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红帅 ： 景教碑历险记
世界上，有四块石碑，在上世纪初叶名满欧美。一块是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埃及罗塞塔石碑、一块是巴黎卢浮宫收藏的摩押碑，还有一块是墨西哥城墨西哥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阿兹特克授时碑。这最后一块，在中国，收藏在西安碑林，它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2米79高的碑身上刻着1780个汉字和几十个叙利亚文字，它记载着初唐和盛唐时期来自叙利亚的聂斯托利教派传教士在华传播基督教的重要史实。这通碑位列中国国家文物局第一批禁止出境展出的64件文物中的第42位。它在历史上曾经度过了一千多年默默无闻甚至艰难曲折的岁月，直到1907年丹麦探险家何乐模来到西安企图把景教碑运往西方，后来又仿刻它之后，景教碑才名扬世界。
加入海军之初的少年何乐模
这块碑记述的是基督教在唐代流传的情况，当年，基督教被唐朝人称为景教。他被认为是基督教传教史上最为重要的石质文献之一。刻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碑文中写道：景教于唐朝贞观九年（635年）由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传入西安，由唐太宗派高级官员携仪仗队去郊外迎接，礼遇有加，让阿罗本在宫殿中译经，在内廷中布道，并下诏准许他在京畿建造大秦寺。
景教先后受到过唐太宗、高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诸皇帝的青睐和支持，在唐代前中期的传播已蔚为兴盛，按照景教碑不无夸张的说法，已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之称，它是景教在大唐疆域内100多年日渐兴旺的记录者。
碑刻之后70多年，到了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诏灭佛，结果祸及景教，大量景教僧侣被迫还俗或被驱逐出境。遭此打击之后，景教一蹶不振，并渐渐销声匿迹。有可能就是在此期间，景教徒为了保存景教旧物，景教碑埋到地下。埋他的人到死，也没赶上景教再度振兴。而且是一埋就是700多年。
1907年金胜寺住持玉秀和他的徒弟在景教碑前
一直至明代天启年间，就是木匠皇帝朱由校在位时，几位西安工匠在盖房屋发掘地基时，才从地下挖出了正面朝下、保存完好、字迹清晰的景教碑。由于发现石碑上镌刻着一些从未见过的文字，工匠们就报告官府，地方官将景教碑放置到了位于西安西郊的金胜寺（他的位置，就在现在丰镐东路的一个部队大院里），跟其他几块碑就放到了一起。
发现景教碑的消息就传开了，凤翔府举人张赓虞认为碑文与天主教有关，于是将拓片送交当时很有名的学者，又是天主教徒的李之藻来看，被确认为珍贵的中国古代天主教的历史文献。这对于明末热衷于在中国古籍中寻找“天”和“上帝”等字眼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来说，景教碑的重见天日，无疑是个绝好的消息。这样一来，他们不仅可以在中国典籍中找到天主之教在中国古已有之的佐证，而且现在有了确凿的物证。所以，到现在也有人说，这块碑可能是当时基督教徒伪造的。但这个不好说，现在国家文物局是把它放到禁止出国名单里了。
清末金胜寺
景教碑的出土地点，长期以来有两种说法，就跟出图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样。您看这地点也有两说，一出自西安城附近，另一说出自周至县终南山麓唐大秦寺所在地。虽然到底从哪里出土的，还有争论，但是景教碑在出土后肯定是被移置西安城西郊的金胜寺，之后的事实都有可靠的记载了。
那么从出土开始，也就是1625年天启五年（另一说天启三年出土的）从这年开始，就陆续有西方传教士跑到西安来，跑到金胜寺去看景教碑，虽然绝对人数不多，但声音不小，向欧洲不断传递景教碑状况的信息。
1907年矗立在西郊金胜寺基址的景教碑（自左至右第四通石碑即是）
金胜寺在明代，包括到了清朝中叶，在西安郊区，都是规模最大的佛寺之一，按说作为景教碑的栖身之地，也是很合适的。据说在收藏最初，景教碑还被镶嵌在砖砌的佛龛中加以保护。
