什么？
那日松：2011年任曙林的“八十年代中学生”摄影展是我觉得做得比较完美的。60幅没有剪裁、重新制作的照片分别装裱在三个不同颜色的相框里，比正常的素色相框更加营造了青春的感觉；与此同时，还有十几幅任曙林当年制作的原作照片。我还用任曙林当年征集的中学生写的诗歌，做了一个6×3米的诗歌墙，在展厅中就像一个青春的纪念碑。最后，我从任曙林当年拍摄的北京一七一中学借了一批老桌椅，在墙上贴上从照片里截出来的当年的标语，在展厅里复原了一个当年的教室。现场同时放着他当年拍的纪录片《夏日的回忆》。
在这个展览之前，我还请任曙林和民谣歌手钟立风做了一次音乐影像展，相当于任曙林展览的一个预热，也试探一下观众对他作品的看法。所以那次展览特别成功，媒体报道量可能也是中国摄影之最了。
“八十年代中学生”任曙林摄影展。
映画廊的未来
马小呆：2017年是映画廊成立十周年，您觉得这十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那日松：最大的变化还是从最初的纯画廊慢慢向综合性摄影中心的转型。2007年左右是中国摄影市场特别火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当代艺术，包括当代摄影。一开始，我是想做一个商业画廊，真正成立以后，好日子也就不到一年时间，金融危机后市场一下就不行了，画廊对我和合作者来说变成了一个大包袱。
我本来对销售照片就没兴趣，与其卖照片，还不如卖展览。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租场地、策展、出版画册等一系列活动的打包费用，比卖照片挣得多。再加上我本来擅长的领域就是策划、编辑、出版，所以就发挥自己更有优势的一方面。如今，虽然不能说成功，但至少保证映画廊一直还活着。
通过后来不断走访国外的摄影机构，我觉得映画廊的路走对了。国外的摄影机构背后都有非常强大的基金会支撑，我们做不到，所以只能增加一些商业性内容，综合自身经营和少量社会赞助，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马小呆：您对未来有什么期许？
那日松：首先是让映画廊继续健康发展下去，尽量达到我理想的目标；同时希望早日有真正懂得专业运营和管理的人加入映画廊的团队。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不过多地陷在事务性工作中，而有时间利用自己的资源撰写或者编辑一些与摄影有关的书。这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
那日松
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进入《大众摄影》杂志社任作品编辑；
2000年起，历任《北京青年报》图片编辑、《摄影之友》执行主编、《PHOTO》中文版执行主编、全景视觉传媒副总裁；
2004年，作为故宫博物院80周年系列庆典重要活动之一，以“文明对话”为主题策划紫禁城国际摄影大展；
2007年，联合创办“映艺术中心/映画廊”；
2009年，创办影像杂志《像素》；
2015年，创办“故乡的路：中国少数民族摄影师奖”；
2017年，创办“映·纪实影像奖”；
20多年来，曾为众多国内外著名摄影家策划展览、出版画册，曾多次担任国内外摄影节及大型摄影展策展人。
映画廊策划出品的部分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