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与其形式密不可分的生命
2.1 该计划源于这样一个看法，即对于我们今天用生命意思来理解的东西，在古希腊人那里不止一个单词。他们使用了两个在语义和词形上有着明显不同的单词：一个是zoè，它表达的是所有生命体共有的生命纯粹事实（动物、人或者神），另一个是bios，它代表着专属于个体或组织的生命形式或方式。在现代语言中，这个对立从词语中逐渐消失了（唯有在生物学和动物学中才有所保留，它不再代表着一个实质性差异），唯一一个词——随着这个词所指涉神圣化程度，这个词的模糊性也成正比地增长——代表着纯粹的共同前提，在每一种数不清的生命形式中，总是可能分离出独立的生命。
相反，通过生命-形式（form-of-life）一词，我们理解了生命不能与它的形式相分离，出现像赤裸生命这样的与众不同的事物。
2.2 一种不可能与它的形式相分离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即在生命的样态中，它的生命成为关键，而在它的生命中，问题首先是生命的样态。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它界定了生命——人的生命——生命的独特的样态、行为和过程不是简单的事实，而通常首先是生命的可能性，通常首先是潜能。由于潜能就是所有存在物的本质或本性，那么它可以被悬置，被冥思，但绝对不可能与它的行为相分离。潜能的习性就是对它的习惯使用，以及这种使用的生命-形式。人类的形式不是由某种特殊的生物学任务来规定的，也不是由任何必然性来指派的，而是即便它是习惯性的，不断被重复，在社会上具有强制性，但它总是保留着作为真正可能性的特征，也就是说，他重视让它的生命熠熠生辉。亦即，那里并不存在潜能所归属的主体，他可以决定他的意愿或付诸实施：生命-形式就是潜能的存在，不仅仅也并一定是因为他能或不能，成功或失败，迷失自我或找到自我，而首先是因为它就是潜能，并与之相一致。正因为如此，人类是唯一这样的存在物，在他的生命中，幸福往往是关键所在，他的生命不可避免且极为痛苦地委身于幸福。但是，它直接将生命-形式建构为政治生命。
2.3 这意味着，我们所谓的生命-形式就是这样一种生命，即人类发生事件——人成为人——仍然在发生过程中。这仅仅是因为生命-形式的关键就是对这个事件的记忆与重复，从考古学上，回溯到zoè和bios之间的区分。人类发生事件产生的这个区分，随后发生了一次转变（对这个转变的研究并不是人文科学的任务），在生命体那里出现了语言，而后者让自然的生命成为了语言中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人类发生事件与生命和语言之间的，活着的生命和言说的生命之间的断裂是一致的，但是，恰恰因为胡如此，人类成了人，也导致了我们不断地体验到这个区分，与此同时，我们在历史上又不断地将被区分开的东西重新关联起来。人类的奥秘并不是生命体和语言（或理性，或灵魂）之间结合的形而上学的奥秘，而是它们彼此区分的实践的和政治的奥秘。如果思想、艺术、诗歌、以及人类实践在一般意义上还有任何兴趣的话，这是因为它们带来了机器与生命活动，语言、经济和社会之间的考古学式的运作，其目的就是让它们回到人类发生事件，为的就是在这些活动那里，永远不会一次性地让人成为人，让人类发生事件不停地发生。政治命名了这个事件的位置，它可以出现在它产生的任何领域当中。
2.4 我们非常熟悉的政治权力反而总是最后才建立这个基础上，即将赤裸生命与生命的各种形式区别开来。于是在，霍布斯对主权的奠基中，自然状态的生命仅仅是通过无条件地暴露在死亡威胁之下来定义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无限权利），我们知道，政治生活是在利维坦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同样这样生命，也被暴露在一种威胁之下，现在它仅仅被掌握在国王手中。绝对而永恒的权力（puissance absolue et perpétuelle）界定了国家的权力，归根到底它并不是建立在政治意志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赤裸生命的基础上，唯有当它臣服于国家（或法律）生杀大权时，这种生命才能得到保留和保护。国王经常会判定例外状态，而它恰恰是赤裸生命的状态，在常规状态下，赤裸生命似乎与其他多种生命形式结合在一起，在这里再一次明显地质疑了赤裸生命成为了政治权力的终极基础。同时被排斥并同时被包含在城邦中的终极主体就是赤裸生命。
2.5 “被压迫者的传统告诉我们我们所生活的'例外状态’就是规则，我们必须形成与之对应的历史概念”。这是本雅明的诊断，已经有五十多年了，但并没有失去当代价值。这并非是或不仅仅是因为今天的权力唯一正当化的形式就是紧急状态，并在任何地方不断地求助于紧急状态，与此同时，又秘密地生产出紧急状态（我们怎么能不去这样认为，即一个仅仅在紧急状态下才会发挥作用的体制，也会不惜一切代价之维持紧急状态？）。这首先是因为，在这个时候，赤裸生命成为了主权的隐秘基础，已经在任何地方都成为了主流的生命形式。在变成常规的例外状态下，生命就是赤裸生命，在所有方面，它都将生命的各种形式，与它们合并成为的生命-形式分开，最终成为了主权的显著承担者，而多样的生命形式被抽象地重新被改写成法律-政治身份（选民、雇员、记者、学生，还有艾滋病阳性、异装癖、色情明星、老年人、父母、女人），这些东西都建立在前者基础上。（巴塔耶用贱斥的方式，从高等级的角度——如统治或神圣——错误地将这种赤裸生命与其形式分开，这就是他思想的局限性，对我们来说这一点毫无用处）。
