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白居易与白敏中兄弟二人在巴蜀时期的往事
巴蜀春秋之六八
文 和运超
人们大多知道，白居易要算唐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生前已经获得很高的名声，唐武宗、唐宣宗都对他非常欣赏。白敏中是他的从弟，知名度远不如白居易，但在晚唐历史上的影响，实在要比单以文学著称的白居易重要得多。尤其白敏中附和唐宣宗，将非常有能力的宰相李德裕贬死海南，几乎成了小人的代名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白居易并不是只擅长文学，实际非常热衷仕途，哪怕贬谪阶段，也在地方做了一些有益民生的事。白敏中也一样，尤其这两兄弟都曾经在巴蜀做地方官，白居易是在忠州待了两年，而白敏中是在成都待了五年，这方面的事迹还不大为人所知。
有关白居易的故事书
一、白居易在忠州两年热衷绿化种植果树
公元819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白居易从江州司马改任忠州刺史，开始近两年的巴蜀生活。
在此之前的白居易，是一个热心功名的文人士大夫，担任左拾遗积极言事。他被贬江州，居然是因为希望朝廷严惩行刺宰相武元衡、裴度的凶手。宪宗是非常倚重武元衡、裴度的，对他们遇袭非常震怒。白居易的进言按说并不违背皇帝心愿，实际当时白居易太渴望被赏识，但皇帝认为他的言论超过了职务范围，并不喜欢，于是我们后人才欣赏到著名的“江州司马青衫湿”《琵琶行》等经典诗作。
在江州最后一年，他的胞弟白行简前来相聚，两人在附近到处游玩。白行简也是一个文才出众之人，是著名的传奇《李娃传》《三梦记》作者（不排除一些知道其大名是因为著名的写男女房中之事的辞赋《大乐赋》，实际这是反映唐代道家、阴阳、方术比较综合的古人养生文化的史料，尽管如此，实际白行简却只活了五十岁）。改任忠州以后，白居易带白行简一起沿长江赴任，途中凑巧和好友元稹相会。当时元稹在虢州任职（唐代虢州在今河南卢氏、灵宝一带，之后受令狐楚举荐，唐宪宗还是招元稹回长安）。
白居易从江州到忠州这几年，正是郁闷不平的低谷，诗文里经常流露各种情绪。过三峡一路山石险恶，白居易形容：“一只烂船当驿路，百层石磴上州门。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汉代以御五马指代太守）恩”，还有“我向忠州入瘴烟”等等。
白居易到忠州出任刺史，看着比之前江州司马地位高，当时忠州还比较偏僻，实际事务并不多。白居易能想到最实际的就是改善环境，时常领僮仆荷锄决渠、裁花种柳。从文人角度是诚心做“田野翁”，比如《种桃杏》：“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忘京华。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裁桃拟待花。”从内心来说是反映出一份无奈，但从官员做事角度，毕竟白居易没有闲着，尽力在为当地百姓做一些实事。
今天人们都知道，白居易的成名就是写著名的《长恨歌》，他对杨贵妃流传的一些故事当然非常熟悉。巴蜀自古盛产荔枝，多数时候是宫廷官府享用的名贵水果，白居易过去在京师仅闻其名而不见其实。正是在忠州首次看到了荔枝树，也爱上了这款美味。他写《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并寄万州杨八使君》：“……早岁曾闻说，今朝始摘尝。嚼疑天上味，嗅异世间香。润胜莲生水，鲜逾桔得霜。燕脂掌中颗，甘露舌头浆。物少尤珍重，无高苦渺茫。……”把荔枝形、色、香、味等习性，及其生长情状，写得惟妙惟俏，令人感同身受。
杨八为杨归厚，与刘禹锡、柳宗元交好（杨归厚的一个女儿嫁给刘禹锡的长子刘咸允，而柳宗元的岳父杨凭辈分是杨归厚的族侄，年龄则大对方十多岁，连柳宗元都年长杨归厚三岁。包括白居易的妻子也是出自虢州弘农杨氏家族）。书法和医学造诣颇深，当时贬谪万州（今属于重庆），他们交情至深，有多首诗互相唱和。还有像：“摘来正带凌晨露，寄去须凭下水船，映我绯衫浑不见，对公银印最相鲜。香连翠叶真堪画，红透青笼实可怜。闻道万州方欲种，愁君得食是何年？”（《重寄荔枝与杨使君，时闻杨使君欲种植，故有落句戏之》。
