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炳辉将军和夫人张明秀
成都党史 红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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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成都党史 、总字部队子弟
罗炳辉、张明秀夫妇
从富家的倔小姐到向往光明的女娃儿,从红军排长到抗大优秀学员,从周恩来的秘密交通员到敌后游击队长。历经坎坷却不改信仰,跌宕一生却无悔选择,身经百战却不言功绩,尝尽苦难却忠诚依旧。这就是罗炳辉将军的夫人张明秀坎坷而又辉煌的人生传奇……
张明秀是原昭化县(今广元市)虎跳驿镇南斗坝(现广元市昭化区虎跳镇南斗村)人,1918年2月6日出生在一个富豪之家。家有良田百亩,商船数十艘,富甲一方。后虽一度衰落,但她的母亲是剑阁县一家豪门巨富的独生女,嫁到张家时,带来了数不清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箱柜妆奁,仅送亲队伍就排了一里多长,所以家中一直生活无忧。
张明秀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据说她的母亲在分娩前夕,梦见一只燕子绕梁飞舞,家人大喜,都认为是个好兆头。父母给她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燕平,昵称“燕娃儿”,直到进了学堂,才改名为张明秀。
少女时代的张明秀以“倔小姐”而闻名乡里。她性格豪爽,心地善良,没有一点小姐架子,与佣人丫环亲如兄弟姐妹。母亲要她裹小脚,她坚决不肯。父母非常疼爱这位倔女儿,把她送到新式学校上学。上学读书后,张明秀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逐渐接触到新思想新文化,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攻占了昭化,嘉陵江两岸燃起土地革命的熊熊烈火,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得轰轰烈烈。张明秀的父亲虽然表示要把土地分给穷人,被红军视为开明地主,但还是被革命的热潮吓得躲进了县城。一心向往革命的张明秀坚决要求参加红军,母亲派佣人丫环守着她,又派妹妹张明莲看住她。可结果,张明秀却说服妹妹一起赶到木马寺,找到苏维埃政府报名参加红军。当负责扩红的负责人得知她家是地主时,问她:“你是发财人家的小姐,为啥要当红军呢?”张明秀急了:“发财人家的小姐就不能当红军,闹革命吗?”那位负责人觉得她说得对,但又做不了主,便叫她去找当时的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熊国炳见姐妹俩革命意志坚定,便答应了她们的要求。这一年,张明秀17岁,妹妹13岁。这一走,一直到1958年,张明秀才又回到家乡,见到了久别的母亲。
参军后,张明秀作战勇敢,工作出色,很快就当了排长。长征开始后,部队遇到一条冰河,水流湍急,河里全是大大小小的冰块。张明秀紧紧攥着妹妹的手一起过河,却不幸被一块大冰撞击,跌进水中。张明秀被战友们救上来时已经昏迷,14岁的妹妹明莲却永远没有醒来。 1935年6月,红军翻越海拔4000公尺且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就在到达山顶时,张明秀一个踉跄跌下山崖,幸被一丛荆棘挂了一下,跌入悬崖边一个不大的平台。战友们将绑腿连接起来放了下去,才将多处负伤的张明秀拖了上去。
在艰难的长征途中,张明秀入了党。1936年10月,张明秀到达陕北延安,被分配到宜川云岩镇妇女干部学校任党支部书记兼一连指导员,后经何长工批准进入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恰在这时,罗炳辉也来到抗大,他们在一起学习,一起听报告,两人由相识到相知,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后经何长工夫妇的热心撮合,两人于1937年9月结婚,毛泽东亲批“同意罗炳辉和张明秀同志结婚,并祝永远幸福”。
