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人心修大业：先圣作《易》之源

宋朝著名易学大家邵康节先生曰：“观春则知《易》之所存乎？观夏则知《书》之所存乎？观秋则知《诗》之所存乎？观冬则知《春秋》之所存乎？”（《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之四），而将《易经》列于群经之首。古代圣哲为何如此高推此书？《易经》又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有什么用呢？关于这个问题，古往今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古人对这个问题似乎早已有了明确的回答。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系辞上传》）这句话开宗明义，直指易的功用，气魄洪大如斯。对于易的功用，正如很多易学专家所言，其用“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大可以涵盖造化天地之本源，小可以指导百姓日常之生活。上及于大道，下达于百姓，也许这正是《易经》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然而，对于这样一种境界极高而能指导人间万事的经书，世人却非议甚多，或斥之为封建迷信，或推为哲学理论，或奉为占卜经典，或引申为历史著作、古代科学著作等等，不一而足。关于易学之注解千百年来更是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也难尽睹其妙。我想，无论如何，如果一部书能引起千百年来无数学者的研究热潮，能随着时间流逝、朝代更迭而历久弥新，既经世人非解之辱，亦能免于秦火之幸，一定是一部充满无穷魅力的经典，一定是一部值得中华儿女去引以为自豪的经典，一定是一部蕴涵了人类，至少是蕴涵了中华民族传承的文化思想的经典。

所幸的是，这是一个经济复兴、文化复兴、人性复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尽管思想观念阻碍重重，文化复兴的潮流却势不可挡地走上了历史舞台。怎样重新去阅读《易经》这样的经典，怎样更好地运用《易经》的智慧，为当代人服务，为国家的繁荣发展服务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人研究的内容。在古文化的复兴中，《易经》也日渐吸引了更多人的兴趣，虽然其中也免不了泥沙俱下，沉渣泛起，但只要把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人们的当代实践去检验《易经》的真伪，剥去《易经》玄虚的面纱，探询《易经》与科学接轨的依据，发现《易经》中蕴涵的现代人还不知道的新奥秘，人们对于这部古老经书的认识和运用必将会揭开新的一页。

那么，用什么实践手段去检验《易经》的真伪呢？科学家用科学发现验证《易经》，艺术家用艺术创造感悟《易经》，哲学家用哲学研究解读《易经》，修练家用修行体悟《易经》，占卜家用预测实践《易经》……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行各业无不可用《易经》来指导自己的工作、生活。这些都是《易经》的实践，并非只有哪一种是实践。在这中间，通过占卜、风水预测事物吉凶是用易实践的最为核心的部分。然而，今之部分学者总是试图用单一视角去看待《易经》，鄙视易学卜筮吉凶祸福这一核心的实践手段。殊不知，这实际是对易的无知。

《系辞上传》中有这样一句极为经典的话：“是故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句话对易、八卦、吉凶、大业之间的关系做了精辟表达。“大业”从何而生呢？“大业”来自对“吉凶”的认识和把握，而“吉凶”的认识和把握则源于正确的运用“八卦”这个工具，“八卦”这个预测工具则产生于“易”的推演。所以习易之人，欲成就大业，当运用八卦之理来确定吉凶。什么是吉凶呢？在《十翼》中有许多关于吉凶的论述，比如“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上述关于吉凶怎么产生应从两个层次来理解，一个是实际的物理层面，就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而“物相杂”中所言的“物”则是“爻”，是实际事物的抽象化和符号化的东西。总的看来，吉凶来自于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事物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好坏吉凶，而六爻作为不同事物的代表符号，分析这些符号，就可以从看不清的实际事物中跳出来，来看清事物内在的组合结构，正是这种爻爻相杂的结构展现了吉凶的状态。因此，《易经》试图完成这样一种神奇跳跃，首先，从实际事物向符号化的爻进行跳跃，以便看清事物的内在结构；然后，再从符号化的爻向实际事物进行跳跃，回归现实，“以断天下之疑”。由于这个神奇的跳跃，使人们简化了、优化了对事物吉凶祸福利害关系的判断，所以这种道理才可称之为“易”。其实，关于怎样简化对事物吉凶的判断，《易经》这部书提供了很多思维方式，比如类象、类比、预兆、观象等思维，无不是为了让人们预见性地看出事物之间组合、变动的好坏关系。正因为如此，善易者才能产生“无有师保，如临父母”的真切感受啊。