由于白居易交友广泛，为展示他喜爱荔枝，还命人画下来寄给赠朝中亲友，并作《荔枝图序》：“荔枝生巴峡间，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桔，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蒲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香、味尽去矣。元和十五年（820）夏，南宾（天宝初改临州为南宾郡，亁元初改名忠州，临州是以州治临江县得名）守乐天命工史图而书之，盖为不识者与识而不及一二三日者。”这一段事情被写入《旧唐书·白居易传》，称：“南宾郡当峡路之深险处也，花木多奇。居易在郡，为木莲、荔枝图，寄朝中亲友，各记其状。……咸传于都下，好事者喧然模写”。
白居易把荔枝绘画，传给亲友这种小事就能写入史书可能有些夸张，但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影响，主要唐人从杨贵妃开始，的确朝野上下都爱荔枝，白居易到巴蜀以后，第一次把荔枝绘画传入长安，通过他经常在山野树林观察，准确、全面记述荔枝特性，成为保存古代荔枝情况的经典文献，的确有比较重要的果树种植史料价值。
唐代荔枝因杨贵妃的喜爱扬名后世
在忠州近两年间，赋诗百余首，除了咏荔诗忽然增多，另外就是醉酒诗较多，有时两者结合，当然也和白居易出于贬谪的情形有关。
像《东楼醉》诗：“天涯深峡无人地，岁暮穷阴欲夜天。不向东楼时一醉，如何拟过二三年？”很明显表达郁闷忧愁的情绪。《荔枝楼对酒》诗：“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欲摘一枝倾一盏，西楼无客共谁尝？”可见白居易对一切“荔枝”名号的都钟情，一会东楼，一会西楼，显然熟门熟路。
由于白居易非常喜欢荔枝，还发展到自种荔枝。他写有《种荔枝》诗：“红颗真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痴！十年结子知谁在？自向庭中种荔枝”。白居易虽然自知不会久留忠州（“忠州且作三年计”），而荔枝生长周期较长，“十年结子知谁在？”但出于痴爱，还是忍不住决定尝试种植。
的确，白居易不到两年就被召还，除尚书司门员外郎，特往常去的开元寺上方台阁题诗留念，叹“最怜新岸柳，手种未全成”，这也是他为忠州做的一种“闲事”。包括去东坡着望所种的桃、李与桥上竹，顿生“我去自惭遗爱少，不教君得似甘棠”之愧。
由于白居易在忠州时间短暂，加上他心情郁闷，指望做一些长久而积极的规划并不现实。但从他力所能及，还是花了一些心思，对后人来说，大量种植树木花果对绿化山野还是有益的，尤其他还以果树为主，对民生也有一定好处。
今天我们都知道，重庆周边县市全是山区，地理条件比较复杂。古代以农耕为主，不仅开垦种植比较困难，连基本生活环境都比较糟糕。经过了解民情，白居易才发现百姓当然不是不愿意建设美好家园，实在很多时候无力负担。
安史过后，从唐德宗到唐宪宗是改“两税法”以来最艰难的阶段，唐朝的货币已经几乎废除，很多地方都退回到以物换物的情况。朝廷为了集聚财富实现平息藩镇，地方百姓过得十分艰难，尤其巴蜀对唐朝是赋税较重的地区。白居易上书建议“宿弊必除，旧章咸举”，在忠州推行一些恢复民生的主张，忠州终于连续两年大丰收。
白居易以官府名义采购花草树苗，自己作为表率，穿上百姓衣服与当地百姓一起种植。在城东山坡上广栽花果树木，后称呼这里为“东坡”。他发现这里的柑橘香甜，又发动百姓多种柑橘。为劝说更多百姓参加种植，据说白居易还多次到农户家帮忙挖坑、培土、植苗，询问一些乡农研究种植技术。
由于白居易的一系列种植大动作，忠州百姓基本全被调动起来，到处根据地理条件，大范围都种上各种花果树木，柑橘、荔枝包括其他果树不仅面积数量大为增加，土壤质量大大提升，不少水果品质也非常优良，后来成为送入皇宫的贡品。多年以后白居易闲居洛阳时，还会思念忠州的水果：“二年留滞在江城，草树禽鱼尽有情。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
从江州到忠州前后五六年，原本是白居易人生的低谷，心情一直郁闷。在忠州近两年，最终通过亲近山野，参与劳作改变了白居易，初步养成他喜欢恬淡自然的心境，为他后来选择闲居，寄情山水的晚年打下思想烙印。
回到长安以后，白居易尽管仍有一段时间参与仕途，但他在宫廷官署时经常梦回忠州。像《寄题东楼》诗云：“每看阙下丹青树，不忘天边锦绣林。……最忆东坡红烂漫，野桃山杏水村檎”。可见忠州的生活对白居易人生观的改变影响之深。
除了忠州花树水果让白居易钟情外，还有一件文人极为着迷的就是茶。巴蜀是中国茶叶的故乡，早在秦汉丝绸之路被发现的时候，巴蜀之地就已经在流传茶叶和饮茶。由于唐朝对外影响形成一个高峰，所谓盐茶贸易又是朝廷官府最看重的商品，对茶叶进行品级的区分，最终形成上至皇帝亲贵，下至普通百姓都非常风靡喜好的雅趣。
