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书圣于右任的不同时期的学书经历

1949年,于右任随中枢迁台。他那深厚的汉魏碑学内涵下,所蕴育的真行草各体,气势磅慑浑凝,纵横排荡,震慑住了每颗热爱书学的心灵。为当时碑风日炽的台湾,带来最大的鼓舞力量;一时洛阳纸贵,求书者踵接不暇,获书者视若拱璧。近二十年来,书坛、社会、甚至军中,许多人沉湎于汉魏石刻的研究;有的则直接奉“标准草书”为圭臬。一代草圣的影响力,比台湾三百年来任何书家要光芒万丈而无远弗届。

于右任(1879一1964)名伯循,以字行,祖籍陕西泾阳,出生三原。先后受教于毛班香、朱佛光、毛俊臣、刘古愚等名儒,扎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至于他的治学方式和态度,由于尊人新三公博览群书,伯母房太夫人督导又严格,受益于庭训多。右任学书的过程,最早可追溯幼年随诸牧儿游走放牧的时光,当时他只要见到冢旁碑碣上的印刻文字,便会随手摹拟涂画,或是拔取冢旁的杂草,捆结代笔,依样书画。十一岁进入毛班香私塾,记忆中太夫子毛汉诗喜爱作草书,写王羲之的“鹅”字,具各种姿态,幼小的心灵,深受潜移默化。幼年时代的他便以书法见赏于毛班香生。

(一)汉魏碑志的搜集钻研:

于右任曾经说过,他自十九岁开始对书法产生兴趣。由于陕西地处中原文化发祥地,使他有许多机会接触古代大书家遗留的真迹、碑碣。像民国九年在白水县史官村出土的《广武将军碑》,便曾令他雀跃震惊!甚至赋诗赞叹说:“碑版规模启六朝,寰宇声价迈二爨。”

民国十五年,他奉命绕道俄蒙援陕,等到会师中原后,便又往来于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利用种种机会,收买古碑。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热诚,使他的碑石数目日增,到抗战军兴,共有三百八十块,墓志铭原石共一百五十九方;他并把这些珍贵的史学、书学资料,捐赠国家所属的西安碑林。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书学毅力和无私的爱国热诚。

民国十九年,右任赋诗表白了学书的甘苦和执着:“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这首诗为标草的仰慕者说明了最好的入门途径;也点出了这段时光他所规抚的对象,是偏重北碑。案头常见的碑拓,不外《三公山碑〉,《封禅国山碑》《爨宝子碑》《曹娥碑》《龙门造像》《郑文公碑》《杨翚碑》《张猛龙碑》《夏承碑》《华山庙碑》《石门铭》《尘鹤铭》《曹子建碑》《大公吕望婢》《吊比干墓文》等,右任中晚年的草书,涵育着力鼎千钧、排山倒海的气势,便是早期对汉、魏石刻拓本反复摹,长期酝酿的辛勤与智能的结晶!

(二)章草的研究:

右任自述是到了民国三、四年才真正体会作书的个中乐趣。特别是接触《广武将军碑》后,使他有了致力草书的念头。民国十六年前后,便开始搜集研究前代草书家的作品、书论。至于临写,应迟到民国二十年。同年,右任有感于中国文字笔画繁复,书写困难,于是成立“草书杜”,期望找出草书“实用目的”废置的缘由,发现了后代的草书作者,过于注意美术价值,使写法不一,愈难辨认。他决定从事“草书标准化”的文字改革工作,使整理后的草书能够实用以利天下,利万世。事实上,民国初年,章太炎(1868一1936),李滨(1855一1916),卓君庸(1882一1965)等便曾大力提倡章草以利日常书写;可惜后继无力,反而右任的整理、推广工作,始终不曾中辍。

右任至民国二十一年成立“标准草书杜”的第一阶段工作,也是想订正一部完善的《急就章》,还曾把《急就章》彻底的考证一过,二十三年命刘延涛参与甚至在上海登报征求草书。有人持太和馆《急就章》《吴、皇书》以及他帖求售的,右任获此存世最完善的版本,兴奋异常。同年在还获得甲秀堂残帖,内有萧子云的《出师颂》,虽怀疑是临索靖的版本,但也极难得。右任在大陆的属下李楚材曾说:“我在于先生左右时,每见他临《出师颂》帖,一次就是五十多遍。”应该就是指的这件藏本。此外又获得曹子健手稿,钟繇道德经墨迹;三十年考察西北,于敦煌获索靖《月仪帖》墨迹数字,更为惊叹!虽然真伪难定,但这些章草的宝贵资料,是每一位草书爱好者所梦寐企求的。

民国二十二年,右任曾邀请章草名家王世镗前辈到上海切磋研究。右任的办公室、家中书房,从不悬挂他书法,有则王氏的章草。世镗殁后,他曾有挽诗:“三百年来笔一枝,不为索靖即张芝。”可说是王氏的知音了。而王氏的南来,对右任的章草涵养,应是有助益的。