一直到1859年，也就是咸丰九年，金胜寺还建有碑亭保护着景教碑。但到了同治年间，社会开始动荡，金胜寺就被付之一炬，木构建筑都没了，石刻的景教碑也就随之暴露在田野之中，与城郊的大量散落的碑刻一样，任风雨侵蚀，无人问津了。
1907年，景教碑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年丹麦的探险家，何乐模，从欧洲来到西安，他，企图将景教碑运往西方，在他的一系列的历险活动之后，景教碑不再默默无闻，变得广为世人所知。
当时西方世界渴望获取景教碑，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欧美基督教界、博物馆界和地理学界等机构为代表，主张通过各种手段将原始景教碑运往欧美国家的博物馆中陈列展出，对获取景教碑表现出强烈愿望。
比如在1886年，来华的传教士史蒂文森在实地探访景教碑后，在《泰晤士报》撰文宣称：“闻名世界的景教碑，时至今日，任凭自然破坏、人为摧损而无半点保护措施。此碑弃置暴露于荒野，实乃十九世纪一大耻辱。衷心希望我当局派有能力之人，游说北京官僚，力求使之同意将此贵重景教碑转交大英博物馆，期得妥善保护。若此计划难以实施，务请北京外交使团诸君努力，劝求中国官员至少建一碑亭，使之保护景教碑。若不采取适当办法，如此贵重之碑，恐早晚会荡然无存”。
用五两银子建造的景教碑亭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各国驻北京公使馆和在华传教士们纷纷呼吁、敦促清政府尽快切实可行地对景教碑加以保护。1890年2月，上海的皇家亚洲文会会长休斯和驻京外国公使团主席德国公使巴兰德等人敦促总理衙门要切实的保护景教碑。这回，建议很快得到回应。1891年，清廷拨款100两白银，命陕西官府给景教碑建造个碑亭，当然，由于层层盘剥，这笔经费最终送到当地时，仅余可怜的5两。哎，5两白银建造的碑亭，那只能是粗制滥造的玩意了，结果没多久就塌了，景教碑又重新落得风吹雨淋的窘状。
所以，在这种情况呢，就发生了1907~1908年何乐模运碑事件。
丹麦探险家何乐模之所以会不远万里来到西安觊觎这块景教碑，跟他此前的个人经历有关。综合各类英、法、日文文献的记述后得知，何乐模（Frits von Holm，一作Fritz von Holm）于1881年6月23日出生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一个外交官家庭，他的父亲，曾任丹麦驻外总领事；而且还是丹麦皇室的亲戚。他于1895年学校毕业后，加入了丹麦皇家海军，在海军服役，的确是一个男人很合适的成长环境，这里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也使他原本就敢于冒险的精神更加张扬。1901年何乐模来到上海，任职于英国《伦敦论坛报》和丹麦报刊的驻华记者。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在长江流域广泛游历，对景教碑产生了浓厚兴趣。1905~06年何乐模回英国，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潜心研读大量有关中国和景教碑的文献，为获取景教碑做着积极的前期准备。
咱们都知道，在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期，大量西方探险家在中国边疆地区从事探险活动，他们只要带回国一些文物，就可以在西方社会引起轰动。这种大环境也刺激着何乐模。1907年1月31日，何乐模离开伦敦，开始了不远万里的行程。虽然才年仅26岁，但这已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环球航行了。对于这个年份，大家都很熟悉，也正是在这一年，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在地球的另一端，从中国另一个方向，一个英籍奥利人也为了寻宝的目的，杀进了中国西部。区别在于，斯坦因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而何乐模，那是目标非常明确地。
