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30日10时,一艘名为长崎丸的客船,从上海开出。年近岁末,港口上大雾弥漫,不免增添离愁。在长崎丸上,一位名为沈玉生的客人,不大引人注意。殊不知这位客人,便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诵芬室主人董康董授经。作为前清的官员,董康在清亡后,并未选择作遗民,转而在北洋政府任职。1926年10月,有人冒称董康之名,通电得罪孙传芳,董康无奈化名避祸于日本。董康此次在日四个月间,查访了许多日本所藏的珍贵汉籍,并通过其好友内藤湖南,看到部分英藏敦煌文书的照片。内藤于1924年至1925年,在英法两国查访敦煌文书,并拍摄了大量照片。据董康《书舶庸谈》卷四记载,1927年4月11日,他过录了一件藏经洞所出名为《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以下简称《二十四孝押座文》)的刻本。《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局部大概关注了《书舶庸谈》的记述,以收集材料敏捷著称的关德栋,在向达和傅芸子搜集的敦煌变文目录的基础上,又加入三分之一的篇幅,以《变文目》为名,发表于1948年4月23日刊出的《上海中央日报》第七版。在该目录的附记中,关德栋指出本想将这件《二十四孝押座文》的刻本列入目录,可惜全文未见刊布。1957年,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出版,这件押座文也收录其中,《变文集》所采用的底本,正是董康在日本所见照片上的刻本,其编号标注为“斯七”。所采用的校本,分别为藏在英国和法国的S.3728和P.3361两件写本。时过境迁,随着2001年《俄藏敦煌文献》的最后一卷出版,英、法、中、俄等国所藏敦煌文书的全貌,基本呈现在世人面前,《二十四孝押座文》除上述三件外,藏于英国的S.09530和藏于俄罗斯的Дx.01064-3+Дx.01699-3+Дx.01700-3+Дx.01701-3+Дx.01702-3+Дx.01703-3+Дx.01704-3,也最终尘埃落定。但遍寻英国所藏的敦煌文书,并不能找到一件编号为斯七(S.7)的文书。很明显S.7不是S.0007(现编号为S.00007),后者被《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著录为佛经,此后更进一步确定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远非《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敦煌变文集》出版的同年,此前负责英国国家博物馆藏敦煌文书编目的翟林奈(L. Giles),也出版了《英伦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翟林奈的目录将博物馆所藏敦煌文书分为五部分,依次为佛教文本、道教文本、摩尼教文本、世俗文本和印刷文献,相对于前四者使用的text,翟林奈将雕版印刷的材料统称为document。翟目印刷文献类中,正好有编号为P.1,而翟氏编号为G.8102的《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
英藏《二十四孝押座文》刻本的编号从P.1到S.P.1再到“Or.2810/P.1”,前后产生了正误有别的六个编号,这也反映出一个多世纪中对敦煌汉文文书认知的变迁。特别是英、中、俄三国所藏的敦煌汉文文书,前后都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编号,也记录了陈垣、俞泽箴、翟林奈、孟列夫(L. N. Menshikov,Л. Н. Мврыщиков)、黄永武等学者在敦煌汉文文书方面的工作轨迹。这些不同的编号,另一方面也为敦煌文书研究增添了新的问题,使原本就具有文物编号性质的敦煌文书编号,在具体的研究中更为不便。本文所讨论的错误编号“斯七”,只不过是在敦煌文书及其研究成果广泛共享之前,所产生的一个以讹传讹的错误。但这些在研究进程中额外产生的编号,也就需要敦煌学的研究者,在研究中以会计式的精神,更加审慎地对待这些数字。顺便一提,分藏三个国家的《二十四孝押座文》,同样折射出学术界对五件文书的认知历程。孟列夫将Дx.01064与Дx.01699等缀合,却无法充分了解这件册子本的全部内容,也未能辨识其中所收的《二十四孝押座文》残句。英藏敦煌文书中新出现的S.09530,先被误拟为《目连救母变文》,后来才确定正背皆为《二十四孝押座文》。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后形成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并未揭示Or.2810/P.1、S.3728和P.3361间的关系。新近出版的《汉文敦煌遗书题名索引》,在《二十四孝押座文》下,又漏收了P.3361。因此要想编著一部尽善尽美的敦煌汉文文书总目索引,还需要许多学者勠力共赴。(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本文节选自《古典文学知识》2021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组稿:《古典文学知识》编辑部、小孟排版:小孟统筹:凤凰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