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三本书
我的第三本书
——《和友人对话》
我的《尊严无价》刚给王一方交稿，又一桩喜事来临。长春出版社编辑邓进找到我和谢泳，说他策划一套《求索文丛》，邀请我和谢泳加入。每册也是20万字左右，当月交稿，当年见书。谢泳提交了文集《学人今昔》。我借机推荐了好友智效民，他的文集《心理的单间》也同时入选。
如果搜罗未能结集的旧作，我在《尊严无价》之余，再编一本书没什么问题。但我考虑，如果炒冷饭，就会辜负邓进的美意。于是，我决定编一本和朋友的对话集。对话集虽然不完全是我的个人的著作，但能够容纳更多新鲜的信息，或许不至于让读者失望。
这本书的名字是《和友人对话》。邓进运作的速度更快，和青岛出版社的《野菊文丛》同时面世。
我在自序中说：
这本书是八年来，我和朋友们交谈后记录整理成的一些文字。对话和访谈，如今已经是一种流行的表达方式。我平时阅读就有这样的体会，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出现，读起来比较累，往往得正襟危坐，才能入境。而以对话或问答的形式出现，阅读的心情就会愉快得多。其实，这种方式古已有之，从中国的孔子，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中西先哲都用这种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思想遗产。
我之所以乐于和朋友们对话，倒不是故意想要模仿先哲。实在是觉得这种方式与个人单独写作的感受大不相同。几个朋友围坐在录音机前，围绕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各抒己见，思想的闸门打开之后，彼此互相启发，互相碰撞，许多新的观点就会跳跃出来。刘禹锡《陋室铭》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们虽不是鸿儒，但古代文人这一乐趣我们同样可以拥有。
这些对话的记录，当然不如文章结构完整，逻辑严密。但文章一经修改，就把思维过程中不成熟的地方覆盖了。而对话不但可以记录思维的最终结果，也可以展示思维的过程本身。也许，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正是有意思的想法。对话的形式可以说事，也可以说理，来回穿插，比较自由，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用不着起承转合。
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和山西的朋友们的对话录。邢小群是我的妻子。高增德、阎勤民、智效民、陈坪都是我所供职的山西社会科学院同事。谢泳、赵诚、贾秀文儿虽然和我不在一个单位，但也是山西知识界中谈得来的好友。
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经常和邢小群、陈坪一起讨论一些有关当今文学艺术的话题。当时，邢小群在山西大学教中国当代文学，陈坪在山西社科院文学所研究的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讨论对象的选择，随机性很强，一起看了美术展览，就讨论美术展览；一起看了电影，就讨论电影。主要是为了完成报刊的约稿，没有更系统，更长远的设计。
阎勤民和我讨论的是中外小说名著，时间是1991年到1992年。当时，我对现实的文化表达，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语，所以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古代和外国。我给自己设计的选题是小说与性文化研究，先后搞了《金瓶梅》、《红楼梦》、《十日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几个专题。阎勤民原来专攻《孙子兵法》和《聊斋志异》，对我感兴趣的选题，他也感兴趣，于是经常一起谈论。可惜两个人当时谈论没有录音，而是一人事后整理成文，另一人修改补充，所以失去了当时谈话的气氛。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原来我们也想从性文化的角度切入，但一旦进入，就发觉首当其冲的不是性文化，而是关于媚俗的命题，又把我的目光从古代和外国拉回到中国的现实。
本书的主要部分是我和高增德、谢泳关于20世纪知识分子的对话。对知识分子问题同样有兴趣的智效民、赵诚、贾秀文间或也参与了讨论。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一旦钻进去，就发现可说的事情太多，说也说不完。20世纪虽然还没有完结，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包括命运史和心灵史，注定要成为一门显学。
本书还有一些对话和访谈是在北京进行的。比如我和中央音乐学院蔡仲德教授的对话，就是在冯友兰先生的故居三松堂里进行的。蔡教授是冯先生的女婿，我读了他著的《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发表了一则随感。他看到以后，要和我交换意见，由此相识。见面聊起来才知道，蔡先生近几年也在研究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叫士人格研究，于是我们也做了一次对话。
书中还有两篇是对77级大学毕业生的访谈录。这个题目是光明日报出版社徐晓策划的。今年是恢复高考20年。77级大学生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自己也是这一届，读的是山西大学历史系。我不想把这个历史事件的含义简单化。因此，我选择的两位访问对象都有自己对历史的思考。魏光奇和我是插队时代的朋友，他也是一位民间思想者，现在在首都师大教历史，我们经常讨论各种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只不过整理出来的不多。
这本书的对话者高增德、阎勤民、蔡仲德、贾秀文已经先后作古。他们去世时，我写了怀念文章。
不久前，沈昌文、钟沛璋先后去世，引起了人们对《读书》《东方》几位女性编辑的关注。有人给我留言，建议我写写梁晓燕。我说，她的确值得一写。本书收入了我对梁晓燕的采访，标题是《良知的旅程》。这可能是她第一次回顾生平。她向我讲述了在上海上中学，毕业后当建筑工人，考上华东师大政教系的往事，特别反思了老三届同学的实用主义和功利色彩。她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外语学院当教师。后因说真话，被迫放弃公职。她先后编辑过《知识分子》、《东方》、《民间》等刊物，每个刊物存活的时间都不长，却都留下了时代的闪光。她思想活跃，口才上佳，但疏于动笔。多位学人因她的发现、激活，成为思想界风云人物，她却一直甘居幕后。她锲而不舍地推动中国当代民间社团的发育，历史不应忽视她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