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不是挖宝，更需要的是思考

■解放日报记者 王一

曾经，考古似乎和现代社会相隔甚远，对普通人来说有些遥不可及。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考古手段的进步、考古知识的普及，考古不再是生僻冷门的领域，而与每个人产生越来越多的联系。

有人说，文明的人类总是热衷于考古，就是想把压缩在泥土里的历史挖掘出来、舒展开来进行窥探。但在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陈淳看来，泥土里的窥探和书斋中的考古同样重要，而后者常常被人们所忽视。他倡导考古学者深入研究考古理论后再进行考古的实践，因为“思考考古学的问题比挖土更加重要，没有问题的考古发掘常常会变成'挖宝’”。

“沙发考古”常被看作另类

如果把考古学家看作历史的侦探，那么理论就是帮助侦探面对“作案现场”时思考“犯罪”过程的一种假设性思考，分析各种复杂的可能性，以便为“破案”设定寻找证据的路径

读书周刊：提到考古，人们并不陌生，但您的新书名为《沙发考古随笔》。“沙发考古”看似是个新颖的概念，就是坐在沙发上考古吗？

陈淳：“沙发考古”源自美国的armchair archaeology，意指理论考古。但在中国，考古学又叫锄头考古学，是动手动脚找材料的体力活。因此，“沙发考古”到了中国，又叫纸上考古，指坐在书斋里的笔耕，被很多人看作另类。

然而，如果考古只限于挖土、辨认陶片和类型学研究，缺乏思辨精神和想象力，那一定是枯燥乏味的。爱因斯坦有句名言：“想象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则涵盖了整个世界。”爱因斯坦的理论物理也可以被视为“沙发物理”，他的伟大贡献举世公认。考古学家伦福儒说，考古学部分是缜密的研究，部分是从事创造性的想象。他还说，考古学史首先是思想的发展史。所以我希望中国能够有更多学者从事“沙发考古”。

读书周刊：我们为什么一直忽视考古学的理论研究？

陈淳：这和我国考古学的定位有关。

中国考古学是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产物。顾颉刚先生发起的古史思辨运动，使得学界认识到地下文物在证经补史上的作用。于是，疑古思潮迅速被我国学界采纳，中国考古学的史学定位就此确立。长期以来，考古学是依附于史学之下的一个分支，直到最近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我国的传统学术如经史研究本来就缺乏理论研究，相信眼见为实，并不认同抽象的理论思维。如果考古学的问题都来自现成的文献，那理论就是多余的东西，所以，我国学者常将理论看作缺乏事实的空谈，认为考古学重视理论是本末倒置。这是考古学从业人群缺乏科学训练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中国考古学在发掘能力上很强，但是在解释考古材料上乏善可陈的根本原因。

读书周刊：长期服务于史学使得当下我国考古学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材料解读和历史重建水平难以提高、学界对某些阐释性问题存在尖锐分歧等，都与偏颇的重历史、轻科学的观点有关。您是否认为考古学是与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学科？

陈淳：考古学比较特殊，就如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所说，这是一门用间接方法在残缺不全的材料中研究古代人类行为的学科。

过去，我们习用的方法比较简单，主要是类型学和地层学，用典型器物或具有年代标志的类型进行排列比较，得出大致年代和文化关系的推断。发掘报告也只是对出土文物的罗列描述。这基本是一种经验性的简单操作，无法将出土文物转化为历史知识。对某些阐释性问题存在尖锐分歧也与此有关，因为缺乏实证的经验分析，难以了解现象的潜因，从而获得抽象的科学认识。

虽然考古学是一门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材料却是各种物质材料，需要通过自然科学手段如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化学乃至遗传学的方法来分析，所以缺乏自然科学的手段，考古学的研究水平是难以提高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结合只是比较晚近的一段历史，它们虽同为研究人类历史的学科，但是无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历史学是对文献记载的研究，而考古学是对物质材料的研究，所以必须依赖自然科学方法。

