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爆发的那场汉字革命
以结绳和书契为形式的契约制度和契约符号，之所以会在五经系统中消失，正是被孔子怒斥为“礼崩乐坏”的历史大变革所致。
现代的中国的主流观念一味附和卖国贼李鸿章，说什么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欧美文化所带给中国历史的冲击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事实上，近三千中国历史所遇到的最大冲击并不来自近代欧美人，而是两千六七百年前的亚述、波斯人。尽管亚述、波斯人并未直接侵略和统治中国，但是正是起源于亚述和波斯的“法家”文化，通过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传入中国，成为“礼崩乐坏”的真正罪魁。
春秋战国时代的那场“礼崩乐坏”，不仅使中国长期陷入战争状态而不可自拔，更重要的是，还使中国历史出现休克式的中断，使得后来的中国人，对此前的历史局部上失忆，对此前的契约的历史、制度和符号失去记忆。而五经系统正是在“礼崩乐坏”，在历史失忆的状态下发端和逐渐成型的。
中国文明本来是双核的，一核是以易经为代表的义理心性核，另一个核则是以结绳和书契为形态的契约核。而五经系统却仅仅保留了义理心性一核，却遗忘了契约一核。因此，五经系统是实际上是一个残缺的系统。
尽管欧美的枪炮的确厉害，欧美人也直接来到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横行霸道，侵犯我国土，残杀我人民，但是，欧美文化的冲击并没有让现代中国人丧失任何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记忆，尽管欧美文化的确影响了现代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理解和诠释。
中国的历史文献不仅没有因为欧美文化的冲击而减少，反而因为欧美文化的影响而增多。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因为欧美文化让我们学会去考古，结果发现了大量埋藏在地下的历史资料，譬如8000年前的结绳符号和7000年前的书契符号。另一个方面，西欧文化激励我们去认真学习中国之外的文明的历史，而这些历史却在很早就不断受到中国的影响，而实际上包含着中国的历史。
当前中国的历史文献，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丰富，更能让人认清中国历史的原貌以及动态演变过程。历史文献的丰富，以及基于此的对中国历史原貌的清晰认知，最终将必然导致对历史中最美好元素和时代的复兴和回归，即对契约制度和契约时代的回归，让契约成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核心。老子所说的“使民复结绳而用之”，恰恰在当今的中国最有可能成为现实。
因此，历史的整体来看，欧美文化带给中国历史的冲击，更可能不仅不是破坏性的，恰恰是修复性，而且是修复2600年前那场礼崩乐坏所带给中国历史的真正破坏。
五经是以文本的形式呈现的，五经系统的形成实际上也是五经文本的逐渐定型的过程，而这也是中国文、字演变史中的一环，当然是非常特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五经系统对中国历史的失忆，在具体表现上，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汉字变革所造成。
这场汉字大变革可以称之为汉字“法家化”，或者汉字“西方化”，事实上，法家化就是当时的西方化，而当时西方文明的主要力量已经由两河-埃及转移到亚述波斯，尤其是波斯，因此，西方化也可称之为波斯化。
在人类所有的文字中，汉字存在两个独特性。第一个独特性是，在字之前，存在着一个明确而漫长的文阶段。直至东汉许慎，对文依然保留了比较明确的记忆，尽管对文的内涵却存在着失忆。第二个独特性是，汉字的本质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用来表达“意”的，而非是用来记录语言的。这个“意”和“义”同义，是义理和道义的意思。即汉字是义理、道义的工具，而非语言的工具。
然而，在中国之外的西方，包括古两河和古埃及，不仅没有独立的文的阶段，而且也没有独立的“意”的概念，没有独立的“义理”、“道义”概念，因此，被现代人成为人类最早文字的古两河楔形文字，一方面在目的上不是表达义理、道义的工具，而只是表达语言的工具，另一方面在起源上在其文化内部缺乏传承，表现出突然性，甚至外来性。
西方的文字从楔形文字以来都是浅薄的表音文字，是单纯的语言的符号化。尽管原始的楔形文字表现出象形的特征，但是其象形的目的还是去构造一个符号去与语言对应，如何象形本身，字形本身并不重要。因此，楔形文字在一开始就存在所谓的通假字，即单纯的表音字，字形和字义毫无关系。甚至有些这样的字还是外传的，是古两河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借用。也就是说，尽管外形上差异很大，但是，楔形文字，包括埃及文字，与后来的直接表音的字母文字并无本质区别。字母文字只是在表音上更直接，更细化而已。
