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发现一神秘古国，距离镐京三百里，竟敢与周天子并称王

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一国不能同时有两个国君，否则必然出现乱政现象。如果是王朝晚期，野心家割据称王，别说出现二个国君，就是出现数十个国君都可以理解，但在王朝建立的中前期，实力往往最为强大的时候，出现二个国君就会让人费解。

西周时期，除了周王之外，中国竟然还有一位王，与周王平起平坐，而且这个王国距离周朝都城镐京甚至只有三百余里，位于周朝的核心区域。无论这个王国是周朝体系内的，还是周朝体系外的，就以其直线距离镐京三百里来看，恰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周朝怎么都不能让其“鼾睡”，都不该容忍其存在。那么，这个“狂妄称王”的国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1：神秘国度浮出水面

清朝乾隆年间，在陕西凤翔（今宝鸡凤翔区），农民耕地时挖出一件青铜器，其底部铸有19行、357个铭文，消息传出之后，立即引起不少文人的注意，其中清朝经学家阮元考证之后将之命名为“散氏盘”（见下图）。

“散氏盘”是周厉王时代（？―公元前828年）的青铜器，第一句是“用夨扑散邑，迺即散用田”，讲述的是夨（zè）国攻打散国，造成散国田邑损失。散国向周王投诉，周王裁决由夨国割田地二区以为赔偿，然后两国重新勘定地界，以及参与定界的见证名单，最后夨国发誓“我既付散氏湿田、畛田，余有爽变，爰千罚千”，割地盟誓立契，周王室官员见证留档。

这段铭文记录了两国之间的纠纷、土地赔偿、交割的全过程，是研究西周土地及其管理制度的重要史料。但更为重要的是，铭文中提到的夨国与散国，史书上并未留下记载，两个神秘国度自此浮出水面。

凤翔是如今宝鸡下辖区，紧邻周朝旧都岐山（宝鸡下辖县），距离西周都城镐京大约150公里，因此夨国与散国都可谓是周朝核心区域内的诸侯国。

02：夨国国君狂妄称王

1969年，陕西宝鸡贾村公社一位农民在取土时，意外发现一批青铜器，其中一件圆圆的像盖子一样的东西上面刻有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随后他就将此事汇报给了文物部门。

文物专家指出，这是一件青铜簋的盖子（见下图），其内铭刻17个文字为：“夨王乍（作）奠（郑）姜尊簋，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宝用。”学者张政烺指出，周夷王时（前885—前878年在位）夨王为即将出嫁的女儿奠姜作的媵器，其中奠即郑，但不是春秋姬姓郑国，而是商代遗留下来的子姓奠氏贵族，后来郑桓公所建郑国就是在此基础上组建的，西周末年举国东迁。另根据“散伯簋”铭文“散伯作夨姬簋其万年永用”记载，可见夨国跟散国也有姻亲，其中夨王姓姜，散国姓姬。

夨王簋盖出世，引起了考古专家们的高度重视，1975年开始对该区域考古发掘，发现了很多西周时期的窖穴、灰坑、陶窑、建筑遗址、竖穴墓等，出土了石磬、青铜车马器等零星文物，其中部分文物上刻有“夨”字。后来，在宝鸡陇县同样发现了4座西周前期古墓，出土的部分铜器上可见“夨”字铭文。因此学者推测，夨国应在陇县、千阳、宝鸡贾村一带，边疆距离周朝都城镐京大约仅有100公里。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夨王簋盖可知，夨国国君在世时就已称王，不是死后享受升一级的称王。楚国熊渠（前886年—前877年在位）曾封三个儿子为王，长子熊康为句亶王，次子熊红为鄂王，小子熊执疵为越章王，周厉王继位之后，熊渠担心受到周朝的重点讨伐，于是取消他们的王号，《史记》中说“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因此，对于夨国国君这种狂妄行为，夨国又紧挨着镐京，周天子为何无动于衷，夨国称王的背后，隐藏了什么历史？

03：夨国国君为何称王？

夨国国君为何称王，如今还未能彻底揭开谜团，根据迄今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大约有以下一些可能。

在姬姓诸侯中，除了姜姓夨国称王之外，考古还出土了“吕王作尊鬲”（吕乃姜姓），录伯簋“作朕皇考厘王宝尊簋”，乖伯簋“用作朕皇考武乖几王尊簋”等。也就是说，周朝姬姓王者只有周王一个，但异姓诸侯称王的却不在少数，有的时而服从周天子称臣，有的时而不服从周天子称王，有的生前称臣死后被追封为王者。“散氏盘”记载夨国臣服于周王，夨王簋盖记载夨国不服周王，说明是臣服与反叛是相对变化的。

实际上，商朝时期存在不少“方国”，他们臣服时称臣，不服时称王，就像周文王称王一样，西周时期延续了这一政治传统，异姓诸侯说到底如同商朝的“方国”，对于称王的异姓诸侯，打与不打，可能关键还是看周天子的态度，楚国熊渠取消三子王号时，史书记载是“周厉王即位后，以暴虐著称”，这让熊渠担心受到周厉王的针对，所以才取消王号，但在之前也没什么事。

不过，周天子不伐僭越称王的夨国，可能还有一些特殊原因。夨国姓姜，而姜姓部族在推翻商朝的过程中功勋显著，也与周王室关系密切，比如周武王妻子就是姜子牙女儿邑姜，姜子牙被封为国师并非单纯因为才华。同时，新世纪在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了“叔夨方鼎”，其中“叔夨”即晋国初君唐叔虞，由此证实“夨”与“虞”可通用，而“虞”与“吴”的通用是公认的，可见“虞”、“吴”、“夨”三字可以通用，因此周太王时的“泰伯奔吴”，投奔的是“吴地”可能就是“夨国”，否则从陕西岐山跑到后来的吴地实在过于惊世骇俗。或许，由于这些特殊关系，所以周王室才容忍了夨国在卧榻之侧称王。

1954年，在江苏镇江大港镇烟墩山，出土了“西周宜侯夨簋”，簋内底有铭文120余字，大意为周康王（周武王之孙）册封夨为宜侯，作器者夨原为虞侯，被周康王改封为宜侯，作器的供奉对象是虞侯之父虞公。史书记载，泰伯与弟弟虞仲奔吴，后来传位于虞仲，那么虞公与虞仲有何关系？作器者的“夨”字单纯是与“虞”字相通，还是表示他与夨国有关？作器者“夨”、及周初虞国与后来的“吴国”有何关系？这么多疑问，有待新的考古发掘给我们答案。而一旦解开了夨国之谜，泰伯奔吴、吴国起源等历史或许都将迎刃而解。

参考资料：《夨国有铭铜器整理与研究》、《史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