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前面几位专家所谈的大思路，听起来还是非常有一致性的。以我的看法来跟各位交流，我先围绕“从一季度数据看全年而考虑非常之策”这个方面，特别强调一下我怎么看待运用非常之策的必要性和客观上的可能性。基于一季度数据的前瞻测算，无论是粗线条的还是更细致一点儿的，已经可以使我们看清楚：到了二季度的增长速度哪怕回到6%出头儿，也只能把这个增速扳为正数，下半年再经过努力，全年也就是3%出头儿或者3%左右，稍微好一点儿3.5%就相当不错了，而且需A要有一系列的努力。这些努力之中，现在如果做一个大家讨论的所有这些措施的归纳而不讲特别国债的话，那都还属于相对常规的努力，比如提高赤字率，减税降费，种种我们过去常年在政策工具箱里使用的东西。而特别国债，我认为却是非常之时要采取的非常之策。在今年我们如果不采取这样的非常之策的情况之下，年度经济增速有可能3%都达不到。对增长速度低带来的问题，需要有深刻认识，除了“全面小康”火候要欠一点儿之外，更直接的对我们形成冲击的问题，就是前面几位专家都强调的就业——就业联系的是基本民生和稳定。中央在这方面新提出明确的“六保”，我的解读，是中央意识到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情况之下，实际上我们过去已经有经验，要防止经济下滑过程中“经济问题的社会化和政治化”，这就不简单是个经济层面的问题了。所以关于这个非常之策对于全局的支撑意义和对今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要充分认识。在我们采取非常之策的命题之下，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中国确实如一开始□□教授强调的，就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这个财政的可用政策空间来说，在安全区内可用的调节工具、刺激手段，扩大内需支持就业方面可做、可选择的事情，所依托的空间余地还相当可观。我们要利用好这个空间——这是必须要充分利用的，把支持就业，稳定经济，还有使经济能够更好对接以后的可持续增长轨道这个事情处理好。这就是要把短期的升温和中长期我们的结构优化、高质量可持续升级发展做一个一揽子处理。关于货币政策方面的更加灵活，现在中央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态度，虽然还叫稳定，但是更强调的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灵活。在财政政策方面，也已经“三箭齐发”，提高赤字率，加大专项债力度（这专项债就是要做项目的，在地方层面戴帽下达）。除了这些之外，现在肯定内部已经在紧锣密鼓讨论特别国债了。对这个特别国债，我的基本看法是，不能把它仅仅理解为救急纾困的、主要用于扩大消费的资金来源，它是尽可能把前面可动用的失业保险金、国家层面战略储备——社保基金理事会掌握的可调动的资金量等等，拿来做安定团结、纾困救济之后，仍不足的话，可以用一部分特别国债资金再去填，但更多的部分，一定要考虑怎么样在资本形成方面把文章做足，把我国有效投资的空间运用起来。如果说抓住这样一个要领的话，需投入的要素我们什么都不缺，如果要做有效投融资，我们可以简单排一下现在看起来几乎俯拾皆是应该做的事情，而需要投入的要素无非就是钢材、建材、劳动力、设备、管理能力、技术能力，还有我们可以从本土以及全球调动的各种各样可能的有效供给。这些东西原来都有，往往被我们称为过剩产能——但这个过剩不过剩，其实不是关键，如果有好的机制，比如说政策性融资四两拨千斤用得更好，PPP这种建设项目用得更充分的话，一旦项目签约，一大批订单进入市场，很多所谓的过剩产能，瞬间就变成有效产能。所以，我们在要素不缺的同时，实际上还缺什么呢？还缺一个好的机制或者机制的升级，还缺少直观看起来可动用的资金力量。很多政府体外的资金，需要由政府以自己有限的资金四两拨千斤地把它拉进来，做这些事情。所以，特别国债我觉得应该把这样一个思路作为重点，加上政策性融资支持的放大、乘数效应，加上必须推进的PPP项目建设里面的机制优化升级。要做的投资，这里可以再简单列举一下，以增加讨论者的印象。中央现在已经强调的新基建，我非常认同，这个概念有必要抓住不放。针对还有的种种担心，我写了文章，已在《环球时报》发出来，强调要看到新基建主要是和我们要紧紧抓住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结合，使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和数字化的产业生态，在中国的已有发展基础上继续往上升级，占领这个新经济领域里的制高点。争取若干年内占领若干制高点这样一个事情，关系全局的高质量发展和长远后劲的支撑形成。新基建具体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从5G的网络到产业互联网，各种各样的数字化信息中心、智能中心，要在万物互联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在中国，现在还特别强调了输变电网络的升级，还有实际上要用数字化技术支持的冷链建设等等。这些事情，是中国在结构优化方面一定要抓的。又加上我们现在有必要扩大内需，当然这些事情更应作为重头戏摆出来。中央给出了这样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总体来说确实具有战略眼光，全局意义。新基建的后面，跟着的还必然结合很多的所谓老基建。试想这些数据中心、各种各样新基建项目的基础设施座落在某一个开发区里，跟它配套的所有的东西，如架桥修路，兴建各类服务设施，包括住房，包括各种各样环境保护的这些基建，一样少不了，都得配套。那么跟上来，我想要在这方面特别强调的一些重点，也试着列举出来。