汉字的这两个独特性，实际上都与此前的文有关，是直接来自对文的理念的继承，即对易经和契约符号基本理念的继承。但是，礼崩乐坏却把中国的文、字史一刀砍为两段。礼崩乐坏之前，即便汉字出现了，其形态是商朝的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但是，汉字的性质更接近“文”，更远离“字”，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字形上，甲骨文和金文的典型特征并非象形，而是对结绳和书契符号的直接借用，这些字的字义都是源自书契机制，更应该称之为“契约文字”。在已经释读出来的1000多个甲骨字例中，绝大多数的造字方式都是对契约符号的借用，而非象形，真正的象形字占比极小。但自许慎以来，汉字却被逐渐错误的当成象形，现代人更是将象形绝对化，在字源的解释上极具牵强附会之能事。开头已经举出一些字例，在本文的最后部分，将对其中几个最典型的进行解释。同时，再接下来的文章系列中，将对每一个字的书契原理都进行详细解释。事实上，在此前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对一些源于书契符号的字例进行解释。
另一方面在汉字与语言的结合上，甲骨文和金文与语言的结合非常松散，与语言的同步性很差。因此，甲骨文和金文材料非常难懂。《周易》的经文，《春秋》的经文，以及《尚书》的经文，与金文风格高度一致，可以断定这些经文的源起时间一定在西周。
甲骨文金文这两个特征，说明尽管在形式上已经是字，已经开始与语言进行结合，但是，作为汉字最原始的形态，甲骨文和金文在性质上更接近文，而非字，文的特征大于字的特征。文就是易经和书契符号，这两种符号自文明之处的伏羲时代，就已经在中国历史中出现。文是与语言完全分离的，无论八卦符号，还是结绳、书契符号，其本身是没有发音的。同时，无论八卦符号还是契约符号，所表达的都是“意”、“义”，即义理和道义。
但是，春秋战国以来，随着西方法家文化的传入，西方波斯的文字理念也传入中国，并使汉字与整个当时的社会一起，发生了剧烈的变革，甚至说断裂式的变革。
这场文字大变革，从形式上说，是西方化、波斯化，从内涵上说，是语言化，字母化，也是去“意”化，去义理化，去道义化。其变革的结果是，汉字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此前的传达道义的文，变化成传达语言的字。
然而，由于文的历史太过于漫长，其文化积淀太过深厚，这使得尽管汉字西方化了，但是终究没有西方化，尽管语言化了，但是终究没有彻底语言化，而是停留在完全与语言无关的文，与彻底语言化、字母化的西方字母文字，两者中间的一个状态，这就是所谓的“文言”。“文言”其实就是“文”和“言”的结合，是“言”化的“文”，也是“文”化的“言”，既言既文，又非言非文。
从这个意义上，在人类所有文字中，文有汉字存在“文言”的状态，即“文言文”。因为西方的所有文字都是彻底语言化的，并不存在“文”与“言”的结合问题。西方历史并无独立的“意”、“义”的概念，因此也无独立的“文系统”。
然而遗憾的是，自许慎以来，五经系统对汉字前的文的历史信息遗忘了，即对此前的契约符号遗忘了，包括对契约符号本身，以及进入甲骨和金文字形中的契约符号。而导致这次文、字的历史发生断裂的就是“礼崩乐坏”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的大变革。更让人痛心的是，连这次文字大变革本身，也被遗忘了。这导致后人，无法理解“文言”的真实历史来源，以及真实内涵。
现代中国人更是错误地将“文言文”与“古文”等同，现代翻译家也想当然地将任何文字的古代形态都翻译成“文言文”。事实上，任何文字都有难懂的古代形态、历史形态，但是，除了汉字之外，所有的文字都没有文言文这一文字形态。
“礼崩乐坏”时期所发生的汉字大变革，是受当时西方字母文字冲击的结果，在汉字出现相当程度的语言化的同时，也激起了对汉字本质属性的大讨论。讨论的目的是维护汉字的道义传统，而拒绝彻底语言化。
《庄子》比《周易》还要绝对，不仅否定了汉字，甚至连语言也否定了。《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荀子则从名实相符的视角对此进行审视。《荀子·正名》：“心也着，道之工宰。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这里“说”和“辞”是不同层次、维度的语言表达手段，都是为了更清楚地表达“道”。这里的“道”与《周易》、《庄子》所说的“意”同义。
《周易》、《庄子》、《荀子》三者的相似之处有两点。首先，都共同强调“意”、“道”的本位性、主体性，而文、言、书均传达“意”和“道”的手段。其次，都认为汉字本身并不重要。现代人相当然地把汉字的出现说成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件大事，但是，从“意”、“道”的角度，先秦古人却认为汉字本身无关紧要。
在《正名》中，荀子将一切表达“道”的符号系统和语言系统统称为“文”，认为都是人为“约定”，人为的赋予。这意味着文和字的成型原理都非象形的。约定、赋予和象形实际上两种截然相反的造符、造字理念。象形是从物到字再到人，其本在物，而约定、赋予则是从人到字再到物，其本在人。象形说是一种“物本”文字观，约定说则是“人本”或“意本”文字观。后者为中国固有，而前者则来自当时的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