读书周刊：在您看来，考古学理论和考古的实践应该如何结合？

陈淳：考古学理论主要强调问题意识，就是要明白我们的发掘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如果没有理论，我们许多发掘都是盲目的，没有解决问题的想法，大多只是照章办事。理论还提出对历史重建的设想，并通过实际的发掘和材料分析来进行检验。如果把考古学家看作历史的侦探，那么理论就是帮助侦探面对“作案现场”时思考“犯罪”过程的一种假设性思考，分析各种复杂的可能性，以便为“破案”设定寻找证据的路径。考古学的操作和侦探的破案过程完全一样。理论为考古学家如何发掘、找什么材料以及如何用逻辑将分析结果构建为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提供合理的模型和框架，并最终做出科学的判断。

理论思考在探索一些因果关系和规律性问题上发挥着指导性的作用，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战略性课题，如农业起源和国家与文明起源等。这些问题单从材料的收集、观察和归纳中是无法解决的，需要多个角度，提炼各种证据来综合分析，并用逻辑推理来验证某些假设，理论就是为这种全方位分析构建研究的路径和模型。如果单凭发现一些谷粒、家畜来定义农业的起源，或者凭借文字、城墙或青铜器等物质标准来定义国家和文明起源，已经远远不够了。科学的基础训练还应该包括如何定义和使用抽象的学术概念、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训练，更重要的是逻辑推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过去，我们考古专业训练只是培养学生田野发掘技能，熟悉器物鉴定和分期的能力，缺乏科学研究基本原理的训练，这对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水平有直接的影响。

思维方式也需创新进步

如果考古学家只会发掘而不会思考，没有理论的素养，这门学科就无法提高，我们培养学生的水平就只是技术工匠的档次

读书周刊：考古学理论在中国一向不大受人重视，您最早为什么选择了考古这条路？并开始把考古学理论作为研究对象？

陈淳：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考古的研究生，在贾兰坡先生门下学旧石器考古学，也只是兴趣所致。我1986年出国留学，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考古学理论，因为世界知名的考古学理论大家布鲁斯·特里格先生就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执教。我对考古学理论的关注深受他的影响，并深感中国考古学缺乏理论思考的弊端，回国后我努力把国际上流行的考古学理论介绍进来。我觉得，如果考古学家只会发掘而不会思考，没有理论的素养，这门学科就无法提高，我们培养学生的水平就只是技术工匠的档次。

读书周刊：您觉得这三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领域里，给您印象最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陈淳：这三十多年来，比较大的变化是考古学同仁特别是年轻人思想活跃，对国外的学科进展充满好奇，并努力提升自己。今天科技考古已经成为考古学实践的常态，各种成果也出现在世界著名的考古学术刊物上。所以，中国考古学能够突破类型学和地层学单一的方法，将多学科交叉作为研究的常态，是这门学科最大的进步。

读书周刊：《沙发考古随笔》这本书中挑选了您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报刊上发表的短文，如今回看这些文章，也可以感受到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吗？

陈淳：这本随笔是几十年来对考古学许多问题的思考，以及引进国外考古学理论的成果。现在回看这些文章，有些方面大有改观，但是有些方面变化并不大。就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借鉴国外的技术方法比较容易，所以科技考古的方法在中国被普遍接受。但是考古学理论借鉴相对滞后。在国外，技术方法和理论是一体的，科技方法往往是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引进科技方法，却没有同步引入运用这种方法的思维方式，因此我们的科技方法往往也达不到原来的要求。所以，理论的滞后妨碍了考古学的进一步提高，科技方法的借鉴也无法得其精要。

理性看待“与世界接轨”

如果只是到其他国家挖几个遗址，发表几篇文章，不能为考古研究做出自己独到的贡献，这样的境外考古仅是走出国门的一种姿态而已

读书周刊：您提到了中国考古学不断在借鉴国外的技术与理论，在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陈淳：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的主要范式就是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所创建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其代表作是《欧洲文明的曙光》。1949年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考古学基本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进行操作，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的重建。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交流为考古学带来了新的气象，国际上许多新的理论方法也逐渐介绍进来。我国学者也走出国门留学和参加国际会议，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一些研究项目也有国外学者的身影。但是，中国考古学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学者在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上的某种滞后，使得我们较难与国际学者平等对话。

