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科： 我真的老了

无论走多远，家乡总是我们最温暖的牵挂

Hometown Central Plains

给在外打拼的家乡游子一个寄放心灵归宿的地方

  乡土文学   

我真的老了

作者 | 刘永科

原创 | 乡土中原（ID：gh_06d145e3125e

中国有句古话：“亲在不言老。”意思是说父母还在人世的人，不能动不动就说自己老了。随便说自己老了，言外之意就是嫌父母活的年纪太大了。父母当然不乐意听了：“你都老了，我们还活着干啥呀？”

我的父母都早已离开了人世，我也过了七十二个生日了，似乎有了“言老”的资格，但我内心里还是一百个不愿意承认自己老了。

尽管在别人面前我早已把胡子长皱纹多当作炫耀的资本；尽管在宴席上早已习惯了不管有没有领导被屈尊，自己心安理得地坐首位；尽管这几年总是把“古稀”挂在嘴上；尽管自己总是说再活几年就追上或超过国人的平均寿命，可以不给党和政府抹黑了：但内心深处仍然不乐意承认自己老了。

证据之一就是我一直都不喜欢看老干部局发给我的《老人春秋》杂志，将其打入冷宫，寡人就是“不翻她的牌儿”。并不是她容貌不美，性格不温柔；只是嫌弃那名字中的“老人”二字。

但是，我却不得不承认：我真的老了。

最能证明我老了的，首先是体态体征。

头发白了，近几次理发，差不多已经一根黑的也看不见了。

脊背微驼，老伴总是扳着我的脖颈往后推，可惜仍是矫而不正。

身高也搐了，缩了，原先1.73，后来1.71，现在是1.69多一点儿。原本合身的裤子变长了，两年前还合脚的鞋子变松了，不跟脚了。

饭量减了，既不能干又不能吃，多吃一点就不舒服。

瞌睡少了，凌晨三点左右不敢醒，一醒就睡不着，可偏偏就这一刻醒的时候多。特别讨厌的是起夜多，多喝半碗稀饭，一夜得起两三次，一上厕所，想不失眠更难。勉强挨到五点钟，轻手轻脚的溜出门去散步，夏秋还可以，冬天和早春就不行—特别怕冷，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不好受—不雅观就顾不了了。

听力衰退了，听人讲话，得打上耳罩—用手附在耳朵后面接受音频信号。

视力也不行了，戴了二十多年的老花镜不管用了——两只眼全部变成近视了。这二年专一接送孙子上下学，勉强能看清车和人，不出交通事故。一丈以外就看不清脸，接学生时站在校门口等，一会儿就错把三个孩子当自己的孙子——还怪那孩子和自己孙子个子一般高，校服一个样。

这些，我都不太在乎，最怕的是记忆力迅速衰退。家人刚嘱托我的话，一小会儿就忘得一干二净。为了不误事，只好奉行“现在主义”（可不是“现代主义”），想起一件一会儿要做的事，怕忘了，“现在”就先做，提前做。一大早起来，就先把孙子的水杯灌满，装在书包里，再把红领巾、口罩放在书包上，还要先把电动自行车推到楼下，放在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把电车钥匙事先装在自己口袋里，以免走时忘记了，再找，耽误时间。

忘“事”的频率还不是最高的，最容易忘的是“名”，人名、地名、物名、诗文名。

一个月前去菜市场买菜，见有新鲜的莴笋，打电话请示老伴买不买（别笑我妻管严，我不会做菜，不请示不行），就是記不起来这菜的名字了，只好说“三十多年前我在青台高中时买了这菜削皮时割破了手，你还记得那菜叫什么名字吗？”这样的啰嗦话，把我老伴也逗乐了。忘了物名，常须比划着说，而我又特别不擅长描摹状貌，有时干着急，说不清，还真的体会到了哑巴的苦衷。

最尴尬的是忘记人的名字，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才认识但也非常熟悉、至今能说出和他交往中好几件事的同事的名字，说忘就忘了。一次，一位这样的同事托我打听一件事，我打听清楚后却不知道给谁回复—已经忘记他的名字了，但他托我打听时又不好意思问他—那太令人尴尬了，人家拿你当好友，你却连人家的名字都记不得了。

没办法，我只好又用上“叙事法”—一连讲了三件这位同事与我家交往的事—来诱导老伴，最终老伴才把他的名字从记忆深处搜出来。还有一次看电视剧，其中一个情节是套用了季羡林在北大当副校长时给新生看行李的事情。我给老伴说这个情节是套用的，老伴问套用谁的事情。

我一时忘记了季羡林的名字，但还记得他写的一篇文章（《幽径悲剧》）曾选在八年级语文教材上，我很喜欢这篇文章，曾给两届学生教过这篇文章，直到看电视剧时，还记得文章的內容和思路，却一时硬是想不起文章题目了。苦苦搜求了两天，才想了起来。

还有好多古诗词名句，曾经滚瓜烂熟的，说忘就忘了。幼年学的还好一些，中年以后再学的，大多配饭吃了。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在文章中引用别人的文句，现在偶尔想引一两句，搜肠刮肚地硬是找不到，只可作罢了。

我害怕这是老年痴呆的前兆（我母亲就曾是这样）。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多用脑子，多写文章。我很听话，就隔三差五的写一点。我不擅长描写，只会胡乱发些议论，但议论文不是特别好的，没人喜欢读，阅读量上不去。只好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写点回忆录来。

还别说，越是陈年旧事越是记得清晰，越是近期的事，越是忘得干净。这不还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吗？怕也没用，是祸躲不过。也许痴了呆了就不再发愁，也不再生气了，还是好事呢。

