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本《忘忧清乐集》名从何来？
《忘忧清乐集》可以说是中国留存至今的第一古谱，它的宋本就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珍本库”里。这样一件国宝，收藏家丁惠康在解放初期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前后，曾经轰传一时。不过，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忘忧清乐集》的书名由来便是“门道”之一。这部书，到底是截取了宋徽宗的《宫词》中的“忘忧清乐”作为书名，还是《忘忧清乐集》成书在前、《宫词》创作在后？千载以来，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议论纷纷。
宋刻本《忘忧清乐集》是中国围棋的镇殿之宝。各种文章介绍它时，都说书名源于宋徽宗的诗句“忘忧清乐在枰棋”，而且久而久之，这个论断似乎成了棋界的共识。但是对此，笔者不敢轻表赞同。
宋徽宗三百首《宫词》中，有几首是写宫中围棋的。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首是：
忘忧清乐在枰棋，仙子精攻岁未笄。
窗下每将图局桉，恐防宣诏较高低。
人说诗无定解。以我们面前的这首《宫词》为例，我的理解就和一些专家学者不一致。这并不是我为了标新立异，故作突兀语，而是因为行文说话是要讲根据的。
全诗勾画了一个年未及笄的宫女，在幽窗之下打棋谱的画面。这已是人们的共识，无须多言。但对诗的首句怎么理解，我与专家的意见就大相径庭了。
“忘忧清乐”三解
依我之见，首句诗可以作三种解释：
第一解，把“忘忧清乐”解释成《忘忧集》和《清乐集》两种围棋著作。为什么要把一部书拆成两部书呢？原因是《忘忧集》和《清乐集》成书在先。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在其《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中录棋书九种，同时书明了《忘忧集》和《清乐集》，可以为证。南宋人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中写道：“《忘忧集》三卷，皇朝刘仲甫编。”《清乐集》系何人所著，已不可考。南宋人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中介绍棋书《通远集》时说，该书“视《清乐》为略”（比《清乐》一书简略）。列举以上种种，意在说明宋代确实是有《忘忧集》和《清乐集》两种棋书。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是不必怀疑的。古人写诗，乃至所有古籍，不像现在有新式标点符号，“忘忧清乐”四字，完全可以解释成上述两种棋书。
首句中的“棋”字，可活用为动词“下棋”。这样，首句诗的意思就是，按《忘忧集》和《清乐集》两种棋书在棋枰上打谱。这是说小宫女在刻苦学习、钻研棋艺。
第二解，把“忘忧清乐”解释成《忘忧清乐集》，这当然也是可以的。和第一种解释一样，它能把诗句翻译得很通顺。把“忘忧清乐”解释成一种书或者是两种书，而非一种情绪、意态，这并不是笔者心血来潮，突发奇想。陈振孙在《直斋书录题解》中记道；“《忘忧清乐集》一卷，棋待诏李逸民撰集。”元人马端临所撰《文献通考》和明人彭大翼所撰《山堂肆考》均本此说。也就是说，宋代确实有一种棋书名为《忘忧清乐集》。
第三解，把“忘忧清乐”解释成普通的字词，也就是四字本来的语义。
“忘忧”，用的是东晋祖纳借棋忘忧的典故。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清乐”，字面意思是清闲安适的快乐。《辞源》解释该词时，援引了清朝吕种玉《言鲭》中的一段文字，很能说明该词的深意。吕文说，有个士人，家里很贫穷。他常常深夜坐在露天地里，向上天祈祷。忽然有一天，听到一位天神对他说，天帝怜悯你的忠诚，差我问你有甚么要求。士子说，我愿此生衣食初安，逍遥山涧水滨，以终其身就可以了。天神闻言大笑，说道：你所求的乃是上界神仙的快乐，凡人怎能得到呢？你要得到富贵还可以。吕种玉感慨地说：“盖天之靳惜（意为吝惜）清乐，百倍于功名爵禄也。”可见古人说的“清乐”，乃上界神仙之乐，凡人是得不到的。恐怕只有那些山野的隐士，得道的高僧，才能享受清乐。有专家曾说：“这里在'乐’前用一'清’字，意味着围棋乃清雅之事，不同于一般的世俗之乐。”这一解释深得“清乐”一词的要义。
如果把“忘忧清乐”解释成普通文字，首句诗的意思就是说，为了忘却、排遣忧虑愁苦，求得安闲清静之乐而在枰上下棋。多数学者都持这种看法。乍一看，这种似乎也无不妥。但我持有不同观点。
三种解释，到底哪一种为是，我们还要从全诗的内容来看。诗人宋徽宗先生本来指的什么，我们尽力为他还原便是。
《宫词》本诗本义
第二句诗中的“仙子”，本指仙女，古代常用以比喻美貌的女子。这里指宫女。“精攻”，就是精读，精细阅读。“攻”，是攻书、攻读之“攻”，是读和学习的意思。“笄（jī）”，簪子，古人用以插住挽起的头发。“笄”又引申为一种古礼，即女子成年之礼。《周礼·内则》说，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岁未笄”，就是未成年，还不满十五岁。全句说，宫女小小年纪，就认真攻读棋书。