考古学毕竟是一门带有民族性的学科，而中国考古学在引入科学考古学之后很大程度上被我国的传统史学所同化，中国考古学有很强烈的证经补史倾向，信奉二重证据法，这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因此，这种以历史学问题为导向的考古研究成果拿到国际上去时就会受到比较尖锐的批评。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一例。特别是诸如朝代、事件、战争和历史人物等问题，如果没有出土文字的自证，是很难达到预期要求的。所以，中国考古学如果要跻身世界社会科学之林，还是有许多需要学习和思考的地方。

读书周刊：所以说，国际化是推动中国考古发展非常重要的方式。

陈淳：我觉得在技术和方法的层面，中外学术交流会比较容易，但是在建设考古学理论以及在如何解释考古材料，还有如何利用考古材料来重建历史上，中外学者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分歧。因为社会科学，特别是考古学并非完全客观的一门学科，它会受到当下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还会受到学者自身偏好和价值观的影响。所以，我并不认为国际化会促进中外学者对考古材料阐释层面的相互理解。技术没有立场，非常容易交流和学习，但是材料解释，特别诸如社会发展的阐释是有立场的，很难达成共识。

读书周刊：近年来，我国考古有了“走出去”的趋势，但是也有人认为我们应当在合理有效地完成国内工作的基础上再考虑境外考古，您如何看待这类观点？

陈淳：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基础工作要做，我们的研究水平并不处于国际前沿。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到像非洲和美洲等国家进行考古发掘，需要对对方国家的地质、历史、文化传统和研究成果有非常透彻的了解，这些都是需要花大力气准备的。如果只是到其他国家挖几个遗址，发表几篇文章，不能为考古研究做出自己独到的贡献，这样的境外考古仅是走出国门的一种姿态而已。当然，有些境外考古比如对中亚相邻一些国家的考古，与我国西北地区的考古研究有密切的关系，对了解我国自身的考古材料有很大的帮助，这样的合作还是具有实在的学术价值的。

英美一些考古学家在埃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和中美洲的工作都投入了他们毕生的心血，如为印度考古学做出奠基性贡献的英国惠勒爵士和为西亚农业起源做出突破性贡献的美国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等。“走出去”毕竟能够开阔眼界，增进文化和学术交流，同时学习其他国家考古的经验，应该会对我们研究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

如果人类能够克服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那么文明的进步意义将会比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更深远；但是，如果人类一味盲目追求发展，没能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其后果将可能是灾难性的

读书周刊：近些年在中国，随着诸如社会潮流、经济发展、文化需求、学科壮大等方面的发展，公共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各种宣传手段和力度都极大增强，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您怎么看待这股潮流？

陈淳：我国经济发展和文化的需求，使得博物馆和考古活动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成为业余生活和旅游出行的主要选项。公共考古在中国也方兴未艾，其实公共考古并不限于普及考古与文物的知识，也旨在提高公众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但是，这项工作还是比较艰巨的。首先，专业考古工作者要有为公众服务的想法，最主要的就是将冷僻的专业知识变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这对专业人员是一种挑战，因为只有深入才能浅出，粗糙的研究很难讲好它们背后的历史故事。第二，媒体也需要了解考古学的一些基本知识，不要追求考古发现的轰动效应，或渲染挖宝的刺激性和神秘性，需要向大众介绍这是一门严谨的科学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古人遗留下来的东西重现古代已逝的社会发展过程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第三，某些鉴宝节目其实对文化遗产保护有负面作用，某种程度上会刺激非法的盗墓和文物走私活动，导致对地下文化遗产的巨大破坏。在这方面媒体和专业工作者还没有很好地沟通和合作，认识到考古与文物在了解我们自身和民族历史中的意义和作用。鉴宝节目如着重表现文物在拍卖市场上的天价，只会损害这门学科，因为盗掘后的遗址和墓葬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大部分价值。

读书周刊：所以《沙发考古随笔》的目标，也是让人们客观地了解考古这门学科吗？

陈淳：我这本书的目标读者基本上是业内同行和在高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我不知道这本书是否会在普通读者中产生影响，毕竟考古学是一门比较冷门的学科，我的文章也多是些针对业内有关的理论方法问题，不像通俗书籍那样引人关注。

