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 粟
芦粟
孩子们成年了,都不在身边,老俩口挺寂寞。我坐在阳台上,仰望皎洁的明月。今天是二姐忌日,我回乡纪念她,顺便带回芦粟。我抝断一根芦粟,撕皮大嚼,觉得甜津津的,但是心头掠过一丝惆怅、一分失落。
芦粟啊芦粟,你不起眼,却始终不渝陪伴我们这辈上海人。
郊区一向富裕,我父亲又是镇上的中医,建国初,我家算得上小康,可是,上大学前,我吃的零食不外乎茅针、桑葚儿、毛豆干、胡萝卜干、青玉米、爆米花等,而不化钱的美味当推芦粟。
父亲贪租金便宜,在农村租房。租房是连宅基地的,母亲便带姐姐们和我种蔬菜、杂粮,当然也种芦粟。芦粟籽发红了,我便迫不及待,经母亲批准,拿把菜刀,“喀嚓”一声砍下一棵。姐姐们捋叶、去梢,然后晒干:梢可扎成扫帚,叶、皮冬天可烧火。姐姐们只可一人抝一节,撕皮成条,剪成斜口,往肉里一插,嗨!一盏小灯笼!姐姐们得等我欣赏这“艺术品”直到厌倦,才可吃掉,因此,她们常吃干呼呼的芦粟。姐姐不让我撕皮,因为这得有点水平,否则,剃刀般锋利的皮割破皮肉,甚至深可见骨,不过不要紧,从皮上刮下白霜般的粉一抹,捏几捏,不出一星期,伤口愈合,没疤。
有时病家送来,或母亲攒下钱买,姐姐们和我能吃到瓜果,一旦有此奢侈享受,我们会乐上三天。
说来也可怜!有年夏天,骄阳似火,蝉鸣如雷。一个小贩骑自行车到村头,“惊堂木”敲得木箱震天价响。他扯开大嗓门吆喝:“赤豆棒冰,五分一根!” 我刚上小学,赤膊赤脚蹦进门大叫:“姆妈,买三根棒冰!” 姐姐从不敢造次,我仗着最小,又是独子,才敢这样风风火火。母亲一听,瞪大双眼怒喝:“什么?三根棒冰!你……” 见她扬起右手,姐姐眨眼睛,我掉头就逃,一口气跑出十里路,傍晚才溜回家。晚饭后,乘凉时,父亲打断母亲的数落,慢条斯理地劝说:“何必呢?我们劳劳碌碌,为谁呢……” 第二天,母亲收拾一堆破烂,恩准姐姐们带我卖掉。我拉上比我大十岁以上的姐姐们,到村口向小贩换来两包橄榄,和姐姐们分吃了五天。我至今还会哼小贩拖腔拉调、蜜得令人垂涎三尺的叫卖歌:“踋踏车,卖橄榄,一分卖两只,十一只卖五分!香炒热白果(银杏),香是香来糯是糯,老太婆吃了眼睛多,新娘子吃了肚皮鼔,大姑娘吃了奶奶大(沪语说du)!”
二姐嫁给农民不久,我考上县一中——市重点中学。星期日,我常帮她种自留田。当然,山芋和芦粟是必种的:三年自然灾害,我正长身体,山芋补充果腹;芦粟的享受权属我和外甥。
我到上海上大学了,星期日仍常去二姐家拿回芦粟,和不稀罕吃令人肚胀屁多的山芋的同学实践共产主义。
我大女儿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生的。她幼小的心灵中,郊区姑妈就是各种零食丰富的小店老板娘。我常告诉她:故乡啊,故乡,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小桥下清清的流水哗哗淌,满望翠绿的田野,蝉儿聒噪,麻雀啁啾,青蛙歌唱,蝴蝶翻飞,蜜蜂戏花;满塘菱藕,小荷才露尖尖角,已有蜻蜓立上头……傍晚,我把菜刀插在腰问,拖捆芦粟,赤脚行走在乡间小道上,不起尘土,“簌簌”作响。远处,夕阳的余晖染出大片金色,老牛“哞哞”吼,小羊“咩咩”叫,小狗前蹿后跳地吓唬一步三摇归棚的鸭和鹅……她天真地直叫:“爸爸,我长大种田去!” 她哪会知道,我们这代人生不逢时,丰收的喜悦的背后是劳动者的艰辛,芦粟的甜汁饱含生活的苦涩。
改革开放多年了,二姐几乎年年送土产来。孩子们发育前抢着吃,后来兴趣渐淡,最后不屑一顾。已经工作的大女儿说:“姑妈乘长途汽车再摆渡,花这么些钱送来,何苦呢?要吃,浦东也买得到。” 妻子也时常提醒我:“她已届甲子,空身来看我们已不错了……”我总说:“让她送来吧,我是她的小弟呀。”凡送来芦粟,我当二姐面就吃;当然,皮由她撕。
二姐病逝前,我到医院探望。她问我:“弟弟,你还记得爹爹的一句话吗?” 我问:“哪一句?”她闭上眼睛说:“衙门钱,一蓬烟;生意钱,几十年;种田钱,万万年。”
二姐,你尽管仙逝了,不过,你放心,弟弟仍会吃到外甥特地种的芦粟的。
陈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