2.6 根据福柯的说法，“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生命”，所以政治变成了生命政治，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说法非常准确。但最关键的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这种变化的意义。事实上，在当代关于生命伦理学和生命政治学的讨论中，尚未追问的问题恰恰首先是对生物学生命概念的追问的价值。这个概念——今天似乎成为了科学观念的外衣——实际上就是一种世俗化的政治概念。
这里有一个通常没有任何注意，但非常重要的医学-科学意识形态在权力体系中的功能，以及为了实现政治控制的目的的科学伪概念：至高权力在某些环境下可以在赤裸生命基础上来运作生命形式，从而提出了赤裸生命，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通过伪科学的身体表达，通过疾病和监控，通过对更广泛领域的生命和个体想象力的“医学化”来获得了赤裸生命。生物学生命就是赤裸生命的世俗化形式，一般来说，它让后者不可言说，无法穿透，这样它将真实的生命形式从字面上变成了生存形式，在这个词语下面隐藏的威胁仍然没有被丝毫触动，这种威胁会在暴力中，在草芥中，在疾病中，在事故中突然得到实现。有一个看不见的真正的王者，躲在在主权者那白痴一般的面具后面观望着我们，无论这个主权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都只是在名义上统治着我们。
2.7 政治生命，也就是说，一种以幸福为目标，以及在生命-形式下在一起生活的形式，唯有从这种分裂之下解放出来才能成为可能。对于非国家政治的可能性的问题，必然会采用如下形式：今天是否有可能，今天是否存在着生命-形式之类的东西，即在生命中，我们必须为了它去面对生命本身，面对潜能的生命？
我们将这种生命形式变成不可分割的状态，即变成生命-形式的关联称之为思想。借此，我们并不能理解一个器官或某种精神能力的个别活动，只能理解将生命和人类智能的潜能性看成其对象的经验与实验。思想并不意味着它单纯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事物的影响，而是受到行为中这样或那样的思想内容的影响，与此同时受到某人自己在思想中对思想的纯粹潜能的接受能力、获得经验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思想通常就是使用自我，通常产生了人们一旦与某一确定物体接触，他所接受到的感触（亚里士多德说，“思想就是这样的存在，即它的本质就是潜能的存在……当思想在每个理智存在物中变得十分活跃……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保留了潜能，于是，让它可以思考自身”《灵魂论》429a–b）。
唯有当行动完全与潜能相分离，唯有在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理解行为中（意大利语，nei mei vissuti e nei miei intesi），我才能总是要面对生命，在生命自身中去理解——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才能存在——那么某种生命形成才能在纯粹事实性和事物性层面上成为生命-形式，在生命-形式中，我们没有办法让赤裸生命之类的东西分离出来。
2.8 在这里，思想经验通常就是潜能和公共使用的经验。共同体和潜能可以天衣无缝地等同起来，因为在所有的潜能中，所有共同体主义原则的内在本质就是所有共同体必然具有的潜能特征。在所有始终在活动中的存在物中，它们通常已经是这样或那样的事物，这样或那样的身份，这些事物和身份已经耗尽了它们的潜能，它们不可能成为共同体，只有事实上的巧合和区分。我们只能通过我们仍然保留的潜能（和他人一样）来彼此交流，所有的交流（正如本雅明对语言的直觉一样）首先并不是共同性的交流，而是沟通可能性的交流。另一方面，如果只存在唯一的存在物，他绝对是无能的，如果存在着前呢个，那么通常已经是多样的存在（好比说，如果存在着语言，就是言说的潜能，那么不可能只有一个言说的存在者）。
正因为如此，现代政治哲学并不是从古典思想开始的，古典思想来自于冥思，即思考的生命（bios theoreticos），那是一种与世隔绝和孤独的生活（“一个人的单独流放”），而是从阿威罗约主义（Averroism）开始的，即他认为所有人类共有着唯一可能的智慧，而最关键的是在但丁的《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中，他肯定了大众（multitudo）在本质上具有思想上潜能。他已经肯定了：“存在着某种专属于人类总体的活动，以此决定了最广范围的总体的人类种族”（Dante 2, 1.3.4），他认识到这种操作不仅仅是思想的操作，也是思想潜能的操作：
