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新中国最早的音乐传记片,你是否知道?

以下文章来源于档案春秋 ,作者陆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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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爱国”的主旋律电影越来越受到观众们的关注和喜爱。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长津湖》等多部影片在国庆期间热映,这些蕴含着家国情、英雄志的正能量影片,也成为人们在假期里与亲朋好友一起观影的首选。

早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上海就曾拍摄过一部“国庆档”的献礼影片,阵容堪称强大,主创团队包括导演郑君里,编剧于伶,主演赵丹、张瑞芳、黄宗英等,他们在创作拍摄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在大银幕上成功呈现了新中国最早的一部音乐传记片——《聂耳》。

电影《聂耳》剧照

提起聂耳这个名字,我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曲者,那首《义勇军进行曲》至今仍回荡在多少中国人的灵魂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1959年,为了向新中国国庆十周年大庆献礼,中央要求“至少生产7部无论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彩色艺术片”。经评审,从各地大量上报的候审选题中,文化部最终确定18部影片。上海入选两部:一部是《林则徐》,另一部是《聂耳》
摄制任务下达后,上海电影部门组成了阵容强大的《聂耳》摄制组,大部分成员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从影人员,其中有导演郑君里、钱千里,编剧于伶,摄影师黄绍芬,制片主任周伯勋,以及著名演员赵丹、张瑞芳、高博、夏天、黄宗英、韩非、江俊、关宏达等,他们都是聂耳的同时代人,不少人还是聂耳生前的好朋友。
新中国第一部音乐传记影片《聂耳》呼之欲出。

于伶抱病写剧本

1959年3月,上海华东医院病房。一抹金色的阳光,从窗外射进病房,照见了一张带有病容的脸——于伶。

于伶

这天,病房里的于伶正在捧读一叠油印的《聂耳》剧本稿。就在半年前,他又一次住进了医院病房。这已经是于伶第五次进医院接受治疗了。此刻,他轻轻地放下手中的打样稿,缓缓站起身,在病房内来回踱步,思绪又回到了1949年7月的一天:上海人民集会纪念聂耳逝世14周年。
会场上,万众高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这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大规模演唱聂耳作曲的革命歌曲。面对聂耳的大幅画像,于伶心潮滚滚。他想,上海是聂耳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短短5年他写了那么多优秀作品,用昂扬的歌曲鼓舞民众“起来”,勇往直前。我要写一个作品纪念聂耳,反映中国共产党在白区文化艺术战线领导的群众运动和斗争。

唱片“起来”(聂耳纪念馆藏)

会后,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夏衍和田汉。写一个剧本,以电影的文艺样式纪念聂耳,这也正是夏衍和田汉的共同心愿。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都和聂耳共事过。那时,于伶在北京也和聂耳一起工作过,聂耳每完成初稿,也总是会在第一时间试唱给他听。他和聂耳是心心相通的。因此,于伶写聂耳,可以说是“熟人写熟人”“挚友写挚友”。但是,于伶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因此迟迟没有动笔。

1955年1月,经组织批准,于伶半天工作,半天写作。他想,这下好了,终于有时间一遂心愿了。不料,还没动笔,他的肝炎发作,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再次住进华东医院病房。直到三年后的春天,他打算完成酝酿已久的剧本,并将它列入了三年创作规划。偏偏好事多磨,他又因肝炎发作而再次搁笔。

于伶(左一)在接待外宾的酒会上(上海市档案馆藏)

就在这一年的10月,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了创作座谈会。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按照中央“至少生产7部无论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彩色艺术片”要求,上海首先从剧本抓起,专门成立了十多个电影剧本创作小组,病体尚未完全康复的于伶,又一次萌发写作激情,向组织上请战,并希望孟波和郑君里与他一起合作。经研究,组织上批准了于伶的请求。
孟波、郑君里迅速到位。通过与他们的合作,于伶完成了电影剧本《聂耳》初稿。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又对剧本进行了修改、润色。1959年初,剧本在《电影艺术》杂志推出,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有的读者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前夕,我喜悦地捧读了这个剧本。”
“《聂耳》剧本的巨大鼓舞力量,在于着力地写出了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艰苦斗争。”

《抗战画报》刊发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及配图(上海市档案馆藏)