标准草书社后来因章草草法的不一致、落后、不适用而放弃作整理,但右任对章草已控纵自如,由民国二十三年的《周湘船墓表》、《孙荆山墓表》《孙善述墓表》,二十四年的《赵次庭墓志》,二十五年的《周石笙墓志),便可获得证明。

(三)帖学的濡染:

笔者曾于七九年赴大陆访问南京书家胡公石、西安钟明善。钟氏面告说陕西老书家刘自读曾经亲见右任执笔作书,说是少年学书自赵孟俯入门,写得肥而熟。钟氏也认为赵书下笔神速如风雨,兼具“速、畅、秀、逸”的特色,对右任一生书风的影响是显见的。笔者以为右任曾领乡荐,为符合试卷要求,写过赵体字,应可以理解。但他在大陆的弟子胡公石则斩钉截铁说明于师一生不写“二王”(王羲之、献之)字:“先生认为像赵孟俯,王铎等德操,气节有争议性的,字里行间难容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于氏自青年时代开始,民族大义便深植内心,或许是因此才不再临摹“二王”书。

书家寇培深曾面告笔者,说是右任渡台后,才开始致力王羲之草法。据笔者研究分析,对二王的孺慕,应该提早到标准草书社的第二个编辑阶段。前述的《急就章》订定工作放弃后,草书社即在右任的指导监督下,从事二王草书的收集、考订、释文。先把散见各丛帖和零片的二王草书收集起来,再一字一帖参证、比较,完成了一部最完善的二王草书参考资料,但很快的发现了后世书家,有更进步的草法结体,而标准草书的目的是实用而非美艺;因此,第二阶段的编辑成果也被迫放弃了。右任论书最主多读、多看,虽然一时没能全力于二王草法的临摹,仍可在二十四年以后的作品中,看到二王帖学的钻研苦心,作品也更具姿态、风神。右任也自述在历代的草圣中,最欣赏王羲之的笔锋。

草书社的第三阶段:“千字文”选辑成果,就是现在的标准草书。二十五年七月与刘延涛合编的“识写分立”的第一本《标准草书》终于出版了。右任在序言中,说明是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选字四原则。他说:“字无论其为章为今为狂,人无论其为纸帛,乌砖石,为竹木简,唯期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

而这部集合了历代草圣智能结晶的“百衲体”千字文,也是右任融帖入碑的最大依据。自干嘉金石碑学兴盛以来,在汉魏基础上,能将二王一脉的帖学,融合到右任这样的意境的,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这部《标准草书》,受深谙小学的吴敬恒称誉备至,认为对中国文字改良之贡献,为许慎《说文解字》后之第一部书。

(四)综合诸家法度:

由于禀赋、魄力、努力与众多人力的配合,使右任获观广博的书学碑帖资料,而悠游众家精髓的深度,更是书法史上绝无仅有的。今将异于前论的各种说法分述于后,使后学能更了解他“博大能容”的书学经历和内涵。

书家李超哉于民国五十七年发表《八法仰宗师》文中载道:“于先生的字.....据他自己告诉我,得力于褚河南实多。”李普同另有看法,认为恐李超哉误记或于氏不经意之言。确实,以他整个创作过程和作品分析,王羲之、怀素、颜真卿的影响要超过褚遂良许多。

台邑名诗书家林熊祥在《书学原论》中说:“颜真卿盘石令张令晓诰身,......谛玩其笔划则绵里裹针,......昭代于右任先生笔意时有与此相通者。”“王长者墓志,......顾气势较为雄迈,.......其用意之新颖,于右任先生与之颇有相通处。”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陕西李楚材又说道:“于先生青年时代在上海办报之际,专习北魏碑帖,并精心临何绍基的书法,尤其临何收藏的《张黑女墓志铭》十分神似;并以何绍基入手,临写《石门铭》及《龙门二十品》。”这种说法,被右任的哲嗣于望德和入室弟子李普同、胡恒所否决,二者指出右任对何绍基的笔势和(张黑女墓志铭)的艺术道诣,向来不甚留意,绝不可能据以为书学根基的。

此外,秦汉砖瓦、汉简流沙、唐经石窟等都是参考的对象。其中以敦煌、楼兰、居延等地新出土的木简,法度最为娴熟。民国四十六年,中央研究院将旧时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发掘的居延木简予以出版,右任为此曾赋诗三首,其中一首是:“此生得见居延简,相待于今二十年,为谢殷勤护持者,乱离兵火得安全。”右任早年在上海编辑标草时,便极渴望一睹居延汉简,作为整理草书的参考资料,无奈不能如愿。历经二十年后,终于得以将居延汉简的神韵融入自己的草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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