读书周刊：对考古学的了解，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吗？

陈淳：美国考古学家莫里森曾指出，考古学研究的价值就在于能为我们今天的决策服务，向公众宣传人地关系之间的危险性和脆弱性。考古学能够为今天决策者提供的一个警示，就是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几乎总是社会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了解生态环境的拐点在何处，如果越过这个拐点，社会衰落将不可逆转。面对类似玛雅、复活节岛文明崩溃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反躬自问，我们究竟比这些先民有多少高明之处？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过去50年的进步超过了过去的500年，过去500年的进步超过了过去的5000年，而21世纪的文明将继续在科技、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出现很大的变化——地球正在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变成一个智慧的星球。这种文明的发展趋势将表现为一种自5000年前文明开始以来十分不同的发展轨迹，机遇将和挑战共存：如果人类能够克服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那么文明的进步意义将会比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更深远；但是，如果人类一味盲目追求发展，没能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其后果将可能是灾难性的。

古代文明的崩溃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通过它，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不仅不能为所欲为，并且应在努力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大力提倡改变消费习惯，珍惜和保护环境，以可持续的理念来控制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努力缓和正在加剧的环境和生存危机。

书摘

人类演化充满了艰险

在人类自身的演化历程中，自然选择这把利刃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大约500万年前，南猿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它们是一批相貌特征与黑猩猩相差不大的种群。至少在300万年前，自然选择已将南猿一分为二。一支是粗壮南猿，长有硕大的牙齿和颌骨；一支是纤细南猿，骨骼较为轻巧。这一分化明显是对不同生境和不同食谱的适应，前者是素食者，而后者是更为灵巧的杂食者。

选择的天平向纤细南猿倾斜，能人从中脱颖而出，成为最早的人属（Homo）成员，其后是直立人。后者大约在200万年前出现，他们的足迹迅速扩散到中东，继而各自走向欧洲和亚洲。在人类演化的这段历程中，粗壮南猿仍然生存在非洲。但是它们已经在自然选择中落败。大约100万年前，在和直立人并存了大约100万年后，粗壮南猿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直立人扩散到旧大陆不久，尼安德特人在欧洲和近东出现了。由于地球上冰河时代的来临，尼人的生境很像是北极的因纽特人。对寒冷气候的特殊适应，使尼人演化出粗短身材和极为强悍的体格。他们制作精致的石器工具，会用兽皮制作衣服，照料残疾人，用鲜花悼念和埋葬死者，用兽骨制作骨笛，并有某种宗教信仰。然而，尼人也没有能避开天择的利刃，大约35000年前，尼人灭绝。从非洲来的晚期智人取而代之，这些被称为克罗马农人的现代人，身高可达1.8米，直立和体格上比尼人更胜一筹。

人类的演化，是一个不断分叉演进的历程。在分叉演化时会产生一个个的瓶颈效应，我们祖先在面临瓶颈效应的时候，地球上一定发生了一些特殊的状况，使得他们被迫去适应新的环境因素。这种快速适应会在种群中产生遗传变异，而且也会使人类的基因库发生重大的变化。

“射鸟纹”之我所见

我们知道，在纯艺术出现之前的史前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像三星堆和金沙金器上的图案和符号是当时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产品，因此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史前艺术充满了巫觋特点，即便到了商代，青铜器上的纹饰也大多是萨满信仰的表现。

在巫觋与超自然神灵的接触中，动物是沟通天地的主要媒介。因此，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地的萨满艺术中看到对种种动物的描绘，最常见的有鸟、蛇、鱼、蛙、虎、鹿等。

鸟作为一种会飞翔的动物被萨满广泛用来作为升天的媒介，比如金沙遗址发现过一片圆形的太阳神鸟金箔饰，表现为四只神鸟围绕着太阳飞翔。图案的意境几乎和浙江河姆渡出土的双鸟朝阳蝶形器如出一辙。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出土一件玉鹰，双翅外展，腹部刻有代表太阳或宇宙的两个圆圈，中间象征光芒的八角纹，表现了相似的以鸟通天的巫觋内涵。良渚玉器上也常见有各种鸟纹，从巫觋沟通天地的手段予以考虑，便不难理解这类动物图案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