白居易有许多描写关于茶的诗作，而且他的茶诗，不少是写巴蜀茶的名作。像《琴茶》诗：“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常相伴，难道吾今无往还？”蒙山就是四川雅安的蒙顶山，至少在唐代，蒙顶山的茶叶已经非常有名。不仅是白居易这样大诗人做推广，在白居易之前的陆羽已在《茶经》做了品鉴，称赞“蒙茶第一”。只不过陆羽生前只是一个普通文人，作为研究和推广茶文化，陆羽在世的知名度比较范围有限。白居易和陆羽之间相差四十年左右，对陆羽可能有耳闻，但他们共同推许蒙顶山茶应该确实是“英雄所见略同”。
再像《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故情周匝向交亲，新茗分张及病身。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曲尘。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这首诗还在白居易到忠州之前的江州司马任上，处于病中的白居易，收到好友忠州刺史李宣寄来的新茶（算是白居易的“前任”忠州刺史）。所谓又病又闷的白居易得到好友关心，非常兴奋激动，写诗表达对好友赠新茶的感激之情。“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指出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同时表明白居易在品茶、辨茶方面非同一般的水平。
其实在这些事情之外，相传白居易还是额外做了一些有关民生的善事。
白居易很早就开始痴迷佛学，忠州龙昌寺是他经常去的地方，还写过关于该寺的几首诗歌。该寺别名龙兴寺，据说就建于唐代。之前杜甫离开成都以后，辗转到川东一带，途经忠州时就寄居在这里，也写过题壁诗留念。
据说有一次白居易到此游览时，听见哭声，见一年轻妇女抱着一个头破血流的孩子哭泣，旁边还一老者老泪纵横。白居易向他们询问原因，这老者是带女儿、外孙下山进城，外孙跌落崖下身亡。因龙昌寺附近的山路陡峭，常有人不小心跌下山摔死摔伤。白居易一心向佛，顿时热泪盈眶，摸出自己所带的钱给老者，劝慰他好好掩埋孩子。
白居易回到官署后就毫不犹豫拿出朝廷给自己修缮官署和住所的钱财，作为修路资金。后面还捐献月俸，发动官绅商贾庶民集资，在忠州城东二里的白桥溪开山运石，修整当地山路，还在附近修一座石拱桥，后来人们把这条路叫白公路，把城东的石拱桥叫作白桥，并在龙昌寺附近修祠堂，世代纪念白居易对忠州百姓的功绩。
二、白敏中在成都开凿金河
金河，其实今天的成都市已经荡然无存，几乎只留下金河路与金河宾馆这样的地名。
假如非要摸索还能与历史上金河产生联系的遗迹，恐怕仅有距离金河路不远的人民公园内有一条沟渠和水池，勉强算当年金河在上世纪50年代改造城市阶段，最后留下的一点残存，当然已经完全改变成了公园内的景观。然而，历史上成都的金河有过上千年的历史，最初就是由白居易的弟弟白敏中主持开凿。
白敏中是唐宣宗最宠信的重臣之一
白敏中的为人有严重瑕疵，不过他也确实颇有才干，尤其在四川五年做了不少事，开凿金河就是最典型的一例，所以，他倒也不完全是靠献媚君主的那种小人。
金河，据说原本是成都客观存在的自然水系，因为在唐初的时候，有河水自成都西面斜贯进入城中，然后出城汇于府河朝东而去，并有一条支流至南河汇入锦江，形似古人衣服的衣襟，因此，人们习惯上叫“襟河”，后来称“禁河”（五代十国的成都是前蜀后蜀的都城，所以普遍又叫禁河）。至于为何字面上说“金河”，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条河从西面而来进入成都，按照古时候的五行学说，西方属金、金生水的说法，这条河所以正式名称为金水河，简称金河。
还有另一说法，金河正式的称呼也许要到明初在成都城中修建“蜀王府”，由于非常气派，金碧辉煌，民间百姓习惯称城中王府为皇城，然后绕过皇城的金河才开始流传。但不管称呼如何得名流传，金河在成都的正式开凿与整治，是唐代的白敏中所主持，这个并没有任何疑义。
白敏中从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出任成都尹兼西川节度使，直到大中十一年，完成金河工程，首要目的是为了疏导城中的沟渠积水，使其顺利下泄，避免城中出现内涝水害。
