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书圣于右任的不同时期的学书经历
1949年，于右任随中枢迁台。他那深厚的汉魏碑学内涵下，所蕴育的真行草各体，气势磅慑浑凝，纵横排荡，震慑住了每颗热爱书学的心灵。为当时碑风日炽的台湾，带来最大的鼓舞力量；一时洛阳纸贵，求书者踵接不暇，获书者视若拱璧。近二十年来，书坛、社会、甚至军中，许多人沉湎于汉魏石刻的研究；有的则直接奉“标准草书”为圭臬。一代草圣的影响力，比台湾三百年来任何书家要光芒万丈而无远弗届。
于右任(1879一1964)名伯循，以字行，祖籍陕西泾阳，出生三原。先后受教于毛班香、朱佛光、毛俊臣、刘古愚等名儒，扎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至于他的治学方式和态度，由于尊人新三公博览群书，伯母房太夫人督导又严格，受益于庭训多。右任学书的过程，最早可追溯幼年随诸牧儿游走放牧的时光，当时他只要见到冢旁碑碣上的印刻文字，便会随手摹拟涂画，或是拔取冢旁的杂草，捆结代笔，依样书画。十一岁进入毛班香私塾，记忆中太夫子毛汉诗喜爱作草书，写王羲之的“鹅”字，具各种姿态，幼小的心灵，深受潜移默化。幼年时代的他便以书法见赏于毛班香生。
(一)汉魏碑志的搜集钻研：
于右任曾经说过，他自十九岁开始对书法产生兴趣。由于陕西地处中原文化发祥地，使他有许多机会接触古代大书家遗留的真迹、碑碣。像民国九年在白水县史官村出土的《广武将军碑》，便曾令他雀跃震惊！甚至赋诗赞叹说：“碑版规模启六朝，寰宇声价迈二爨。”
民国十五年，他奉命绕道俄蒙援陕，等到会师中原后，便又往来于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利用种种机会，收买古碑。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热诚，使他的碑石数目日增，到抗战军兴，共有三百八十块，墓志铭原石共一百五十九方；他并把这些珍贵的史学、书学资料，捐赠国家所属的西安碑林。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书学毅力和无私的爱国热诚。
民国十九年，右任赋诗表白了学书的甘苦和执着：“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这首诗为标草的仰慕者说明了最好的入门途径；也点出了这段时光他所规抚的对象，是偏重北碑。案头常见的碑拓，不外《三公山碑〉，《封禅国山碑》《爨宝子碑》《曹娥碑》《龙门造像》《郑文公碑》《杨翚碑》《张猛龙碑》《夏承碑》《华山庙碑》《石门铭》《尘鹤铭》《曹子建碑》《大公吕望婢》《吊比干墓文》等,右任中晚年的草书，涵育着力鼎千钧、排山倒海的气势，便是早期对汉、魏石刻拓本反复摹，长期酝酿的辛勤与智能的结晶！
(二)章草的研究：
右任自述是到了民国三、四年才真正体会作书的个中乐趣。特别是接触《广武将军碑》后，使他有了致力草书的念头。民国十六年前后，便开始搜集研究前代草书家的作品、书论。至于临写，应迟到民国二十年。同年，右任有感于中国文字笔画繁复，书写困难，于是成立“草书杜”，期望找出草书“实用目的”废置的缘由，发现了后代的草书作者，过于注意美术价值，使写法不一，愈难辨认。他决定从事“草书标准化”的文字改革工作，使整理后的草书能够实用以利天下，利万世。事实上，民国初年，章太炎(1868一1936)，李滨(1855一1916)，卓君庸(1882一1965)等便曾大力提倡章草以利日常书写；可惜后继无力，反而右任的整理、推广工作，始终不曾中辍。
右任至民国二十一年成立“标准草书杜”的第一阶段工作，也是想订正一部完善的《急就章》，还曾把《急就章》彻底的考证一过，二十三年命刘延涛参与甚至在上海登报征求草书。有人持太和馆《急就章》《吴、皇书》以及他帖求售的，右任获此存世最完善的版本，兴奋异常。同年在还获得甲秀堂残帖，内有萧子云的《出师颂》，虽怀疑是临索靖的版本，但也极难得。右任在大陆的属下李楚材曾说：“我在于先生左右时，每见他临《出师颂》帖，一次就是五十多遍。”应该就是指的这件藏本。此外又获得曹子健手稿，钟繇道德经墨迹；三十年考察西北，于敦煌获索靖《月仪帖》墨迹数字，更为惊叹！虽然真伪难定，但这些章草的宝贵资料，是每一位草书爱好者所梦寐企求的。
民国二十二年，右任曾邀请章草名家王世镗前辈到上海切磋研究。右任的办公室、家中书房，从不悬挂他书法，有则王氏的章草。世镗殁后，他曾有挽诗：“三百年来笔一枝，不为索靖即张芝。”可说是王氏的知音了。而王氏的南来，对右任的章草涵养，应是有助益的。