赵丹请缨演聂耳

著名导演郑君里1930年代是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的演员,聂耳和他是好朋友,也是合作者。郑君里参加拍摄的影片有《野玫瑰》《大路》《新女性》等,这些影片的作曲者就是聂耳。郑君里说:“我和影片中的部分创作者一样,跟聂耳一起生活过,工作过,熟悉他的为人、性格和乐观的天性、战斗精神,以及他的不朽作品对革命的贡献。”
剧本有了,导演也有了,谁来扮演聂耳?这可是一个颇费心思的问题。有一天,于伶、孟波、郑君里正“关门”讨论《聂耳》的拍摄问题,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三人抬头一看:“阿丹,你来了?”
于伶等人口称的“阿丹”,是赵丹的昵称。没等于伶等人开口,赵丹就说开了:“我熟悉聂耳、了解聂耳,我和聂耳的性格相似,我们是好朋友。让我来演聂耳,我觉得是最合适的!”原来,赵丹是来请缨扮演聂耳的!

演员赵丹

赵丹“毛遂自荐”,是有他道理的。1930年代,他和聂耳建立的友谊,是在聂耳音乐创作最活跃的时候,他们虽然只认识了两三年,但一起演歌剧,拍电影,一起挨饿受冻,一起“谈抱负,谈革命的向往,谈艺术,谈人生,谈各自的爱情……无所不谈,而且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他们的友谊日益加深,在艺术上相互启发,相互帮助。赵丹拍《女儿经》,扮演一个患了肺病的失业青年。生活非常凄苦,妻子天天埋怨。一天早晨,他离家出走,自尽了。但在离家之前,他不舍地亲了亲女儿。赵丹觉得,自己缺乏激情,总是进不了角色。导演沈西苓不得不耐心地等着他 “培养”感情,尽快进入角色。
聂耳和作曲家任光正好来到拍摄现场,聂耳见状,拿起小提琴拉起了曲子。他拉的曲子,是随着戏的情节而即兴创作的。赵丹随着他的演奏,来了灵感,情绪饱满地很快进入角色,非常理想地完成了这场戏。这件事赵丹一直没有忘记。

聂耳和他的小提琴

聂耳完成《义勇军进行曲》离开上海,绕道日本前往苏联学习,虽然没有让朋友们为他送行,可是那天,赵丹和郑君里、袁牧之等上海演艺界的朋友们,还是悄悄地来到汇山码头,远远地站着,目送“聂子”登上“长崎号”。
那一刻,他拿起望远镜,正好看见聂耳抬手擦眼睛,他也忍不住伤感了:“聂子,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落泪啊!”可是,聂耳就像一片彩云,在他依依惜别的眼睛里飘走了。三个月后,当他再次看见“聂子”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深色的骨灰盒了——聂子,不会回来了。就凭这份朋友之情,让他来扮演聂耳,也是合乎常情的啊!
屋子里顿时热闹起来。大家说,对呀,阿丹是一位优秀演员,由他扮演聂耳是合适的。于伶、孟波、郑君里达成了共识。他们向上级部门作了汇报,领导立刻表态,赵丹演聂耳,行!

电影《聂耳》剧照

可是,赵丹虽然是名演员,很受观众欢迎,但真要让他演聂耳,困难却不少。比如,聂耳是单眼皮、狮形鼻,赵丹的脸部特征和聂耳有很大差异。而最大的困难还不在此,年龄上的巨大落差才是个很大的问题。聂耳来到上海那年才18岁,去世那年也才23岁。赵丹已经45岁了。中年人演青年人,能行吗?
化妆师采用塑形化妆,可以使人的脸部特征显得年轻,但真要跨越心理年龄落差,光靠塑形化妆是远远不够的。连赵丹也觉得,扮演聂耳,不仅要形似,更要神似。
“创造聂耳形象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克服演员与角色之间年龄的距离问题……最初我们曾用塑形化妆,按照聂耳本人的面部特征如单眼皮、狮形鼻进行化妆,从外形着手。但是不久就发现方法上有问题。过分在形似上下功夫,非但不可能做到逼肖,更重要的在于从创作方法上来说,一味追求外形的相似,还会在表演上束缚住演员的手脚,带来模拟的危险。因此,我决定从角色的精神状态,从'朝气’这个环节来着手解决问题。”

电影《聂耳》剧照

“后来索性丢掉'年轻’这个概念,尽量使自己在生活中朴实一些,单纯一些,用聂耳的思想感情,而不带杂念地去感染生活,培养自信,一步步去找角色的具体规定情绪。着重'神似’,觉得自如多了,这样就解决了我与角色之间年龄上的距离这一关。”
为了演好聂耳这个银幕形象,赵丹“豁”出去了。果然如赵丹所说,年龄上的距离克服后,赵丹更多追求的是“神似”,于是,一个新的、更高大的聂耳形象在他的心中矗立起来,高大、鲜明、饱满。