既然目标这么明确，这行动就一定应该要有计划和后勤支持吧。所以起程前，何乐模与大英博物馆等机构的权威学者商讨了如何获取景教碑的计划。这计划有了，钱却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支持。怎么办，只能是变卖了自己的家产凑钱了。然后，他乘船途经家乡哥本哈根时，又从亲戚那借了些钱。随后就横渡大西洋，在2月20日抵达纽约。
在纽约，著名作家詹姆斯·达文波特帮何乐模牵线搭上了一个金主的关系，这人就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馆长，珀登·克拉克。从何乐模前期筹措经费以及跟各界人士的接触和商讨的过程来看，他实际上玩的就是融资盗宝， “名利双收”的把戏。
1907年3月12日，何乐模从纽约中央车站乘火车北上前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再换乘横跨加拿大的长途列车奔赴太平洋东岸的温哥华，由此搭乘“印度皇后号”邮轮，横渡太平洋，抵达日本横滨，由此这里乘火车前往神户，最终于4月10日抵达天津。何乐模这次入华的万里行程，先后途经欧洲、北美和东亚，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历时60余天。
何乐模入住天津著名的利顺德饭店，现在都是国保了。随即为前往西北内陆的西安城做各项准备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何乐模”这一中文名字的来历。他名字的原文拼写是Holm，如果音译，应该叫赫尔姆、霍尔默更准。大侦探福尔摩斯的英文拼写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词后面加es。那为啥他的中文名叫“何乐模”。根据他在1909年《帕特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说，这一名字是由清廷外务部官员给他专门起的，一是发音接近，第二进行了雅化，所谓雅化，就是找出字义比较好的内容，来接近发音。何乐模，意指“何等悠乐之楷模”，什么雅化，就是附会呗，哈哈，但是，这令他本人是大为满意。
1907年，何乐模从天津前往西安时，渡过黄河时的情景
从北京回到天津后，何乐模经人介绍雇用了一名祖籍宁波的翻译方贤昌，此人曾供职于京奉铁路，会讲英语和法语；另外还雇了一名略通德语的仆从马四。何乐模为了防止两名随员互相串通欺骗自己，就分别用法语和德语与两人交流，这样一来，交流的内容也就不会被另外一人知晓。而一路上方贤昌和马四两人关系并不融洽，这反倒免却了何乐模的所谓“担忧”。
1907年5月2日，何乐模一行三人坐船离开天津。与以往从京、津前往西北内陆的大多数西方人走保定、太原、潼关、西安的传统大道不同，何乐模为深入考察华北、西北各地自然与人文景观，选择了先乘船沿京杭大运河南下，过直隶静海县、唐官屯、流河镇、新河县、东泊头等地；5月7日入山东境，经桑家园、德州、武城、临清州；由此从卫河航道上行入河南境，经高地镇、五陵、三官庙、浚县，终抵道口火车站。此后何乐模一行从道口乘火车南下至铁路终点站清化镇。再租雇大车，经怀庆府，过黄河抵达洛阳，而后从洛阳向西安进发。5月29日入潼关，6月3日进入西安城。此行途经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四省区，交通工具包括船只、火车、大车、骑骡等，也颇为多样化。
1907年何乐模从西安前往汉口，在丹江和汉江上乘坐的船只
何乐模在到达西安城之初，即依照惯例接受陕西省洋务局等机构查验护照，并向陕西巡抚曹鸿勋以及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递交名帖，登门拜会。当然，他始终没有透露此行的真实目的，而是扮做普通西方记者四处游览，先后参观了大雁塔、碑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行宫、临潼华清池等地。
他假装采集素材，实则暗中了解获取景教碑的可行性。同时，他还与当时居住西安的西方人积极接洽，希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和帮助。他和两名随员不仅入住西安邮政局德国籍局长邵穆劳菲尔位于西北城区的阔大宅邸之中，还与天主教会、英国浸礼会、中国内陆会系的北美瑞挪会等传教士密切接触，多有往来。