第三句，“将”，共，一起。“桉”，同“案”，桌案。全句如果直译，是说她经常和摆着棋谱的桌案在一起。就是说小宫女经常就着窗户，在桌案上打谱。
第四句说，她时刻都在担心提防君王传旨召她下棋。
这第四句中的“宣诏”还带来另外一个话题。有人因“宣诏”一词，给中国围棋史制造了一个美丽的故事，他说宋徽宗别出心裁地设置了“女棋待诏”。棋待诏乃翰林院属官，顾名思义，就是以棋待诏。皇上宣棋待诏下棋固然要“宣诏”，但“宣诏”和皇上下棋的就不一定是翰林棋待诏了。就说宋徽宗的老祖宗宋太宗吧，他和大臣们弈棋的事，在宋人的笔记里记载的实在不少，哪次弈棋不“宣诏”呢？奉旨弈棋的朝臣难道都算作是棋待诏吗?涉及历史问题，不是不可以推测，但凡推测，就应该讲明自己是推测，还应该说出根据，不然还是少谈为妙。恕我直言，天马行空地说说容易，但要真的找出个“女棋待诏”，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
逐句解释之后，全诗的内容可概括为：因提防君王宣诏下棋，宫女们常常私下里读棋书打棋谱，修习棋艺十分认真，不敢怠慢。
梳理全诗后，我以为第三种解释是不成立的。因为“仙子精攻”的目的是“恐防宣诏”，而不是为了“忘忧清乐”。而且，忘忧清乐也和“岁未笄”的宫女联系不到一起。在封建帝王的眼里，宫女无疑是生活在富贵之乡的人，哪有什么忧虑愁苦需要借棋排遣呢？即使他们真能体味宫女们的忧虑愁苦，也不会付诸笔墨的。说少女为了得到清乐而下棋，更是不伦不类。
黄丕烈和李逸民的“相惜”
第三解既然为非，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宋徽宗《宫词》中的“忘忧清乐”四字，是当时的两部棋书《忘忧集》、《清乐集》的合称，或者是指两部书的合集——《忘忧清乐集》。
如果上述结论成立，那么有三点就可以肯定了：
第一，李逸民就不仅仅是南宋的棋待诏了，最迟也是和宋徽宗同时的北宋人。而有的专家在自己的著作中斩钉截铁地说，李逸民是南宋的棋待诏。
第二，《忘忧清乐集》一书之名源于《宫词》的说法，似乎是我国棋界的共识，但在我看来，恐怕是本末倒置了。
第三，现存《忘忧清乐集》的署名是“李逸民重编”。论者多忽视了“重编”二字的意思，而这两字却是解题的题眼。据此我以为，《忘忧清乐集》是北宋棋待诏李逸民根据《忘忧集》和《清乐集》“重编”的。如果李逸民是独自撰写了此书，“重编”一说不知从何而起。而且，说这部书的书名源于宋徽宗的御制诗，也是大有疑问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笔者立论的根据过于脆弱，不就是依据个人对一首诗的理解嘛。我们还是看看书的本身。现在流行的，即我们正在讨论的《忘忧清乐集》，一开篇就是《棋经十三篇》，直到第六页；棋经告终之后，此页还有四列位置，于是刻书者就用三列刻了“徽宗皇帝御制诗”，即我们正在讨论的《宫词》，用一列刻“前御书院棋待诏赐绯李逸民重编”；从第七页开始，又刻《棋诀》、《论棋诀要杂说》等内容。可以说，《徽宗皇帝御制诗》在《忘忧清乐集》中的位置并不突出，这不符合那个时代的基本礼仪。那么刊皇帝的诗作用为何呢？我看这首诗在这里只好算作补白。
李逸民把《徽宗皇帝御制诗》刻进书中，是告诉读者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宋徽宗特别看重此书，在自己的诗作中都提到了它。这无疑是搞“名人效应”，是“促销手段”。这绝不是李逸民的本意。如果他的书名源于皇上的御制诗，他至少也得三呼万岁，说些皇恩浩荡一类的话。他不至于如此不识好歹，把御制诗安排在那个毫不起眼、不伦不类的位置，他难道不怕徽宗以及徽宗的子孙办他一个“大不敬”之罪吗？
清朝人黄丕烈于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得到《忘忧清乐集》刻本时，该书并没有书名。他是看到了书中的《徽宗皇帝御制诗》后，领会了重编者李逸民的用意，从而认定自己所得刻本就是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所记的《忘忧清乐集》，从而确定了书的名称。这是《忘忧清乐集》宋本得名之由来。这与书名源于御制诗之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书名源于徽宗御制诗之说，绝对不是著者李逸民和黄丕烈的意思，而是今人的想当然，或者说是用语不当所致。如果一定要问《忘忧清乐集》的书名源于什么，笔者还是那句在前边已经说过的话：《忘忧清乐集》是北宋棋待诏李逸民根据《忘忧集》和《清乐集》“重编”而成，故名《忘忧清乐集》。该书曾被宋徽宗看重，在他的一首《宫词》中提及，诗曰：“《忘忧清乐》在枰棋”。
《忘忧清乐集》成书于一千年前，记录了中国最早的对局谱——吴图，围棋理论《碁经十三篇》，以及北宋末年的棋风棋式，可说是中国围棋的瑰宝。从版本学上来说，它又是古籍界研究宋刻本的珍宝。对这样国宝级别的重器，如果我们连它的一些基本问题都弄不明白，实在有点说不过去。本文提出的观点，敬请专家们赐教。（査丕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