婚后不久,罗炳辉就以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身份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8年2月,张明秀也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机要秘书,还兼任中共湖北省委的秘密交通员。一天夜晚,周恩来交给张明秀一项紧急任务:连夜找到并通知几位同志在拂晓前转移,能烧的文件烧掉,不能烧的立即送到办事处来;外地同志能返回的返回,不能返回的立即搬到办事处。张明秀机警地在武汉三镇奔走了一整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39年春天,周恩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在军部大礼堂做报告。他在人群中发现了时任教导总队女生队政治指导员的张明秀,朗声说:“哎呀,张明秀同志,你怎么到这里来啦?”张明秀调皮地说:“是组织上派我来,可不是我自己私自跑来的啊!”周恩来高兴地把张明秀介绍给在场的叶挺和项英,说:“这是我的老同事张明秀同志!长征过来的。”张明秀连忙纠正说:“啥子同事吆,我和你是被领导和领导、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周恩来说:“我们曾经在一个机关工作,在一个大锅里吃饭,还不是标准的同事么?”在场的同志们都笑了。
1939年4月19日,罗炳辉奉命从苏南返回新四军军部。在云岭,军长叶挺为罗炳辉和张明秀拍摄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照片中,身材魁梧的罗炳辉英气勃勃,全副武装,席地盘腿而坐,脸上溢满笑意。并肩坐在右侧的张明秀一身戎装,紧扣着风纪扣,腰扎皮带,打着绑腿,两腿并拢,双手抱膝,军帽下露出乌黑的齐耳短发,一脸灿烂的微笑。这年,张明秀刚满21岁,罗炳辉42岁。
1943年12月25日,夫妻俩的爱子降生,罗炳辉以“新四军时期生于安徽”之意,给儿子取名“新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炳辉率部北上山东,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当时他虽已身患重病,但仍亲临前线部署作战。1945年12月16日,张明秀在临沂生下幼女,取名鲁安。这一年,罗炳辉前妻所生之女罗镇涛也到了山东,合家团聚。罗炳辉对张明秀的付出深为感动,他在枣庄前线给妻子写了一封信,除了谈到长女镇涛的教育外,还殷殷询问:“新安这一向怎样?讲了什么话?鲁安更好玩了,我均很想念。”罗炳辉最后深情地写道:“秀,你对我特别照料关心,可是我对你母亲的安慰信写得太少了……”
张明秀万万没有想到,这封信会成为丈夫的绝笔。经过9天的鏖战后,枣庄解放。当晚,罗炳辉在主持高级干部会议时发病昏倒。1946年6月21日,罗炳辉病情恶化,不治逝世,终年49岁。6月23日,解放区10万军民为罗炳辉送葬。张明秀悲痛欲绝,跳进坑里抱着丈夫的棺木痛哭。这一年,张明秀才28岁。
解放后,张明秀历任华东局卫生部人事科科长、人事处副处长,华东干部子弟学校校长,上海瑞金医院党委书记,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等职。1984年离休。 2011年6月13日18时15分,张明秀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3岁。 陈毅曾挥毫写下长诗《悼罗炳辉将军》,诗中的“患难共朝夕,奋斗与君同”正是这对革命夫妻“共在长征路上,同在宝塔山下,并肩新四军中,心向共产主义”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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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作者:罗新安
2014年1月中旬,老友赵金川从北京来电话。原来,北京的朋友们听说我爸爸罗炳辉有一个女儿留在延安务农,生活十分困难,他们准备援助,先找我了解一下情况。当我把情况告知后,赵金川说:“你要把这些情况写出来,否则以后就没有人知道了。”
2012年1月,北京老知青秦征发表了一封信,要求延安领导关心罗炳辉的女儿。2年来,有关的报道不断见诸于网络,特别是“红色商铺:罗炳辉与杨厚珍的孩子们”和“一张老相片背后的故事”等影响很大。
我很快写出“也谈罗炳辉与杨厚珍的孩子们”一文并立即发给老友金川。金川看后回复“写的很清楚也详细。我将把罗大哥的这一篇说明,原原本本的转发有关同志,以正视听。金川”
2月1日年初二,我们兄弟姐妹聚会。当谈及我的博文“也谈罗炳辉与杨厚珍的孩子们”时,我的小妹妹看到“张明秀是第三者时”,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她就听说过,消息来源于北京我们的大姐罗镇涛处。后来,我的小妹妹告诉我母亲,我母亲一笑了之。
回来后我久久不能平静,我已经70岁了,有责任把真实的情况留给后人。
我爸爸先后结过三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李桂秀是父母包办的。留有一子罗代勋,1950年冤死。
