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中的规矩之道 满新英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重要代表人物，地位仅次于孔子，被尊为“亚圣”，与孔子合称为“孔孟”。《孟子》一书是孟子言论的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全书共七篇，篇目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每篇又分上下。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列为“四书”，该书由此升格为儒家的主要经典，成为士人们的必读书之一。
　　《孟子》记录着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孟子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提出“王道”“仁政”的政治学说，倡导“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诸侯割据争霸，政局动荡混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希望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政治秩序。因此，《孟子》中有不少关于规矩的论述，体现了他的规矩之道。
　　重规矩：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规矩，即规和矩，指圆规和曲尺，原意为校正圆形和方形的工具，后引申为标准、规范、法则、制度等。在《孟子·离娄上》第一章中，孟子开门见山揭示了规矩的重要性。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相传是黄帝时期目力极强的人，能于百步之外望见秋毫之末。公输子，即公输班，鲁国人，因之又叫“鲁班”，古代著名的能工巧匠。师旷，春秋时期晋国著名乐师、音乐家，辨音力极强。孟子强调，即使以离娄那样好的视力，公输子那样好的技巧，如果不用圆规与曲尺，也不能准确画出圆形和方形；即使有师旷那样好的听力，如果不按照六律，也不能校正好五音；即使有尧舜的学说，如果不行仁政，也不能治理好天下。在这里，孟子从成“方圆”的“规矩”、正“五音”的“六律”，引申出治理国家也需要有规可循。
　　治理国家的规矩来自哪里？在孟子心中，治理国家最好的规矩是效法尧舜的“先王之道”，实行仁政，因为尧舜正是其性善论的典范。同时，孟子强调仁政的关键在于“行”。“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他认为无论多么好的治国理念，如果君王只有仁爱的心和仁爱的名声而不行先王之道，是达成不了仁政的。相反，只有良法而无具有德行的人来实施，这些好制度也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因为制度要靠人落实、靠人去行动。让不仁的人处于统治地位，只能是把他的恶行传播给百姓。所以，圣人“既竭心思”，穷尽脑力，再坚持“仁政”这一标准，仁爱德义就覆盖天下了。
　　规矩如此重要，如果没有规矩会怎样？《孟子·离娄上》中道：“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在孟子看来，如果国家治理缺少规矩，在上的没有道德规范，在下的没有规章法度，朝廷不信道义，工匠不信尺度，官吏触犯义理，百姓触犯刑律，国家还能生存的，那实在是太侥幸了。所以，相比于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礼义、教化和先王之道对国家更为重要。如果上位的人没有礼义，下位的人缺少教育，违法乱纪的人越来越多，国家灭亡也就快了。
　　学规矩：人人皆可为尧舜
　　孟子强调必须按照规矩的标准做人做事。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他以圆规和曲尺是方圆的最高标准，引申出圣人是做人的最高典范。认为想成为好君主，就要尽君主之道；想成为好臣子，就要尽臣子之道，而君道和臣道的标准就是圣人，即效法尧舜。孟子主张规矩不能随意改废。他举例说：“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后羿教人射箭时，一定拉满弓，学的人也要努力拉满弓。高明的工匠教人手艺，一定依循规矩，学的人也必须依循规矩。这里，孟子认识到只有坚持按规矩做事，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学规矩，该用什么方法？公孙丑苦于入道之难，曾因此问孟子，圣人之道很高很好，但追求它就像登天一样，似乎高不可攀，能不能降低一些，使其变为可望又可及的目标，从而鼓励人们每天坚持不懈地追求呢？孟子认为，真理不能降格以求，不能因标准难以达到就降低目标。如《孟子·尽心上》中道：“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赞赏地指出，高明的工匠不会因为拙劣工人而改变或废弃规矩，后羿也不会因为拙劣的射手而改变拉弓的标准。君子教导别人正如射手张满了弓，却不发箭，只是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站立在道的中间，有能力的人便跟随而来。孟子认为，不能因为学习能力不足而降低规矩的标准，但教的人要注重启发引导。再如，《孟子·尽心下》中道：“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梓匠轮舆指古代制作器具、房屋、车轮、车厢的四种工匠，此处泛指工匠。这里，孟子告诫人们，能工巧匠只能教给人制作的规矩和法则，却不能够使人一定具有高明的技巧，技巧只能靠自己去琢磨去寻求。强调学习规矩仅凭老师教是不够的，还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以，圣人并不是高不可攀，只要遵循规矩努力去做，“人人皆可为尧舜”。
　　守规矩：仁义礼智根于心
　　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而仁政的实施依据是人内在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实现方式是行先王之道，中间环节是人各修其身。因此，孟子尤其重视规矩对治国修身的规范作用。他基于“性善论”，创造性地提出“四心”“四端”和“四德”。《孟子·公孙丑上》中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孟子看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发端，“四端”就像人的肢体一样，是与生俱来的。用“四心”规范人的行为，把根植于心的仁义礼智，外化到日常行为当中去，才能更好地守规矩。
　　首先，要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孟子称之为“仁”。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是人生来就具有的道德本能，是人们向善之心自然流露的一种外在情感表现。正是因为有了恻隐之心，人们懂得了忍耐与忍让，学会了善待他人，使“仁”“爱”成为待人接物的标准。恻隐之心希望行善避恶，体现在行为上，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其次，要有羞恶之心。羞恶之心就是羞耻心，孟子称之为“义”。“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认为，人不能没有羞耻，不知羞耻的那种羞耻，才是最大的羞耻。义指正道、正直、道义，它对人的行为做出明确的规范。“义”与“耻”提醒人们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告诫人们必须坚守的规矩底线，是守住规矩的第一道闸门。再次，要有辞让之心。辞让之心就是恭敬之心，是指对人对物要心怀敬畏，孟子称之为“礼”。“礼”是把“仁义”的要求具化，进而成为道德的准绳，对人的道德行为进行规范与节制。心有所畏，才能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最终达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最后，要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指明辨是非的能力，是对自我或他人言行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是否符合道德规范的判断和表达，因此被孟子称之为“智”。社会中充满各种诱惑，什么是正当的，是应该追求的，什么是错误的，是需要摒弃的，人们必须不断积累自己的“智”，才能明辨是非。
　　孟子的规矩之道，为后人提高规矩意识提供了思想典范。坐落于山东邹城的孟府，是孟子嫡系后裔居住的宅第，孟府大堂正中门楣上悬挂着“七篇贻矩”题匾，由清雍正皇帝御赐。“七篇”是说《孟子》共七篇；“贻”有赠与的意思；“矩”就是规矩。“七篇贻矩”是指孟子的学说是修身处事、励志为人的规矩。大堂的东西两侧分别放置着日晷和嘉量，这是我国古代的计时仪器和计量工具。日晷、嘉量是规矩的物化象征，时刻提醒人们要用标准的尺度和规范来约束行为，寓意后人要知廉耻、懂敬畏、讲规矩，行人间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