稍微了解成都历史的都很清楚，早期的成都平原水患严重，由于有了西北方向的都江堰，当地才免除了大型灾害。发展到唐代，成都的人口和经济创造了一个小高峰，号称“扬一益二”，魏晋以来的成都旧城在隋唐阶段已经严重超出负荷，很多百姓聚集在外郭周围居住。白敏中开凿金河，疏浚渠道，对当时成都城内外百姓维持生活，化解雨季潜在灾害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的确是一项有利民生的良心工程。
经过一番开凿和疏浚，成都的主要街道都有渠道，使水流汇聚到金河，自城西江水汇入摩诃池（城中心的湖），东面连接解玉溪，至城东汇入府河，其余的小渠，枝分根连，都流向大的河渠，以排放污水。清朝李调元（雍正、乾隆年间四川著名剧作家、藏书家、学者）在《蜀水经》记载这一功绩：流江“又东为金水河，入成都县城，汇为摩诃池，又东酾为解玉溪，又东穿华阳县城而出，入油子河（指府河）”。金河工程构筑了成都城市完整的河湖水系，为摩诃池注入了充足水源与盎然生机，营造出成都历史上最佳水环境。史料称“家家临江，户户垂杨”，这样优美理想的市容绿化景观一直延续到之后的宋代。
大中十年（856），白敏中还主持修复了玉垒关（贞观年间重修作为唐朝防备吐蕃的重要关隘），也是为了保障成都平原。同时，他还重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缮，曾再次疏浚都江堰的内江，也是与改善成都府城和周边水系互相辅助的重大举措。总体上，白敏中在蜀中五年，整治民生，巩固安防，尤其治水有功，白敏中回长安以后加任太子太傅。
不仅是在一系列实事方面做出成绩，就是文化方面，白敏中也有一些收获。白敏中的文才远不如两位兄长白居易和白行简。大中九年，他在成都招著名文人李翱的女婿卢求为西川节度从事。应白敏中之命，撰《成都记》五卷，编辑梳理成都风俗物产及古今逸事，堪称成都当地的人文地理在唐代及之前的一次大汇编，不过可惜这本书已经不存。
白敏中对成都的治理，使当时百姓生活安居的环境有了空前改善，不过当时还没有外部城墙。白敏中离开四川大约二十年，名将高骈收复安南交趾之后改任西川节度使。
由于之前南诏多次滋扰，高骈为成都的城防考虑，在城外修筑了一圈罗城，将大部分居住在城郭周围的百姓保护起来，扩大了成都的外城。与此同时，进一步改造郫江水道，郫江就是今天从城北流入成都的府河。据说本来郫江是直接南流汇入锦江，但高骈在城外西北部修了縻枣堰堤，使之向东流，环绕罗城北缘，再回转向南，绕过罗城东缘，然后在东南方向与锦江汇合，使府河形成成都城北的护城河。
今天都江堰景区的玉垒关
所以，自唐末时代起，成都已有所谓“穿城九里三”的规模，到清代大体都没有什么变化，高骈这一次对成都的筑城改造奠定了此后千年的格局。但高骈的筑城改造与之前白敏中对成都水道的开凿疏浚是继承和衔接的，他们都出于安定民生和城防安全的考虑，也是建立在当时成都百姓已经达到一个高峰的基础之上。
不久，唐僖宗躲避黄巢到成都四年，也是因为白敏中和高骈先后改善了成都的生活环境，而且加固了成都的城防，在这几年里，成都已经名正言顺地实行京师都城的职能，升级为大唐的南京。
又过二十年，唐朝灭亡，南方十国林立。王衍继承其父王建做前蜀皇帝，在成都西面修筑夹寨大堤，引水绕到皇宫作御河，连通摩诃池，供其行舟享乐。
宋朝后，偶尔在之前的规模上略有修整，总体成都金河水系都保持唐末原貌，成都的城市景观几百年都没有改变。
一直到明初平定巴蜀后，陆续所谓在元朝动荡局面进行各种重修和改建，并没有在水利方面做多少全盘考量，到中期嘉靖年间，城内河道很多地方已经淤塞。嘉靖末年，四川巡抚谭纶和成都知府刘侃终于对金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疏通。据一些资料记录判断，实际明清时期的金河整体向南迁移不少，几乎与唐宋时期的金河河道成了平行的格局。刘侃为此事专门写有《重开金水河记》，详细记载这次工程，并刻石立在河边。可惜这一工程维持了八十余年，明朝末年，兵患严重，城池尽毁，金河再次淤塞了。
要到雍正九年（1731），当时的四川巡抚宪德、成都知府项诚依靠全城的士、农、工、商及居民百姓，费时半年多才又一次完成对金河的整治。从城西外的摸底河引水，先入少城——就是康熙末年由年羹尧设立旗人家眷居住的“满城”，流贯全城，至东城水关汇合于府河，全部河道加宽、加深，当时的金河中还可以行船。
这一次还大规模在金河上修建了二十二座桥梁，像金花桥、通顺桥、青石桥、平安桥这些桥名一直保留到今天，只不过很少还有人知道，这些地名原来真的与一条从唐代延续到明清，静静流淌在成都城内千年的河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