标准草书社后来因章草草法的不一致、落后、不适用而放弃作整理，但右任对章草已控纵自如，由民国二十三年的《周湘船墓表》、《孙荆山墓表》《孙善述墓表》,二十四年的《赵次庭墓志》,二十五年的《周石笙墓志)，便可获得证明。
(三)帖学的濡染：
笔者曾于七九年赴大陆访问南京书家胡公石、西安钟明善。钟氏面告说陕西老书家刘自读曾经亲见右任执笔作书，说是少年学书自赵孟俯入门，写得肥而熟。钟氏也认为赵书下笔神速如风雨，兼具“速、畅、秀、逸”的特色，对右任一生书风的影响是显见的。笔者以为右任曾领乡荐，为符合试卷要求，写过赵体字，应可以理解。但他在大陆的弟子胡公石则斩钉截铁说明于师一生不写“二王”（王羲之、献之）字：“先生认为像赵孟俯，王铎等德操，气节有争议性的，字里行间难容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于氏自青年时代开始，民族大义便深植内心，或许是因此才不再临摹“二王”书。
书家寇培深曾面告笔者，说是右任渡台后，才开始致力王羲之草法。据笔者研究分析，对二王的孺慕，应该提早到标准草书社的第二个编辑阶段。前述的《急就章》订定工作放弃后，草书社即在右任的指导监督下，从事二王草书的收集、考订、释文。先把散见各丛帖和零片的二王草书收集起来，再一字一帖参证、比较，完成了一部最完善的二王草书参考资料，但很快的发现了后世书家，有更进步的草法结体，而标准草书的目的是实用而非美艺；因此，第二阶段的编辑成果也被迫放弃了。右任论书最主多读、多看，虽然一时没能全力于二王草法的临摹，仍可在二十四年以后的作品中，看到二王帖学的钻研苦心，作品也更具姿态、风神。右任也自述在历代的草圣中，最欣赏王羲之的笔锋。
草书社的第三阶段：“千字文”选辑成果，就是现在的标准草书。二十五年七月与刘延涛合编的“识写分立”的第一本《标准草书》终于出版了。右任在序言中，说明是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选字四原则。他说：“字无论其为章为今为狂，人无论其为纸帛，乌砖石，为竹木简，唯期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
而这部集合了历代草圣智能结晶的“百衲体”千字文，也是右任融帖入碑的最大依据。自干嘉金石碑学兴盛以来，在汉魏基础上，能将二王一脉的帖学，融合到右任这样的意境的，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这部《标准草书》，受深谙小学的吴敬恒称誉备至，认为对中国文字改良之贡献，为许慎《说文解字》后之第一部书。
(四)综合诸家法度：
由于禀赋、魄力、努力与众多人力的配合，使右任获观广博的书学碑帖资料，而悠游众家精髓的深度，更是书法史上绝无仅有的。今将异于前论的各种说法分述于后，使后学能更了解他“博大能容”的书学经历和内涵。
书家李超哉于民国五十七年发表《八法仰宗师》文中载道：“于先生的字.....据他自己告诉我，得力于褚河南实多。”李普同另有看法，认为恐李超哉误记或于氏不经意之言。确实，以他整个创作过程和作品分析，王羲之、怀素、颜真卿的影响要超过褚遂良许多。
台邑名诗书家林熊祥在《书学原论》中说：“颜真卿盘石令张令晓诰身，......谛玩其笔划则绵里裹针，......昭代于右任先生笔意时有与此相通者。”“王长者墓志，......顾气势较为雄迈，.......其用意之新颖，于右任先生与之颇有相通处。”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陕西李楚材又说道：“于先生青年时代在上海办报之际，专习北魏碑帖，并精心临何绍基的书法，尤其临何收藏的《张黑女墓志铭》十分神似；并以何绍基入手，临写《石门铭》及《龙门二十品》。”这种说法，被右任的哲嗣于望德和入室弟子李普同、胡恒所否决，二者指出右任对何绍基的笔势和（张黑女墓志铭)的艺术道诣，向来不甚留意，绝不可能据以为书学根基的。
此外，秦汉砖瓦、汉简流沙、唐经石窟等都是参考的对象。其中以敦煌、楼兰、居延等地新出土的木简，法度最为娴熟。民国四十六年，中央研究院将旧时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发掘的居延木简予以出版，右任为此曾赋诗三首，其中一首是：“此生得见居延简，相待于今二十年，为谢殷勤护持者，乱离兵火得安全。”右任早年在上海编辑标草时，便极渴望一睹居延汉简，作为整理草书的参考资料，无奈不能如愿。历经二十年后，终于得以将居延汉简的神韵融入自己的草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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