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文王墓位于广州越秀象岗山中,1983年6月,广东省政府基建部门正于此山施工,偶然发现墓室顶盖石板,震惊世人的岭南大墓就此现身。后经科学考古发掘,确定墓主为西汉南越国第二代王文王赵眜,下葬时间为公元前122年。南越王墓凿山为藏,深埋象岗山顶之下20米深,整个墓室平面呈“士”字形布局,有前后两道石门,中轴对称,前半部为前室、东耳室、西耳室,后半部为主棺室、东侧室、西侧室、后藏室。 南越王墓未被盗扰,墓主身份姓名可考,位处汉帝国的边陲,同时又是汉武帝时期少有的异姓诸侯王陵,因此其历史、文物价值十分珍贵。与汉代其他诸侯王墓相比,它有不少独特之处。如:形制特别,兼具崖洞墓、竖穴木椁墓特征;随葬器物文化源流广泛,涵盖越、汉、楚、秦、匈奴、瓯骆乃至域外等地;墓中有15名殉人,地位之高,人数之多也属罕见。 南越王墓共出土文物1000余件(套),种类涵盖玉、石、金、银、铜、铁、铅、陶、漆、木、食品残骸等30余种。其中玉器有244件(套),数量多器形丰富,蔚为大观。如71件玉璧、58件玉剑饰等都为国内之冠;丝缕玉衣、角形玉杯等也是独一无二的稀世之珍。墓室7个部分中,仅后藏室无玉器出土。 墓主身穿丝缕玉衣,玉衣上方墓主头顶及肩部有3件精美玉器:兽首衔璧玉佩、凤纹牌形饰、虎头金钩扣龙形玉佩。西侧室发现有殉葬人7人及猪牛羊3牲的遗骸。该室出土玉器主要为殉人佩饰,共计12件,包括玉卮、玉璧、玉环、玉璜、玉鼻塞等。墓中此类玉器最多,品种丰富,从数量而言,组玉佩和玉剑饰是装饰用玉中最大的两类。而墓主头部周围出土的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等数件器物,构思奇巧,工艺高超,冠绝汉代。 组玉佩,共11套,墓主1套,夫人7套,其他殉葬人3套。墓主组玉佩为其中佼佼者,原覆盖于玉衣之上,由32个配件组成,玉组件包括双凤涡纹璧、透雕龙凤涡纹璧、犀形璜、双龙蒲纹璜、环、佩、翁仲、环、珠等,再辅以玻璃珠、煤精珠、金珠等小配件,从而形成了一套轻重有序、主次分明、色彩斑斓的华美佩饰。南越王墓出土11套组玉佩,在汉墓中首屈一指。 玉剑饰,共58件,同样在汉墓中为数最多。这58件玉剑饰,在墓主身边15件,其余43件藏于西耳室。从现有材料看,汉代形成了4件玉剑饰各有分工合为一套的组合样式,其名字分别为首、格、璲、珌。以玉作剑的装饰,实用性不强,南越王赵眜一方面传承先祖赵佗尚武传统,墓中随葬兵器丰富且尤其长剑令人赞叹,另一方面也将自己爱玉之心与尚武之志结合,这批玉剑饰有相当一部分纹饰造型极其精美生动,是汉代玉剑饰发展水平的巅峰之作。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原放置于墓主玉衣头罩之上,直径约10.6厘米。其构图分内外双环,内环一游龙居中,前后爪伸至环外,有一凤鸟在外环中站立于龙前爪之上,扭头回望游龙,凤冠及尾部以抽象的纹饰似云似水延伸于内外双环间。整体构图主次分明,龙凤呈祥,妙韵天成,将“天人合一”“阴阳相调”的中国古代“和”文化展现的淋漓尽致,以今言之,这也是两千多年前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自然体现。 玉制容器在汉代目前所知极为稀少,据不完全统计,仅10余件,而南越王墓中出土有5件之多,其意义非同一般。这其中,铜承盘高足玉杯,世所罕见。该器高17厘米,除高足玉杯外,还有金首银身游龙衔花瓣形玉托架、木托座、铜承盘等部分构成。一件器物综合运用玉、金、银、铜、木五种材质,以玉杯为核心,呈三龙拱杯之势,匠心独运,造型奇巧,让人联想到史书记载同一时期汉武帝所建的仙人承露盘,它也许就是汉代五行及黄老思想对南越文化影响的体现。还有学者认为本器或为史籍中所载“方诸”的形象。 墓主头箱中出土的角形玉杯,更是国之瑰宝。它由整块青白玉雕琢而成,玉质温润,高18.4厘米,呈犀牛角造型,器表有一尖嘴兽纹饰,生动逼真。全器雕工细腻丰富,综合运用了线雕、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等多种技法,这标明该时期的玉雕在章法布局、材料运用、技巧发挥等方面日趋成熟。它是汉代唯一考古出土的角形玉杯,其造型溯源,观点纷呈,或认为与南越人对犀牛角的崇拜有关;或认为此物正是中国古代酒器“觥”,有罚酒之用;或认为这是西方“来通杯”的造型,应与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异域文化有关。本件器物工艺尽善尽美,造型引人遐思,是中华文明中不可多得的稀世之宝。 玉杂器可分为印章、带钩、六博棋子三种。墓中出土玺印共23枚,其中玉质印章9枚,6枚无文字,有文字的三枚随墓主贴身下葬,分别是:“帝印”玉印,以螭虎为钮,该印用“帝”不用“玺”,将“帝”“印”二字连用,独具创新;“赵眜”玉印,覆斗钮,为墓主名章,为我们确认墓主姓名提供了直接证据;“泰子”玉印,覆斗钮,“泰”通“太”,是南越国预立太子制度的体现。 带钩在墓中共出土36件,其中4件为玉带钩,它们形体最大,造型精美,作工精致,保存状况好,同出自墓主棺椁中。此4件玉带钩代表了汉代玉带钩的最高水准,如其中一件龙虎并体玉带钩,玉色青白,质地莹润,造型奇特,虎在钩首,龙居钩尾,两体并连,龙张巨口,虎举利爪,二者共夺一圆环,整个器物构图简练,式样新颖,前所未见。 南越王墓玉器与汉代其他诸侯王墓相比,有其显著不同。首先,在时间上显示出时代跨度大的特点,涉及战国、秦、汉等多个历史时期。
其次,南越王墓玉器在空间上体现了多地域文化玉器杂处交融的特点,文化融汇现象十分普遍。 总体而言,墓中楚式风格玉器最多,南越王墓发现后,我们曾对墓中玉器选样18件(其中玉衣片10件),用科学仪器进行了分析测试鉴定研究,再结合史料,得出初步结论是玉料中有部分可能为本地自产,以韶关曲江地区可能性为大。
从玉料自产,部分玉器制作显仓促,玉器种类丰富且多汉代罕见之器等角度考虑,我们有理由相信,南越国有自己的制玉工坊。制玉工匠有可能是在岭南并入秦版图时,由北方随军南下而来,或者在南越建立之后,由北方尤其是楚地迁徙而来,当然本地工匠亦在其中。这些伟大的古代工匠兼容并包,博采众长,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岭南玉器,这也是两千年来岭南地区开放包容创新之风的直接体现。
文章来源:《收藏家》2018年3月刊《汉玉大观——南越王墓玉器略考》(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删减)