赵丹饰演的“聂耳”在创作中

聂耳在银幕上“再生”

这天,上海音乐学院来了三位年岁不小的“插班生”。然而,学生们谁也没有感到奇怪,反而和他们做起了同学,并且热心地教起了他们如何拉小提琴。这三个 “插班生”,学得十分用功,甚至还观察起了老师和同学们的音容笑貌、生活细节,认真地加以模仿。几天后,他们“毕业”了。

电影《聂耳》剧照

原来,这三位“插班生”都是电影演员,一位是《常青树》中扮演车间主任的高正,一位是仲星火,还有一位就是扮演聂耳的赵丹。为了更好地掌握影片中角色的职业特点,他们是来“下生活”,向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学习和取经的。
赵丹不愧是一位“演谁像谁”的优秀电影表演艺术家。电影开拍前,他多次深入公平路、常德路,以及码头、港口等聂耳生前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他的眼前不断活跃着1930年代的聂耳形象,将一位年轻音乐家蓬勃朝气、活泼开朗,甚至天生具有的一份憨态,融化在自己的情感世界和艺术血液里,简直将他的表演天赋发挥到了极致!

电影《聂耳》剧照

仲星火后来回忆赵丹如何扮演聂耳时说:“穿着工人装,手里搭着一件黄色旧外套,喘着气跑到化妆台前坐下……这是歌舞班吴老板要聂耳临时垫演滑稽节目'黑人舞’一场戏的镜头……他十分不得已地往脸上涂着油彩,化妆成了黑人模样。前台传来了'桃花江’等节目的黄色音乐,聂耳紧锁双眉,心里感到十分厌恶。他实在忍不住了,蓦地站了起来,非常严肃地对歌舞班班主任赵梅农说:'赵先生,我说这些节目应该换一换,排几个合乎时代的……’然而,这话换来的却是对方一笑了之的回答。”
“这时,催场的人在喊他了:'聂守信(聂耳本名),快点!’”郑君里一声喊:“好,开始!”摄影机转动了起来,赵丹完全进入了自己扮演的角色。难怪,《聂耳》公映后,观众们惊呼:“聂耳在银幕上再生了!” 

电影《聂耳》剧照组图

获国际影坛大奖

在我国电影界,上海出品的《林则徐》《聂耳》两部影片,被喻为“红烧头尾”。红烧头尾,是一道以青鱼头尾为主要食材烹饪的菜肴,味道鲜美,独具特色。为什么《林则徐》《聂耳》两部电影也成了“红烧头尾”?原来,在庆祝新中国国庆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林则徐》公映于1959年初,《聂耳》公映于同年年尾,因此就有了“红烧头尾”的美誉。
《聂耳》是新中国成立后制作的第一部音乐传记片,公映不久,好评如潮,观众反应热烈。1959年11月12日,《文汇报》以“音乐家的革命道路”为题召开座谈会——

上海文化界人士畅谈感想

贺绿汀:“影片整个是很好的,很容易使人想起过去的时代,那是一个斗争尖锐的时代,给我的印象很深。这个影片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一下那个时代是很有意义的。”

夏白:“这是部成功的电影,很感动人。”

丁善德:“看了影片《聂耳》,我感到获得极大的教育。”

王云阶:“《聂耳》这部影片是成功的作品,具有广泛的教育意义。影片已看了十多次,每次看影片时回忆过去的斗争,重温过去聂耳所创作的时代的呼声,自己还会禁不住掉眼泪。”

被文化部评为新中国国庆十周年最佳献礼影片之一的《聂耳》,不仅在国内享有良好的口碑,在国际上也有相当影响。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是国际电影界的重要电影节之一,它的宗旨是为和平、为人类幸福、为各国自由而斗争,同不道德的影片作斗争。

文化部关于拟从《春满人间》《聂耳》两片中选一片参加卡罗维发利电影节的电报(上海市档案馆藏)

1960年,第12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如期举行。《聂耳》因再现了人民音乐家聂耳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艺术地概括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到抗战前这一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以及达到了“以一个人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深刻效果而荣获本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

《聂耳》电影海报

最后,让我们再一起跟随电影《聂耳》的画面,聆听聂耳最著名的作品——《义勇军进行曲》。

电影《聂耳》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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