在与这些西方朋友交往的过程中，何乐模向他们开始透露自己的想法，以寻求帮助。可是大部分人其实并不认可他的这种偷盗行为。甚至有人公开站出来反对。
1907年6月10日何乐模第一次见到景教碑后留影
1907年6月10日，何乐模骑马出城，首次前往金胜寺实地考察了景教碑。由于在较早出版的法文著作中已经有关于景教碑地点的详细位置记述和草图，因而何乐模按图索骥，很容易就找到了矗立在金胜寺麦地中的景教碑。当时正是关中麦收时节，何乐模在围绕着景教碑来回踏勘、拍照、绘图、留影之际，金胜寺的僧人和周边农民们依然在地里忙着收割小麦，并没有在他做这些事情时加以干涉，但何乐模也很清楚，拍照跟搬走是两回事。
为了找到获取景教碑原碑的捷径，何乐模在很短的时间内即与金胜寺住持、74岁的玉秀和尚建立了联系，先后向玉秀赠送丝绸、放大镜等小礼物。从何乐模本人的记述中看，他虽然提出了把景教碑原碑买走的需求，但玉秀坚持认为景教碑属于金胜寺和他个人，从来没有与何乐模签订任何出卖景教碑的契约。
关于何乐模与玉秀之间的交往，1935、36年刊行当地县志记述称何乐模向玉秀出资3000两白银，想购买景教碑。虽然从现有资料和照片来看，玉秀和尚与何乐模是有过一定的接触的，何乐模还为玉秀在金胜寺和景教碑附近拍摄了多帧照片，但，这却并不能说明两人之间就订立有出售景教碑的契约。
这一说法，大概是受到了斯坦因在敦煌向王道士低价购买敦煌经卷一事的影响，殊不知人烟稠密的西安并非僻远闭塞的敦煌，而坚守金胜寺50余年的玉秀和尚也并非愚昧贪财的王道士。
对于何乐模这样一个“中国通”来说，他不会不知道，住持和尚实际上并非他获取景教碑最主要的关卡，即使用3000两银子买通了住持，要想从位于西安前往咸阳、户县的两条东西大道旁边的金胜寺运走2吨重的石碑，真正的难点是官府和民众。
而且自从何乐模抵达西安，他自认为行踪秘密，但实际上，他隐约透露出自己的想法后，实际上就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他是干嘛来的了。何乐模在自己的书中灰心丧气地写到，要想从西安把原始的景教碑不为人知地运走，就好像从大英博物馆运走罗塞塔石碑，或者从卢浮宫运走摩押碑一样，比登天还难。
白来了吗？不，何乐模还有B计划，那就是仿刻一通一模一样的景教碑，偷梁换柱，或者实在不行，就把高仿品卖到西方吧。
按照仿刻碑的计划，何乐模与一位西安石匠签订了仿刻景教碑的“协议”，由该石匠与另外三名工匠仿刻一通同重、同质、同大的石碑，费用为150两银子（约100美元）。签好协议，何乐模与方翻译和仆役马四等就离开西安。前往富平采石场选择与景教碑同等材质、同等大小的石料。石料运抵后，就由方翻译监督工匠开始仿刻景教碑。
何乐模心里想着偷梁换柱，因此一再叮嘱方翻译要注意保密，切勿频繁出入西安城引来不必要的注意。但恰恰是这位方翻译，在何乐模离开西安期间，屡屡从租住的金胜寺前往城中活动，很有可能，他是向官府报告了何乐模的各种计划，而有着确凿史料记载的是，他向自己的哥哥、天津的大收藏家、丹青高手方药雨透露了何乐模仿刻景教碑、觊觎景教碑的信息。
方药雨听罢感觉事关重大，旋即告知在清廷学部任职的好友、金石学家罗振玉。罗振玉当即向学部汇报此事，请求尽快通报陕西巡抚、提学使等采取预防措施。这也正是后来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原碑移置碑林的缘起之一。
在《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一书中，何乐模对翻译方贤昌指责很多，称其为“无赖、恶棍”，实际上，应该就是因为方贤昌把他的阴谋都给散布出去了。方翻译在后来被何乐模解雇、返回天津后，又向多家中文和英文报纸“揭露”何乐模的行动，从而也使得何乐模“偷梁换柱”的计划彻底无望。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看，方翻译堪称关键的 “护碑英雄”。
何乐模在汉口接到西安传来仿刻碑即将雕凿完工的消息后，于8月17日夜乘坐京汉铁路火车离开汉口，前往郑州。18日下午抵达郑州，随后前往开封，在爱尔兰籍邮政局长的带领下考察了犹太教遗址。何乐模此举是为了对比开封犹太教石碑与西安景教碑的一些特点，从而确证景教碑并非少数西方学者认为的是后人伪造的碑刻。
他在郑州接到方翻译从西安发来的电报，称仿刻碑已大致完工。何乐模遂从郑州启程，途经洛阳时还于9月2日在外国传教士的带领下考察了龙门石窟，拍下了自称是世界上第一张正面的卢舍那大佛的全景照片。