如果人类的最高能力不仅仅是实存，因为在单纯的实存事实上有太多共有的因素，也不是在符合形式下实存，因为那种实存建立在矿物质基础上，也不是作为生物体的实存，因为植物也是如此，也不是作为拥有感知的生物，因为一些低级的动物也有感知，而是一个能够用潜能的理智来理解的生物（esse apprehensivum per intellectum possibile），这种实存样态不能归属于其他生物（无论是更高级或更低级的生物），只能归属于人。事实上还有其他一些存在物向我们一样具有智能，然而它们的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并非人类的智能，因为这种存在物只能作为理智而不能作为其他东西而存在，它们的存在纯粹是理解它们自己实存的行为，它们可以毫无间断（sine interpolatione）地从事这个活动，否则它们就不是永恒的存在。这样，十分明显，人类最高阶的前呢个就是理智潜能或能力。因为在任何个体或任何特殊的社会组织那里，潜能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实现，所以人物种族必须是多样的大众（multitudinem esse in humano generi），整个潜能只能通过多样的大众才能得到实现（per quam tota potentia hec actuetur）……专属于人类的行为被视为一个整体，它不断地实现着人类的理智潜能，最初是通过思想，其次是通过行为（Dante 2, 1.3.6ff., 1.4.1）
2.9 让我们来反思一下但丁在大众（multitudo）与热烈的思想潜能（ultimum de potentia totius humanitatis）之间确立起来的基本关联。在这里，大众不仅仅是数量或数字的概念。所以，从如下事实可以明确无误地得出结论：这个关联界定了人类相对于动物和天使的特殊性，并将人类特别化为“一个整体”，它命名了专属于人类潜能的一种一般的实存形式，即思想。也就是说，这并不是潜在的个体化实现的总合问题，也不是——副词“总是”（semper）在这里特别重要——一个让人类的潜能得到圆满实现的完善过程。之所有存在着大众，是因为在单个的人类那里有思考（这种思考与天使不同，它们可以无间断地（sine interpolatione）认知思考）的潜能——或可能性；而是正因为如此，大众的实存与思想的一般潜能的实现是一致的，最终它与政治也是一致的。如果只有多个个体化的实现及其它们的总合，那么不会有政治存在，只有由各种各样的特殊目的（如经济目的、科学目的、宗教目的等等）所界定的数量上的多样的活动。但是因为思想的一般潜能的实现与大众的存在是一致的，那么后者直接就是政治性的。
正如阿威罗约的说法，大众是思想潜能的一般主体，总是在与个别哲人的实存的关系中来思考大众，哲人通过他的想象力的幻象，与独一无二的智能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思想潜能，它总是处在与公共潜能的个别使用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正因为如此，由于公共思想的统一性仍然与个别活动的偶然性密切相关，它必然十分谨慎地思考我们今天经常谈论的互联网的政治功能。由于它依赖于在实际中（in actu）预先建构的社会知识的恒定可用性，那么其中所缺少的恰恰是用来界定相对于天使的人的知识的潜能经验。也就是说，始终陷于“网络”中的就是没有潜能的思想，没有让潜能得到一般化实现的个别经验。
唯有当大众承袭了这样的思想潜能之后，大众才能成为一个政治概念。思想并不能在众多其他事物中（在那里，生命生产和社会生产彼此相关联）界定出一种生命形式：独一无二的前呢个就是将多样的生命形式建构为生命-形式。在国家主权那里，只能通过在所有领域中将赤裸生命与其形式分开来肯定国家主权，潜能恰恰在于不断地将生命与形式结合起来，或者阻止它们二者被分割开来。在生产过程中，单纯地大规模的社会知识的记录（这就是当下的资本主义阶段的特点）与作为斗争性潜能和生命-形式的思想之间的区分，就是通过这种结合和不可分割性的经验来实现的。思想就是生命-形式，生命与其形式密不可分，无论任何地方都会出现这种不可分割的生命的紧密关系，，在身体过程的物质性当中，在不亚于理论的生命的习惯样态中，那里且只有那里才具有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这种生命-形式，将赤裸生命抛给了“人”和“公民”，这些东西临时充当赤裸生命的外衣，用它们的“权力”来代表赤裸生命，而生命-形式必定成为即将来临的政治的主导性概念和独一无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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