爸爸的第二任妻子是杨厚珍。杨厚珍是瑞金一米商的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喜欢吃喝玩乐。17岁时嫁给江西的一县长作姨太太,由于该县长是云南人,所以与我爸爸等一伙云南籍军官关系密切、称兄道弟。1928年初,那位县长突然去世。大太太就把杨厚珍卖入妓院。我爸爸等一伙云南籍军官看不过去,就凑钱替杨厚珍买了一个自由身。杨厚珍获得自由身后就缠着我爸爸,1928年春,与我爸爸结婚。婚后5、6个月,杨厚珍生了一对双胞胎,我爸爸不认,杨厚珍只得把孩子送回娘家抚养。1929年底,女儿罗镇涛出生。
1929年夏,我爸爸准备起义,杨厚珍反对。为了不妨碍起义,我爸爸把杨厚珍骗回娘家。起义后,杨厚珍到红军吵闹,要求我爸爸给她2万元后离婚,我爸爸十分痛苦。由于我爸爸没有2万元,也就没有离成婚。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我爸爸在九军团,杨厚珍在中央纵队,长征中,他们始终没有见过面。我爸爸先后经历一、四、二方面军,到达陕北时已是1936年10月了。罗炳辉与杨厚珍已经2年没有见面了。罗炳辉到陕北后得知杨厚珍正在医院里生孩子(罗凤英),马上火冒三丈,拔出枪要到医院里找杨厚珍算账。后经周恩来、朱德亲自作工作,我爸爸才作罢。1937年4月经毛主席批准离婚。
我母亲张明秀是爸爸的第三任妻子,是在抗大学习时,经何长工夫妻介绍认识,1937年9月,经毛主席批准结婚。周恩来、邓颖超出席了婚礼。育有一子一女。
罗炳辉将军(左)与夫人张明秀
我爸爸留有四个孩子:长子罗代勋,长女罗镇涛、次子和次女。
罗镇涛小名吉安,出生后不久,我爸爸就把她送给一云南籍的俞姓战友。1938年通过组织找回,俞姓战友已故,俞妈妈替人帮佣维持生计。俞姓的爸爸妈妈虽然生活十分拮据,但是对小吉安溺爱有加,所以小吉安任性、淘气,于是爸爸给她起了大名罗镇涛,意思是要把淘(涛)气镇压下去。
爸爸和妈妈(张明秀)对罗镇涛十分照顾。不久日军进攻武汉,爸爸妈妈要上前线,就把罗镇涛委托给云南籍资本家李岳嵩抚养。李岳嵩视罗镇涛为己出,抗日战争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1946年春通过组织把罗镇涛送到临沂与我们团聚。由于罗镇涛长期过着优越的生活,吃不了苦,爸爸看了很生气,要打她,我妈妈张明秀总是站出来保护罗镇涛。爸爸的最后一封信的大部分就是谈罗镇涛的教育问题。
1946年6月5日,罗炳辉在山东临沂住所与夫人张秀明、长女罗镇涛、次子罗新安、幼女罗鲁安合影。
1946年6月爸爸去世后,妈妈听说可以送烈士子女到苏联留学,就找组织把罗镇涛送到苏联留学。
上个世纪50年代初,罗镇涛每次从苏联回来,我母亲总是尽力照顾,知道她没有手表,还特意给她买了一只瑞士名表。后来罗镇涛在北京工作。
1957年的一天,妈妈突然把我叫到客厅,原来是北京民政部来了两个同志,他们说,罗镇涛向他们反映,罗炳辉在延安留有一女儿,他们是来核实,以便解决烈士身份。我妈妈说:“杨厚珍在延安确实生了一个女儿,但是,那个女孩不是罗炳辉的孩子,是杨厚珍与另一老红军的孩子。为此,杨厚珍与那位老红军还受到了处分。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都知道这件事。”
1977年8月,我在苏州电视机厂工作。一天,云南彝良县的曾宪华、钟大凯二同志突然造访。曾宪华同志非常激动,他说,县里正在组织编写《怀念罗炳辉同志》一书,他们到北京收集材料,与罗镇涛一起工作了一个月。他们原来不知道罗炳辉还有妻子和儿女,罗镇涛也只字不提她的弟弟妹妹。彝良的同志从其他老同志那里知道我们的情况后,特意转道上海来访问我们。受他们委托,我把妈妈保存的爸爸的自传抄写了一遍。
1981年,《怀念罗炳辉同志》一书出版,我爸爸写的2万多字的自传和部分日记是全书最重要的内容。该自传和日记是我母亲张明秀提供,由我抄写的。但是,该书不仅对此只字不提,而且全书中罗炳辉的亲属只有罗镇涛一人。好像罗炳辉只有罗镇涛一个女儿。当时我就想找彝良县讨说法,被我母亲制止了。后来才知道这一切竟然是罗镇涛的“杰作”。
不仅如此,罗镇涛甚至到处散布“杨厚珍支持爸爸起义”、“刘凤英是罗炳辉的女儿”、“张明秀是第三者”等。
罗镇涛的所作所为,伤害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伤害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不由得使我想起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爸爸给她起名镇涛,也不能压住她“淘气”的“本能”。
2014年2月4日(年初五)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