比如我在很多场合反复强调，就在我们所居住的“首善之区”北京，看起来跟纽约、东京同是一种现代化城市风格，实际上现代化水平上我们差得太远了，整个公共交通体系北京现在的供给能力严重不足，老百姓收入提高以后想买机动车，碰到的问题是国际笑话，差不多三千个号里才能中一个，那这叫什么现代生活呢？纽约、东京的机动车拥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为什么人家不采取这样一系列的行政性手段措施呢？那就是他们有高水平的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北京必须把这个事情做起来，然后让老百姓最后能达到一个境界：想买车就买车，买车后主要是应急和周末往外面开去享受生活。这里所要匹配的把天文数字的资源砸到地底下的事情，过去是经过北京反复探索、最后终于看准了——没有办法了，摊大饼走不通，必须建4号线、16号线地铁等等这种干线。4号线、16号线都是PPP才做成的，再往后的发展，还一定要积极利用这种新的机制去做。在实际的配套上面跟着就得说到，按照国际经验，纽约、东京那些老百姓有车以后，得有地方放车吧，停车位的建设可是非常有讲究的。怎么样建停车位？现在北京规划里的一些短板非常明显，像平安大道，当年作为突出的政绩来说，终于打通了和长安街平行的又一条东西走向的干道，所有的东西想得都是那么高大上，两边铺面是雕梁画栋，第一批路灯是宫灯式设计，但就是没有设计停车场停车位，结果这么多年来，这条大道两边车停不下来，它就是没有人气，就是达不到那个经济发展支撑而应该有的繁荣意愿。那么这个时候，要再补建停车场停车位怎么办呢？只有搞立体化的——我已经看到企业界提出他们的方案，技术上可以保证地下五层、地上五层，一个车位放十辆车，最高的和最低的调到路面上，50秒之内解决问题。这样的有效供给，要赶快在中国让它变成现实。这些事情要做起来，又天然跟PPP是可以对接的。老百姓要过美好生活，要有地方停下他自己买的车，那么这个停车当然要交点儿停车费，而停车费就是现金流，它就可以对接PPP。这些事情在我们的身边，有大量类似的投资空间。还有，是中央已经特别强调的老旧小区改造。这里面要指出，原来的四层到六层这些居民楼加装电梯这个事儿，很多管理部门视为畏途，说要说服第一层的住户太困难了，但中国这次抗击疫情这么多的工作经验，不能好好总结在里面用一用吗？怎么说服一层让他们接受而不反对，不闹事，这种经验还不能总结出来吗？加装电梯是由大多数人或者绝大多数人同意的事情，经过一定经验积累了以后，一定应该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在北京，这个事情覆盖面至少是几百万人，有多少需要在这方面释放的供给能力去应对老百姓美好生活的需求啊！北京如此，全中国一百多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大同小异，这种老旧小区改造里加装电梯的事情，别的都不缺，似乎就缺一些基本经验，怎么样说服和安抚一层的人，而这种经验一定能总结出来。还有就是中央过去在相关重视程度上已经体现出来的综合管廊、海绵城市的建设。其实对于中国打造现代化的境界，大家都很容易理解，比如北京不少地方，终于把原来很多天空中那种特别难看的各种各样的管线，弄到地底下去了，但有些区域还不行。老区改造确实比较难。但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明确地规定，凡是新区建设，不按综合管廊的标准一律不许开工。这个投资需要，比常规要高出一大块，但这种投资是支持长期的高质量发展的，一定要下行政性的命令：新区不按综合管廊设计不许开工，老区的改造后面再跟上。海绵城市建设也是这样，至少现在这些新区在此类技术性标准上要有明确规定和要求。黄奇帆同志所说到的我国建筑物里用钢的比重怎么样提高，这方面是不是有关部门应该赶快加紧研究——已说了几年了，听着非常有道理。这些事情都是服务升级发展的。还有前些时候大家已经注意到的特色小镇，有关管理部门——发改委讲要建一千个，这只是规模上的一种比喻，并不真的就是一千个：999个还是1001个？不是这个问题，它就是有非常强烈的适应性，应当建设一大批。当然要防止一哄而起，但是我们稍微做一些调研就知道，中国的中小城镇建设前些年很迷茫，现在到了特色小镇概念上，却豁然开朗，已有很多值得总结的新区开发按照特色小镇来做的成功案例，又可以很好对接PPP，特别是PPP里最值得推崇的支持中国超常规发展“守正出奇”的连片综合开发。除此之外，显然从城市的眼光落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我们很多水利设施的治理，要进一步升级。现实生活已经证明，雨量大一点儿，我们很多地方都要闹内涝、要成灾，对这些一定是应未雨绸缪，把现在应做的一些投资项目，对接长远规划把它们加进去。农民工进城落户，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现在还很难设想怎么样鼓励他们，但在很多的中小型城镇里，这个事情可就很现实了，可以结合着我们现在所说的尽可能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能够松动的赶快松动，能够配套的赶快配上相关设施的投资。还有就是我国的失能老人照顾体系建设，是养老方面要有投资；职业教育扩招，那又是现在中国整个人力资本培育里特别值得进一步突出地把它做好的事情，需要配套投资。再生利用固体废弃物的产业投资，已有很好的一些技术路线，应该充分地把这些事情做起来。总之一句话，我认为中国的有效投融资，在当今的非常之策里，应该是一个主导性的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积极因素。用它来实施扩张，我们的可用空间是可观、可贵的，相关要素的匹配能力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对于从短期到中长期推进现代化的意义十分明显，但是需要有好的、大手笔高水平的一揽子方案掌握。谢谢大家！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