作为一本上通造化之道，下达生活琐事，贯通凡俗境界的书，《易经》对世人各个方面的发展均有着巨大参考价值。因此，尽管现实中很多人对《易经》运用表现出一种表里不一、遮遮掩掩的态度，仍有相当多的人矢志不移，在运用易道预测吉凶祸福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而这些成果有的以一个个神话传说、稗官野史的方式呈现；有的以理论著作、具体技巧呈现；还有的以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方式呈现了出来。时至今日，世上流传的预测技术，诸如梅花易数、奇门遁甲、金口诀、四柱、六爻、测字、看相、玄空等等不胜枚举。尽管形式各异，但是都没有脱离易道之意、言、象、数、器、法之理。在这些法中，有一种预测法似乎更符合《易经》这本书的吉凶判断法，那就是用易辞来定吉凶。这种方法古人是经常用的，在《左传》、《国语》、等历史典籍中都可以查到这样的案例。在后来的占筮发展过程中，尽管京房等先贤创造了新的占筮体系，对易辞占断形成了很大冲击，但这一以易辞占断的传统方法并未丢弃。如《梅花易数》曰：“大抵占卜之法，成卦之后先看《周易》爻辞，以断吉凶。如乾初九'潜龙勿用’，则诸事未可为，宜隐伏之类；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则宜谒见贵人之类。余皆仿此。”《易隐》亦曰“后之占者，但得易辞，既合所占之事，即不可拘泥京管，而弁视四大圣人之至训也，故习卜之功先须读易。”

实际上，学习易辞占断具有很多的优越性。古人认为易辞占断的准确性很高。“游南子曰，余阅胡双湖所载汉晋至宋杂记占验，及吴甘泉元明占验录，皆就彖辞爻辞直断，应若桴鼓。”(《易隐》)元代著名人物耶律楚材也曾用较长篇幅对易辞占断有专门论述，认为：“虽卦名仅七十九字，而文义坦白，颇足决断矣。此文王未有卦辞之前已然，况又有三百八四爻，示之以变乎，故人苟积诚而筮，则神之告之。……若夫彖辞爻辞，不应所占之事。然后取动变一爻，各配生克，及长生十二之宫，断其休咎也。刘伯温曰，爻神吉而易辞凶，先吉后凶。爻神凶而易辞吉，先凶后吉。”（《易隐》）

学习易辞占断对于增强当代易学者的易学功底和易学修养也很有好处。纵观历史上的各种流行热潮，无不表现出薄发者众，而厚积者寡的特点。随着热潮的冷却，这一特点将越来越明显。在当今的易学热之中，那些热衷于各种预测术的人很多，一些传授技法的老师本身对《易经》原文的研究不足，使得很多学生贪图所谓秘法，忽视易理学习、人心道德的修养，使洁净精微之易变得“失之于贼”；一些“大师”在为人看风水过程中，只注意从方位调整、物象布局和时间理气等方面进行调理，使得很多相信风水的人汲汲于外在物理的改善，而忽视了对人心性情的改善。给易学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相反，那些真正能静下心研究《易经》原文，把握《易经》精神的学者则少之又少。在这个时候，如果爱好《易经》的朋友们能回过头认真研读《易经》原文，就会发现，易辞的精神远远不是简单的卜筮之辞所能概括的。因为易辞中所流露出的精魂就是人文精神，几乎所有的易辞无不是直指人心而作出的吉凶判断，对于时间和空间等具体技巧上的吉凶则谈的很少。因为占筮预测是通神之道，是君子之器，相传过去“严君平卖卜成都市，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易隐》）正因为《易经》注重从世道人心上把握吉凶，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性命之书，才得以超出一般卜筮技法等书籍，炯脱根尘，成为儒家群经之首。

当然，《易经》并非不重视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共同改善，而是抓住天地之间的人心这个关键环节在分析判定吉凶，找到了吉凶的要害，因为与其说是物与物之间的差异组合构成了吉凶，不如更深刻地说是心与心之间的不同组合构成了吉凶。总的来说，《易经》对于命运的改善不是现在流行的单纯的时空格局观点，而是在引导人们关注天地人三才的和谐，在这个和谐中，外部环境或能改或不能改，而人心的改变则操之在手。易辞重在人心充分体现了“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乾龙精神，我们学易者就是要运用易道，效法天地之大道，调整好身心、环境，与时俱进，自强不息，广易道之用，将易道运用于百姓的日常生活、政治历史、经济民生以及科学研究中去，使得人们信而从之，各安其位，安居乐业。只有这样，才无愧于一名真正的易学者，无愧于世道人心的进步，无愧于圣人作易之“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