但毕竟现在还没痴呆，还得承受这“老”的麻烦。于是就无端的生起自己的气来，心态也变坏了。

一是怕孤独又怕热闹。一个人呆在屋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自认是囚徒。孩子们劝我去公园做个保健操，坚持不下去；找几个老人闲唠嗑，没共同语言；家里来了陌生客人，却嫌聒噪得慌。除非自己的同学同事来了，才高兴一阵子。可远离家乡，这几率太稀少了。

二是脾气长了，倚老卖老，总是怪人——除了孙子，轻易舍不得怪。自己说话和年轻时一样，一镢头一块，一句话噎死人，却变得喜欢听好听话了（年轻时好像还不是这样）。儿女们在我面前不敢随便说话，就少给我说话，我便愈加多了孤独感。老伴不怕我，说我几句，我不服气，就抬起杠来，弄得都不愉快。

哎，这人老了，咋就这么不主贵呢？可凡事都一分为二，细想起来，老了也有老的好处，最主要的好处就是欲望减弱了。心虽未必能“清”，但欲却真地“寡”了。别轻看这个“欲”，贪念多了，给一大山“谷”，还嫌不足（欠）呢。人一老，没本事了，多数也就寡欲了，我也如此。不信？听我自夸几句。

先说吃的，我从小就嘴馋，家里穷，没好吃的。有时有一点点，那是妈妈用来孝敬我奶奶的。可我偏要馋它，我奶奶又偏偏特别宠我，一个蚂蚱也非给我个大腿吃不行。这就惹来三代人间许多麻烦。如今富裕了，好吃的多了，我却不馋了。我过生日，儿子亲自掌厨，或者儿子出差，想给我“捎个包”，想方设法，问我爱吃啥，我却说不上来。只说：“啥都中，没有我不爱吃的。”

再说穿的，我本来就不挑剔，老了更好说话了。冬天能御寒，夏天能避体就行。可老伴总怕我穿的不上档次，丢了她的人。经常是她给我买了贵衣服，惹我心里不舒服；有时，她扔了我的破衣服，我俩还干过仗呢。

还有游乐。现在时髦旅游，孩子总是忙里偷闲，带我和老伴出去逛逛名山大河，都市名园。我虽非雅士，却也乐意回归自然，开阔视野，见见世面。

近处，自驾游；远处，组团去。坐了汽车坐火车，坐了高铁换轮船。还想让我体验一把坐飞机的感受，无奈我胆怯，不想坐。看的多了，也不新鲜了，无非山陡水清花红树绿而已。至于高楼大厦，更觉乏味；百货万物，也买它不起，用它不着。街上美女虽多，秀色可餐，奈何老头子一个，已无那份雅兴和胃口了。

只有小孩子，还能讨我几分欢心，可多看了哪个顺眼的孩子几眼，和那孩子搭讪几句，孩子的父母就顿时来了警惕性，怕我是拐卖儿童的坏东西……

话又说回来了，过分寡欲也不全是好事。小时候，我最大的欲望就是长大后当个图书管理员，既能挣钱养家，又能捷足先登，近水楼台先得月，把古今中外名著读个遍。因为缺钱，多少次趴在书店的柜台上眼巴巴的看着那些名著躺在那里，却买不起，读不成。及至有了些买书的钱，却又忙于生计，没有闲暇时间去读。

现在买书的钱不缺了，闲暇更是多得泛滥成灾，我读书的欲望却“寡”了，淡了。再好的书，一看本头大，先就怕了；再美的文章，连续读上一个钟头，头也疼了，眼也花了。放在枕头边，竟然忘记再翻了。

回想当年，上初中时，一部《红旗谱》，一个五一节就看完了。又千方百计去借它的续集《播火记》读。有时一看见作品后面“未完待续”四个字，就恨得咬牙，急得犯傻，甚至自己去预设故事的结局。

现在是咋了？好像也没有受什么灯红酒绿的诱惑呀。哎，老了，老了。人常把文学作品比作情人，老了，还要情人干啥呢？当然我很羡慕并敬佩那些年事已高仍能读书孜孜不倦的人，但我太俗了，没有大格局，也就如此吧。

我老了，也服老了。固守直拙，可以；急性子，得改一改了。退休了，国家养着你，老伴让着你，儿女敬着你，里孙外孙逗着你，你还急什么呢？

自己干不了的事有别人呢，这一代完不成的任务有下一代呢。小百姓操不了的心，有党和政府呢。你急什么呢？悠着点儿，慢着点儿，别着急。国人平均寿命76.8岁，你还没达到呢，最起码也不能拖中国人的后腿吧。

领袖这么英明，国家日益强盛，社会这么和谐，邻里那么可亲，孙子那么可爱……不多活几年亏大了。

我老了，也服老了，能老得慢一点儿，悠闲（恐怕不敢求“优雅”）一点儿，不给国家抹黑，少给儿孙添烦，多享几年福，就是最大的心愿了。

2021年6月6日于新乡

作者简介

刘永科，社旗一高退休教师。一九四八年生，一九六八年南阳三高毕业。一九七一年开始执教，教过小学、初中，一九八四年开始教高中语文，二零零九年退休。乡土中原总顾问。

乡土文学《乡土中原》（Hometown Central Plains）发布

总编 | 赵华胜

总顾问 | 王学章  王书义  梁铜勋  刘永科

特约作者 | 晓辉  丽萍  尚钞  春雨  松克  春兰

特约美编  |  穆青冬

（所有排名不分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