9月17日，何乐模在金胜寺见到了雕凿精美细致的仿刻景教碑。他采用原碑照片、拓本与仿刻碑一一对照，并要求刻工进行了补刻工作，使得仿刻碑与原碑在文字、图案乃至碑面凹凸之处都一模一样。何乐模已经断了偷梁换柱的念想了，于是干脆大大方方的邀请地方官员喝酒，共同参观高仿碑。
1907年9月19日陕西洋务局官员在景教碑前留影
地方官员们在金胜寺对仿刻碑的精准程度大加赞赏的同时，也立即视察了景教碑原碑，并当即派两名兵勇日夜守护景教碑。很快，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景教碑原碑移入碑林。10月2日，48名苦力抬着景教碑运往碑林保存，何乐模在西关附近遇到了运碑的队伍，并拍摄了景教碑被移走之后基座尚在原址的照片。
1908年，仿刻的景教碑在上海被吊装到美孚石油公司汽轮上运往国外
1908年2月29日，何乐模押运仿刻碑乘坐美孚石油公司汽轮“肯尼贝克号”离开上海，开始了第二次环球航行的后半段。至此，从1907年4月10日抵达天津，至1908年2月29日离开上海，何乐模在中国已驻留了长达11个月的时间。
“肯尼贝克号”从上海起程后，途经马尼拉、新加坡，经印度洋，过苏伊士运河，于5月23日抵达波士顿，受到了包括哈佛大学研究生、报刊记者在内的不少民众欢迎。6月3日抵达纽约。
1908年，汉口24名苦力将仿刻碑装运上船，运往上海
前已述及，何乐模行程万里前往西安，希冀能获得景教碑原碑，始终怀着“获利”的目的，所以他将最初筹募的启动经费就直接称为“投资”。他希望将仿刻的景教碑运到纽约后，美国的博物馆、大学或富有的收藏家能斥巨资收购这通景教碑，以弥补自己环球航行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但令何乐模始料未及、大失所望的是，由于当时美国出现了经济危机，原来曾对何乐模获取景教碑计划表示支持，对收藏景教碑抱有浓厚兴趣的博物馆、机构以及个人，包括教授、神职人员和媒体等都对仿刻碑交口赞誉，但却都不愿意出资购买。虽然何乐模对美国文博机构和富有收藏家无人收购仿刻碑怀有强烈的愤懑之情，但也只能无奈接受无人出资购买的现实，他想通过仿刻景教碑获利的想法至此完全破灭了。按照何乐模在1917年的估算，他前后为获取仿刻碑筹募投入的经费约为21800美元左右，但却无法收回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何乐模只得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签订协议，同意将仿刻景教碑作为“借展品”陈列在该馆，每周5天免费参观，其余2天也仅收0.25美元门票。尽管起初的协议中规定借展时间仅为6个月，但实际上却从1908年直至1916年，持续了8年之久。在此期间，何乐模一方面为著名的史密森学会工作，利用其在东亚的经历和获得的知识，协助整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藏品，并任职哥伦比亚大学；另一方面，何乐模接受欧美各国大学、博物馆、文博机构乃至私人的邀请，频频发表自己在中国获取仿刻景教碑“历险”过程的演讲。
何乐模赠送给耶鲁大学的用石膏制作的模造景教碑
何乐模仿刻景教碑不仅是晚清中国西北内陆发生的一件大事，而且在当时的欧美、东亚等地均引起重大反响，大大提升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更重要的事还在后面，由于此前大量来华的所谓“探险家”、“旅行家”、“学者”等西方人，在北京、洛阳、西安等古物众多之地频频有偷窃、破坏、割取文物古迹的行径，日渐引起国人的关注。
何乐模此次获取景教碑未成后仿刻景教碑运往纽约这一折腾，经由中西报刊报道，使得当时人尽皆知。在华西人团体为了阻止西方人借助其治外法权等特权在华肆无忌惮地采取卑劣手段低价购买、偷窃文物的行径，于1908年成立了中国文物委员会，作为与西方各国地理学会等组织沟通联络的桥梁，以通报在华盗取文物的所谓“学者”和“探险家”的姓名、身份等，这样，就达到了阻止西方人盗取、破坏中国文物的行为。我们看，何乐模仿刻事件，最终变成了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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